世界和平論壇秘書長、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接受中評社專訪（中評社 郭至君攝）
中評社北京7月8日電（記者 徐夢溪 郭至君）第八屆世界和平論壇舉辦前夕，論壇秘書長、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閻學通接受中評社專訪，他在此深度剖析了中美關係現狀、中美競爭未來的走勢和對世界產生的影響，並分享了對中美貿易衝突、中美競爭中的台灣因素和數字經濟時代的大國戰略競爭的看法。
精彩觀點：
◆中美貿易摩擦將是長期的，特朗普執政期內結束的可能性不大。中美貿易衝突向其他領域的擴散的勢頭不可阻擋。
◆中美競爭看起來表現在經濟領域，但背後更深層次是技術創新的競爭。
◆我們現在進入一個新的競爭時代，而且是一個缺乏曆史相似競爭經驗的時代。
◆我們必須放棄傳統地緣戰略觀念，運用新的範式理解無線領域的大國戰略競爭。
◆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技術變化速度加快，對社會影響的速度加快，社會變化速度就會加快，這要求糾偏速度和創新速度也要加快。
◆在台灣問題和香港問題上，我們要特別明確對主權的認定。我們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那怎麽確定它的主權範圍，就是哪些算作主權，哪些算治權，恐怕我們得有區分。
◆大國在製定外交政策時減少考慮意識形態的趨勢下，越不考慮意識形態的，越能有利於保護自己的國家利益；越考慮意識形態的，越不能最好地製定維護自己本國利益的外交政策。
◆未來向對手搞經濟製裁的現象會越來越多。
世界和平論壇由清華大學主辦、中國人民大學外交學會協辦、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承辦，是中國第一個高級別非官方年度國際安全論壇。本屆論壇以“穩定國際秩序：共擔、共治、共享”為主題，討論聚焦大國關係和AI技術。論壇將於7月8日至9日在清華大學舉辦，吸引多國駐華使領館關注，已有50餘位駐華大使確認出席。
中評社：您如何評價今年中美關係的緊張程度？您覺得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閻學通：首先，中美貿易衝突仍在繼續，這是因為雙方還沒有解除已增加的關稅。中美貿易衝突從去年5月份正式開始到現在，實際經曆了一個跌宕起伏的過程，眼前的狀態是繼前兩次起伏後暫時停止升級。有人說現在中美之間達成了貿易休兵，這個說法不太恰當。實際是，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仍在進行中，雙方達成了一個共識，衝突暫時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上不再升級，即中美貿易衝突進一步升級得到緩解。打個比方，如果在戰場上，雙方現在的衝突仍然在師團建製的水平上小規模開展，還沒上升到集團軍對抗的水平。
第二，現在中美貿易衝突向其他領域擴散的勢頭不可阻擋。中美貿易衝突已不僅是貿易領域裏的貿易赤字平衡的問題，而開始擴散到了技術領域。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開始要在世界範圍內“封殺”華為，在某些領域裏要阻止跟中國的技術交流和合作，以遏製中國的技術創新能力的上升速度。下一步有可能擴散進入的領域是金融領域。
第三，中美貿易衝突對世界的影響已經不是潛在危險，而變成了一個現實。中美之間發生了貿易衝突，很多國家今年的對外出口和進口都受到影響，連阿根廷的銅出口收入明顯減少。也就是說今天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對世界的影響是現實的，證明中美關係確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他們之間的衝突和合作對全球的經濟都會產生影響。
中評社：去年世界和平論壇上，大家擔憂中美貿易摩擦引起的世界經濟危機是否將要到來？各國會采取什麽樣的反應？
