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曆屆“告台灣同胞書”版本之比較與進展 作者：熊玠（美國），美國紐約大學在職終身教授
大陸對台灣同胞的關切與呼籲，在新時代習近平的主持下，重心已由強調一國兩地之統一，轉而為一個民族複興而兩岸須密切攜手的共同大業。正如我下文所言，一國可能難免兄弟鬩於牆，但一族則須兩岸——甚至海外中華兒女全體——同心同德全力以赴。
一、引言
今年（2019）一月二日，習近平主席在參加為慶祝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四十周年而召開的紀念會上，發出了他自己對台灣同胞的心聲與祝福。這是另一次告台灣同胞書。由於1979與2019 四十年先後相較，一般人也許會直覺地認為大陸隻有這兩次的告台灣同胞書。這是個不實的印象。據我所知，這以前至少有1950年（二月二八日）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發表的對台灣同胞呼籲，以及1958年由北京國防部的對台灣同胞的號召。然後有1995年江澤民主席對台灣同胞發表的談話，簡稱為“江八點”；以及2008年胡錦濤主席對台的“胡六點”。而今年習近平主席的對台灣同胞的談話，也相應地被簡稱為“習五條”。大陸這些先後對台灣表達的政策心聲，均反映了它們發表時各自的曆史背景（包括兩岸間實力的起伏消長與國際情勢之轉變）。下麵我們不妨先將它們做一個簡短比較; 然後再回來探索今年習主席對台灣同胞的談話，與我對台灣蔡英文反應的評語。
二、曆屆大陸對台灣同胞書不同版本的比較
為了要達到一個整體觀起見，我們可將1950年“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台盟”）對台灣發出的呼聲也包括在這裏的討論。雖然這個呼聲並非來自大陸官方任何機構或領導， 但它的內容可以間接顯示當時兩岸對歭的氣氛與局麵。年輕一代可能少有知悉“台盟”成立的曆史背景。它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由一部分台灣民運人士逃亡香港（或中國大陸）而成立的組織之一。這些組織中，不同立場皆有；而“台盟”則是屬於堅持統一信念的一派。該年11月12日，亦即孫中山誕辰紀念日，由謝雪紅等人在香港創立。翌年台盟成員陸續加入中國共產黨，而成為共產黨分部。在二二八事件三周年的1950，台盟發表了名為《台灣恥政三周年告台灣同胞書》。主要內容是對他們所謂“蔣介石和美帝勾結”表示反對，並告誡：“全國四億七千萬人民決心”已將“解放台灣”作為第一大任務。這個台盟的書麵資訊，無意中反映了當時兩岸間的“零和”關係，它用了“解放”台灣的詞匯。
1958年北京的國防部亦對台灣同胞發表一個書麵資訊。強調“三十六計，和為上計”；並指出“世界上隻有一個中國，是你們也同意的”。這後麵一句話，表示當時台灣絕大多數人仍然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而在2000年民進黨上台以後，台灣的情景就不同了。
1979年的大陸官方“告台灣同胞書”，也就是今年紀念的40周年前發表的文件，其實並非大陸第一次對台灣同胞的書麵寄語。可是北京卻於今年初大規模地紀念它的曆史重要性，究竟有何道理？我們須要重溫它的曆史背景，方能知曉其中的答案。1978年，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這是鄧小平複出後甚具決定性的一次會議），葉劍英與鄧小平一起參與製定了黨的路線方針，指出了中國在20世紀八十年代的三大曆史任務：（1）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2）實現祖國統一和反霸權主義；（3）維護世界和平。其中實現祖國統一理想的內涵，即要收複香港和澳門與兩岸統一。時任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的葉劍英，於1978年的12月主持召開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告台灣同胞書》。
1979年元旦，葉劍英代表中央鄭重宣布海峽兩岸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政策。提出了“三不變”主張。即統一後保留“台灣現行社會、經濟製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以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一國兩製的構思和政策也從此正式推出。該項政策本來是為台灣量身設計的，可是，與期望相反，此模式卻在香港、澳門回歸後先行付諸實施。而在兩岸統一問題上，“一國兩製”仍是尚待實行的一項既定方針。
我須要補充一點，這裏“葉九條”所談的“三不變”的來由，最早由毛主席於1963年提出，經周恩來總理總結為 “一綱四目”。一綱是台灣必須統一於中國。四目即：(1)統一後的台灣，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島內之軍政大權、人事安排悉委於台灣（即當時蔣介石統治下的台灣）；（2）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3）互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事；（4）對台灣軍事與經濟上之開銷，如有欠缺，中央可予以補貼 （注:當時台灣每年赤字約八億美元。北京認為可以承受）。
江八點。1995年1月30日，江澤民在春節茶話會上發表《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的講話，提出八點主張（簡稱“江八點”）。其中除了重提“一個中國”原則及其他各點（譬如尊重台灣同外國發展民間性經濟與文化關係）以外，對“葉九條”做了相當醒目的延伸。尤以兩點為甚。第一，提出了“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這是要鼓勵更多台灣同胞要以“中國人”自居，而對中國這一觀念認可。第二，提出了“三通”以及兩岸領導人互相訪問的建議，俾能“共商國事，也可以先就某些問題交換意見”。
胡六點。2008年歲末，胡錦濤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即“葉九條”）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發表了題為《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講話。提出了具體闡述其對台政策的“胡六點”理念。取代了2005年在台灣民進黨執政時他發表的“胡四點”——又稱“四個絕不”，即：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絕不動搖，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絕不放棄，貫徹寄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絕不改變，反對台獨活動絕不妥協。“胡六點”也推出了一個新穎的說法。即兩岸迄今雖然尚未統一，但並非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個世紀40年代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下來的政治對立；而這個現象並沒有改變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另外，“胡六點”比較更著重地強調兩岸推進經濟上的合作。包括擴大兩岸直接“三通”，厚植共同利益；形成緊密聯係，實現互利雙贏。大陸繼續歡迎並支持台灣企業到大陸經營發展。兩岸可以為此簽訂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建立具有兩岸特色的經濟合作機製，以最大限度實現優勢互補、互惠互利。建立對於兩岸經濟共同發展等等有利的途徑。
三、習主席的對台灣同胞表達的心聲
習近平主席在今年初紀念會上的發言，對台灣同胞發表了他“中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的夙願與信心。他照顧到了以前各個“對台灣同胞書”版本的基本呼籲與關切，但不同的是他的定調與口氣；有其特別的吸引魅力。茲分別論述如下。
先談“習五條”的概括麵與含義。他呼籲兩岸中國人與海內外中華兒女，要從五方麵共同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的進程，以達到和平統一的終點。他的五條是“攜手推進民族複興”、“探索‘兩製’台灣方案”、“堅持一個中國”、“深化兩岸融合發展”與“實現同胞心靈契合”。
可是習主席的講話避免了純屬“利誘”或是“訓誡”的口氣。而是訴諸民族大義，以代表中華民族的口氣，向另一中華民族的成員（台灣同胞）呼籲雙方聯手、共同創造“民族複興”。這樣，他無形中將兩岸同胞的關係，像親人對話一般，真是現身說法地展現了“同胞心靈契合”。
兩岸不僅是一國，而且是一個民族。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一國，縱有兄弟鬩於牆；而一族，則須齊心外禦其侮。
在這個民族複興的框架中，習近平強調兩岸同胞雖然已隔離70年，但他們享有共同的曆史。大陸與台灣隔離的產生和演變，同近代中華民族命運休戚相關。他像是對親人細訴共同甘苦一般：“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西方列強入侵；中國陷入內憂外患、山河破碎的悲慘境地。台灣更被外族侵占達半個世紀。為了戰勝外來侵略、爭取民族解放、實現國家統一，中華兒女前仆後繼，進行了可歌可泣的鬥爭。台灣同胞在這場鬥爭中作出了重要貢獻。”