閻學通：今年跟去年的形勢不太一樣。去年大家擔心中美貿易衝突可能會導致全球經濟危機，危機感非常強；今年由於中美貿易衝突對各國乃至全世界的影響已經發生了，大家看到影響比預期的要小，所以現在大家對中美貿易衝突的全球性影響的體會更接近實際情況，恐慌心理比去年要弱一些。去年的恐慌源自於大家懷疑會發生跳水式的或硬著陸式的危機，而現在認識到，它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一定是負麵的，經濟增長會緩慢，但不會立即引發全球性的經濟危機。
再者，由於中美兩個經濟體量太大，這些國家既沒有能力來推動中美兩家和解，也沒有能力加速中美之間的衝突，所以多數國家都是在被動接受衝突影響，采取策略減少衝突帶來的傷害，和利用衝突給他們帶來的機會。
中評社：您如何判斷中美貿易摩擦的走向？要結束中美貿易摩擦需要哪些條件？
閻學通：我不認為中美貿易摩擦能結束，中美貿易摩擦將是長期的，雖然是有時限的，但至少特朗普在任期間難以結束。中美貿易衝突的趨勢應該是個上升趨勢，不會是一個下降和緩解趨勢。
特朗普執政期內結束的可能性也不大，這意味著，無論中美雙方在貿易談判中是否達成協議，都很難解決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問題，因為特朗普很有可能不執行達成的協議。當一個達成的協議得不到有保障的執行時，那麽協議達成和達不成的效果基本是一樣的。所以客觀來講，特朗普的戰略目標是“讓美國更偉大”、“美國第一”，其基本戰略是單邊主義策略，即集中美國的全部優勢壓迫對方，迫使對方讓步的策略。他的目標和他實現目標的策略意味著，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將持續，程度將更嚴重。那麽達成和達不成協議，對雙邊關係就不會產生重大的戰略影響差別。
中評社：您曾說過中美競爭的核心是在經濟競爭而不是在軍事競爭上，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變化？
閻學通：第一，國際社會、戰略界和政治家們對核武器是終極武器的認識越來越成為一個常識。人們對核武器的認識是不斷深化的：剛有核武器時，人們以為核武器和其他的武器在性質上是相同的，隻是威力大一點；後來逐漸認識到，核武器是一種終極武器，用這種武器進行戰爭的話，雙方都沒有贏家，這是一個新的認識進展；再往後，人們認識到非但沒有贏家，這種武器很危險，可能會把全人類消滅掉。當核武器是終極武器成為一種常識，就決定了有核武器國家之間不會進行直接戰爭，因此，核武器保證了中美之間不發生直接戰爭。
第二，代理人戰爭不適宜今天的國際戰略競爭。原因是用這種戰爭方式不能增加國家財富，也不能增強國家實力。而大國競爭的就是實力，實力比別人強大，權力才能多。在數字經濟時代，戰爭不能增強實力，這就是為什麽運用代理人戰爭的方式來競爭的手段變得越來越不適宜。
第三，為什麽代理人戰爭對增加大國實力的作用在下降，其中很重要一點是，因為現在財富更多來源於數字經濟，不是來自於自然資源。自然資源在財富增長中的所起的作用呈下降趨勢，而不是上升趨勢；現在數據成為資源，有運用數據能力就能使之變成財富，大國競爭需要自身有運用數據的能力，於是，運用數據的技術能力變成了一個競爭核心。而代理人戰爭無法幫助一個國家提高自身的網絡技術能力，所以代理人戰爭手段不適合今天這個時代。現在，競爭看起來表現在經濟領域，但實際上背後更深層次是技術創新的競爭。
中評社：您認為中美經濟競爭重心在數字經濟上，尤其是在通訊技術上，這會對地緣政治產生什麽影響？
閻學通：這個問題特別的好。我們現在進入一個新的競爭時代，而且是一個缺乏曆史相似競爭經驗的時代。
地緣政治的概念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人們在地圖上分析和認識國際政治，所以地緣政治的概念是一個基於平麵的戰略概念。人類有了飛行能力後，競爭開始進入空中，地緣政治的概念就顯現出其認識缺陷，原來的一些地理障礙消失了，地緣政治的概念也開始發生變化。
今天，人類來到“無線世界”（Wireless World），類似一個四維世界。無線世界不受地理和自然資源限製，人們在網絡中的活動空間受自然地理環境的影響大幅下降，而且數據越用越多，這意味著，用當年那些自然環境影響地緣政治概念，是無法理解網絡中的競爭的。
所以任正非說過去人類理解的隻是在大氣層內的資源，現在是往太空去了，那是幾千公裏。如果把地球上最高點珠穆朗瑪峰約8.9公裏和2000公裏以下的低軌衛星相比，就像在比較一個紙板和一個箱子，後者的競爭的空間是前者的200多倍。這就出現了原來的地緣政治概念無法用於理解今天的戰略競爭，也無法用於設計今天的競爭戰略的情況，所以我們得放棄傳統地緣戰略觀念，運用新的範式理解無線領域的大國戰略競爭。
現在我們需要不斷從具體的競爭中總結經驗，發現規律。比如美國通過網絡方式破壞委內瑞拉的水壩、電站，網絡戰天天在發生，這在地緣政治中是無法理解的。我們需要從研究的角度理解無線領域中的大國戰略競爭和自然地理中的區別。
所以這次世界和平論壇期間，我們組織了多場關於人工智能的討論，這是因為人工智能在改變人類生活的同時，很可能改變大國競爭背後的某些規律，創造一些新的規律。這新規律我們沒認識到，還沒觀察不出來，所以更沒有解釋能力。
中評社：對於這樣的變化，中國應該如何做準備？
閻學通：每個時代的大國戰略競爭都處於曆史上不曾有過的一個時代，它的特殊性在每個時期是不一樣的。那麽共性什麽？就是需要創新，有糾錯能力，及時發現自己製定的戰略的錯誤並進行調整，創造新的辦法來應對。簡而言之，就是要創新再糾錯，糾錯再創新，不斷循環。尤其是現在這個時代，從數字經濟角度看，技術變化速度加快，對社會影響的速度加快，社會變化速度也會加快，就要求糾偏速度得加快和創新速度得加快。
中評社：在中美關係中，台灣因素是美國牽製中國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中美競爭越演越烈之際，台海形勢會如何變化？
閻學通：美國利用台灣問題給中國製造困難，這一點是必然的，但目前美國利用台灣問題也是有限度的，限度就在於它也不願意因為利用過度，導致在台海地區跟中國發生戰爭。所以美國會把握這個度，既要給中國製造困難，還不能夠引起雙方發生戰爭。所以從這意義來講，台灣問題是我們崛起過程中的一個重大障礙，目前為止，這個障礙我超越了我們的和平統一能力。所以，這個問題未來有兩個方向，一是下決心武力解決，另一個是繼續拖下去。
中評社：您曾說如不能武力阻止“台獨”，不排除台灣“和平獨立”的可能性，現在您如何看待這種可能性？大陸應該如何應對這樣的情況？
閻學通：台灣“和平獨立”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的，因為雙方都不想發生戰爭，如果不發生戰爭，實際台灣搞“和平獨立”的機會就來了。此外，總體來看，台灣在“和平獨立”的道路上仍然在向前發展，沒有停滯，速度是有時候快一點，有時候慢一點——民進黨執政期間就快一點，國民黨時期就慢一點。也就是說，不會因為國民黨執政，“台獨”的勢力就停滯不前，隻能說它發展速度緩慢，但仍然在向前發展。
現在應該說找不出特別好的辦法能阻止台灣漸進主義的“台獨”政策，有一點能做的就是在台灣問題和香港問題上，我們要特別明確對主權的認定。我們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那怎麽確定它的主權範圍，就是哪些算作主權，哪些算作治權，恐怕我們得有區分。也就是說，在台灣問題上，我們在主權問題上要堅持原則和立場，在治權問題上，我們可以沒有必要為這個事情與台灣行政當局發生衝突。
中評社：隨著中國實力的提升，中小國家麵臨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的情況。這會如何影響全球地緣政治？
閻學通：在兩極格局下，中小國家都必然麵臨著選邊的政治壓力，隻是這次中小國家做出的選擇和冷戰期間在美蘇之間做出的選擇不一樣。美蘇時期，他們的選擇原則是以意識形態劃界；這次中小國家的選邊不以意識形態為基本原則，所以我們現在看到越來越多的國家是根據具體問題上的利益，選擇支持中國還是美國，就是問題型選邊。比如，德國在5G問題上跟中國一致，就站在中國一邊，在關於中國以市場換技術問題上跟美國利益一致，就站在美國一邊。而且不僅西方國家這樣做社會主義國家也這樣。所以現在國家外交政策的製定對意識形態的關注，或者受本國政府意識形態的影響呈下降趨勢。