習近平更進一步指出：“1945年，中國人民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取得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台灣隨之光複，重回祖國懷抱。” 然後他重提兩岸再度隔離是因為1940年代後期內戰的結果。但“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血濃於水、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和民族認同，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改變的”。
中國人現今正麵臨民族複興的曆史任務與使命。在達成這個使命過程中，他訴諸台灣同胞的“光榮愛國主義傳統”。他最中聽的一句話是：“台灣問題因為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著民族複興而終結”。
但他解釋：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 這是針對外部勢力幹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絕非針對台灣同胞。因為“兩岸同胞要共謀和平、共護和平、共享和平”。這裏，他的含義很明確：大陸保留對台用武，是完全針對搞台獨的一小撮人。這些人數目雖小,但他們會把廣大的台灣同胞拖下水! 後者不可不戒也。
四、蔡英文的回應以及大陸反製的機會
蔡英文對習近平談話的反應，可歸納成兩點：第一，她重複她不接受九二共識的論調。第二，她將兩岸談判問題包裝為一個需要“民主”決定的問題。現在我們來對此二點加以評析。
首先，蔡英文將九二共識與 “一國兩製”觀念混為一談。我覺得這是裝迷糊；所以，連朱立倫都忍不住要拆穿她，指出“這是兩碼事”！其實，所謂九二共識，簡言之，即“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簡稱“一中各表”）。而一國兩製是指兩岸統一後，台灣可以保持它現有政治、社會、經濟上現行製度。甚至台灣可以保留它的軍隊。隻有外交權需要與中央統一（已如上述）。蔡英文不但不承認九二共識，而且還明目拒絕一國兩製的模式。猶有甚者，她竟將“拒絕一國兩製”說成是“大多數民意”形成的“台灣共識”。
其實，大陸對蔡英文反製的辦法，很簡單。蔡既然不接受“一國兩製”，那麽在邏輯上來說，就剩下了“一國一製”的選擇。至於這“一製”究竟應該是兩岸哪一邊的製度，可以按照蔡英文要以“民主”的方式解決。那就是在兩地投票表決。以大陸的14億票數，與台灣兩千三百萬張票的對決。其結果是否蔡英文能接受？
蔡英文的第二點，有關兩岸是否應該坐下來談判的一節（正如一國兩製是否能為台灣同胞所接受的問題），蔡英文標榜是應由“民主”方式來決定。她的用意是想以民意的選擇為拒絕的藉口。幸虧台灣有各方舉行的民意測驗。譬如按照《中時電子報》，台灣民意46.6% 讚成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與大陸開始談判；而且有46%的人希望蔡英文能接受這個選項。在問及兩岸間的僵局是由誰造成的，民意有35% 選擇是(蔡英文治理下的)台灣。僅29% 認為是大陸造成的。
至於“一國兩製”，在台灣民間的接受率，也有民意調查的記錄。甚至在民進黨的陳水扁執政時期，台灣三家媒體做出的民意調查，有30% 以上表示能接受；而新黨所委托做出的民意調查，則顯示有47% 讚同一國兩製。據《聯合報》報導，這些民意數據在蔡英文時代隻有上升而無下降。這也可以從去年底台灣九合一選舉民進黨大敗得到旁證。
盡管有這些民意數據，而蔡英文仍是我行我素，可見得她口中的“民主”,僅是虛晃一槍的托詞而已。蔡英文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她的“民主”幌子會被戳穿。所以，她又放出風聲，說一國兩製已在香港實行證明失敗，因此，台灣不能重蹈覆轍。這雖然是遁詞，但對第三者極有說服力。譬如香港的某英文早報就來訪問我，其中一題就是：“既然‘一國兩製’在香港實驗有欠成功，那麽您能同意蔡英文認為不應該加諸台灣身上的說法嗎？”由於這個問題貌似複雜其實簡單，可是解釋起來卻煞費口舌，所以我須要另辟以下一節，以便將之交代清楚。
五、台灣能否以“一國兩製”在香港實施的案例作為推辭的藉口
的確，回歸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一再有示威遊行發生，似乎表示港人對一國兩製實施的現狀不滿；並且還有立法會議員主張“港獨”的聲音。但是，我們須詳加辨別，這些香港市民的不滿，是否純粹來自“一國兩製”本身的缺陷？我們在以下的探討中，將會發覺這些不滿的表現，多半受到兩個來源的激勵或“鋪路”而來。有足夠的事實證明，第一個，慫恿鼓勵示威遊行的動力，是源自某外國政府和他們支持的香港某些政客。另一個就是港英政府離開之前夕，對在香港實行多年的法律動了手腳，無異於為香港回歸後大開示威遊行方便之大門。這些須要詳細解說。