在大國製定外交政策時減少意識形態的考慮這個趨勢下，越不考慮意識形態的，越能有利保護自己的國家利益；越考慮意識形態的，越不能最好地製定維護自己本國利益的外交政策。
中評社：距離去年的世界和平論壇已經整一年時間，從國際安全局勢的演進看，能否請您簡要總結過去年的特殊之處，並展望接下來一年的走勢？
閻學通：2018年大家在討論不確定性，都認為特朗普給國際社會帶來的不確定性越來越強。2019年的情況是，大家習慣於不確定性，並認為要在不確定性的前提下製定外交政策。這一年中我們會發現，越來越多的國家不那麽遵守已經做出的外交承諾，不再那麽嚴格遵守自己跟其它國家簽訂的協定，違約的現象明顯增加。比如前兩天日本停止對韓國三星供貨，這是公司之間簽訂的協議，就是因為5G競爭，政府出麵違反協議，這已經說明了趨勢——未來向對手搞經濟製裁的現象會越來越多。所以如果說2018年，大家還在批評美國單邊主義，今年已經變成仍然批評單邊主義，但是實際上開始采取單邊主義政策的國家越來越多，就像譴責作弊的人很多，然後發現作弊的人也越來越多；譴責腐敗的人也很多，然後發現搞腐敗的人也越來越多。去年跟今年的區別就在於此。
中評社：美國帶頭搞單邊主義，其它國家跟隨，這會否引起“亂象”，您如何看待之後的趨勢？
閻學通：整個趨勢就是大家越來越不嚴格遵守國家規範，秩序的混亂程度呈上升趨勢，所以這次世界和平論壇主要討論的就是這個現實，和麵對這一現實怎麽辦。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全世界沒有任何力量，甚至全世界團結起來都抑製不住美國的單邊主義。比如朝核問題，過去多邊會談很多年沒有取得成果，但自從改為雙邊會談，反而取得了進展，所以說多邊主義是一個弱化趨勢，單邊主義是一個上升趨勢。
中評社：您剛剛提到現在缺少是一種領導力量來緩解秩序亂象。您之前出版的新書《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是否提出一些解決方法？
閻學通：這本書某種程度上挑戰了傳統的製度決定論。過去認為製度是決定性的，這本書是說如果製度是決定性的，那麽在製度不變的情況下，形勢應該不會發生變化，但我們發現，在製度不變的情況下，一個國家實力增長一會兒快，一會兒慢，甚至有時候一會兒上升一會兒下降。典型的例子是，很多人認為美國製度完善，但特朗普上台後美國變了，美國製度沒變，但美國國際領導力下降了，原因是什麽呢。
所以這本書挑戰了製度決定論，提出了政治領導決定論，就是國家的強大與否是政府政治領導力強弱的結果，國際秩序的穩定與否是國際領導的類型決定的：如果國際領導提供道義型領導，全球秩序就穩定；如果它提供強權型領導，這國際秩序就不穩定。現在因為美國領導性質變化了，不是原先那個提供穩定國際秩序的自由主義領導類型，領導變了，所以國際秩序也就跟著變了。
中評社：這本書和您的上一本著作《世界權力的轉移》都是以“道義現實主義”為核心理論來寫作的，相比較來說，這本書有哪些新的觀點和思想？
閻學通：這本書實際上是在《世界權力的轉移》基礎上做了改進。第一，對道德的層次做了劃分，包括對個人道德、國家道德和世界道德的區分，不同的層次道德標準不同，責任也不同。比如，作為個人需要對家庭負責，而不是對別人的孩子負責，但對自己家的不負責；一個國家的領導是對本國老百姓負責，而不是對別國老百姓負責；對世界領導人，如果是聯合國秘書長就得為全世界負責，而不能因為他是哪國人，他就隻為該國利益服務。所以不同層次的政治單位決定了道德標準不同。我在這本書裏做了這個區分，解決了從領導來講，我們怎麽來判斷政府領導是一個有道德的領導還是一個沒道德的領導。
第二，更加明確地對國家層次的領導和國際體係層次的領導不一致的原因做了解釋。這是兩個不一樣的體係，一個是自上而下的權力體係，一個是無政府的權力體係，不同體係的領導類型不同。在這裏，在國際層次領導類型中我還增加了一個昏庸型，使類型劃分更細致，同時明確了劃分標準類別的原則。更加突出的一點就是，統一了大國領導和體係變化之間的關係，隻有大國的領導才能在體係、國家、個人三個分析層次上同時發揮作用，解決了三個分析層次的理論統一和貫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