單說2014年“占中”（指占領香港城中區的“中環”）事件發生，連續80天之久（9月26日至12月15日。這是根據“維基百科”的記錄）。參加示威的數萬學生們，認為他們是在爭取以“普選製”選舉香港特區的行政長官（簡稱“特首”）。即在產生特首的過程，不須要經過一個1,194 人組成的委員會負責先提名兩個候選人、然後再從其中選一人充任特首。因為這樣做法，除了使得該選舉委員會受到北京的控製外，還會受到一般大公司與功能性組織的偏頗影響。因此，就會讓很多忌諱如此程序的政客（所謂的“泛民主派人士”）被淘汰出局的遭遇。其實，事後證明參加“占中”的學生們，是被這些政客利用了；正如這些政客(根據事後報導泄密所知)是有國外支持讚助的。外國政府願意巨額捐贈、讚助這次導致香港長期癱瘓的“占中”運動，是因為這些香港政客。他們所提供的理由，是要藉香港的“民主”運動來讓中國大陸也“感染”到民主的氣息、使其最終也難以逃脫民主化的趨勢。
據華盛頓一家智庫（名叫Land Destroyer）由負責人Tony Cartalucci署名而於該年九月30日發布的報導稱：單就2014年 這次“占中”行動而言，香港“泛主民派人士”的李柱銘與陳方安生曾來到華盛頓，接受了美國國務院的款待。而國務院所支持的NED（全國民主基金）與其下屬的NDI（全國民主研究所）捐助了美金一百萬給他們帶回香港，用以支持“占中”運動數十天的開銷。
另外，我們再看香港基本法第23條的規定，特區的立法會“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版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可是，1997以後，立法會任何時候預備討論作此立法的時候，就會像2003年7月1日那樣有50萬港民上街示威遊行反對。香港一共才不過七百多萬人口。此類遊行人數豈止匪夷所思而已！試問這究竟是證明香港特區的“民主”忍讓氣度非凡、還是特區政府極端無能？
經過仔細研究目下香港特區的法律與港英時代相比，終於恍然大悟（可參照拙著Hong Kong the Super Paradox: Life After Return to China），原來是港英政府在撤離他們的殖民地以前，把香港有關社會秩序的法律徹底改變了。譬如，港英時代的“公安條例”規定，必須先向警察申請批準，才可以合法上街遊行。如若不然，警察可以緝捕非法遊行大眾。所以港英時代甚少有上街遊行的事件發生。可是港英政府臨走前夕把它改了。按照改後的法律，遊行示威者不需警察批準；隻要上街的同時通知一聲即可。所以，號召萬人上街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另外，港英時代還有一個“社會組織條例”，隻要那時（由英國派來）的港督憑直覺認為香港某社團組織有裏通外國謀反串聯之嫌，就可以將它定為非法組織而令其關閉。而在英國人離港回國之前夕，竟將此法廢除。要不然，今日的特首即可將“泛民主人士”組織的裏通外國（見上）定為非法，而將其封閉；那樣香港就不會有類似“占中”運動的幕後指示者了。這樣，香港豈不將有足夠證明“一國兩製”成功的社會安寧秩序？
總而言之，香港在回歸後之政治動亂與不安，並非一國兩製自身的缺陷；而是由於以上我列舉的兩種原因。由於證據確鑿，是無法辯駁的。香港回歸已進入第22年。盡管有外人企圖塗黑，港內響應自我作賤的大有人在，但虛假不能掩蔽事實。特區在一國兩製之下，正如鄧小平當年所說的，不但保持它原有資本主義的經濟製度，而且馬照跑、舞照跳。更爽的是，當初港人在英國人統治下不能做的事（如不須警察批準即可上街遊行;裏通外國的破壞島內秩序的串聯等），港人今日照做。所以，台獨人士之如蔡英文者，企圖用一國兩製在香港之所謂失敗來搪塞，跡同掩耳盜鈴；亦是昧良心的托詞。
六、結語
大陸對台灣同胞的關切與呼籲，在新時代習近平的主持下，重心已由強調一國兩地之統一，轉而為一個民族複興而兩岸須密切攜手的共同大業。正如我以上所言，一國可能難免兄弟鬩於牆，但一族則須兩岸——甚至海外中華兒女全體——同心同德全力以赴。
不管蔡英文如何裝傻，台灣支持一國兩製的的民意，至少介乎30% 與 47% 之間；近年來可能還有上漲。而讚同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與大陸開始談判的民意，亦有46.6% 之多。而有46%的人希望蔡英文能接受這個選項（已如上述）。在習近平向台灣同胞傾述他的殷切統一心願以後，想必會打動更多的台灣同胞。有更多的人唾棄台獨路線。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2月號，總第25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