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2月28日電／張亞中新著《二二八事件讀本》，可以算是近二十年來，台灣唯一一本不是由綠營學者所撰寫的相關著作，而是一本淺顯易懂，但資料甚為豐富的一本讀本，揭穿謊言，在對“文化台獨”撥亂反正上，有時代性的重大意義。
張亞中表示，在有意識形態學者及政治人物的官民聯合大操作之下，二二八事件登上了神壇，在台灣成為必須被“政治正確”解讀的事件。二二八事件因而成為“台獨”者的提款機，每一段時間就拿出來消費一下，為的是製造外省人與國民黨的原罪感，做為打倒政治奪權，並為建立“文化台獨”的工具。
張亞中指出，民進黨的“台獨”史觀，源於其刻意誤寫的台灣史，而其台灣史又建立在誤寫的二二八事件史上。因此，如果破了“台獨”版的二二八史，也就破了一大半的“台獨”版的台灣史，也就把文化“台獨”的根給破了。
以下是該書第二章，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謊言有多離譜？”的全文：
自解嚴起，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檔案、資料、書籍、期刊、研究、報告，回憶錄等等，如雨後春筍的出現，但是資料常與史實往往不符，甚至不實的敘述比正確的敘述還多，有者還太離譜。其原因如下：
第一、由於二二八事件是敏感問題，隻能“擴大”、“加添”政府及軍隊殘暴、殘忍以合“民意”，而受害者家屬無法釋懷，因此諸多專家學者不願探討真相而東抄西抄，以訛傳訛，抄自他人的著作，並注明資料來源，錯了也可以不負責任。第二、二二八事件受害者或其家屬，深仇大恨難以忘懷，故意誇大。第三、有些人喜歡講負麵誇大不實之詞。第四、政治立場不同，鼓勵加深仇恨。第五、政客為了政治利益。第六、有些人生性喜歡說謊話。
不實的訊息來自多方麵，有是二二八事件當時的不實訊息，有是二二八事件之後的不實訊息，更不應該的是二二八事件在一九九○年代起成為“政治正確”的事件後，又產生新的不實訊息。
二二八事件不實報道與傳聞，助長了當時悲劇的擴大與之後仇恨難以化解，更遺憾的是不實報道與傳聞持續不斷。早期不實的報道來自官方與非官方，之後，漸漸的官方不再作不實的報道，而非官方傳聞則曆久不衰。
當時是二七部隊警備隊長的黃金島，曾當過日本誌願軍，富有作戰經驗，參與二七部隊退入埔裏後，與二十一師對抗，前衛出版社為其出版《二二八戰士黃金島的一生》一書，另也常看到他的受訪紀錄，黃金島因而聲名大噪，但是他出版的書，卻是錯誤百出。受訪問時說：“二十一師從基隆登陸後，將人串在一起甚至用鐵絲貫穿手掌，掃射後丟入大海”。在基隆海麵的浮屍多數受訪者看到的是用鐵絲捆綁，也有說鐵絲貫穿手掌、足踝，甚至有說：“國軍登陸後，機關槍亂掃射，將活生生的人排成數排，以鐵線貫穿鼻子，以船戴至外海，再將人推落海中”。鐵絲貫穿手掌、足踝、貫穿鼻子均非事實。讀者可以想想，如果要殺人，還要把對方先用鐵絲穿鼻子或手掌嗎？但是這種謊言，竟然也有人信，在網路上也有傳播。
《許曹德回憶錄》略稱：基隆火車站前的淺水碼頭，撈起幾百具屍體，每一個屍體，都是雙手反綁，手腕之間以鐵線穿透人手骨肉而後纏繞。《台灣二月革命》一書所稱“暴徒被用鐵絲穿過足踝投入海中”，《二二八民變》亦稱“數百名被認為暴徒的人們，足踝被貫穿鐵線，拋進海中”，與林木杞先生之說詞相似。《基隆雨港二二八》有基隆林木杞先生受訪問時，自稱“雙手雙腳用鐵線反綁，鐵線從手掌穿過手背，雙腳則從脛骨穿過，小腿被刺刀畫了一個大刀口。他掉入海裏，雙腳的鐵線鬆了，遊到遠處的岩壁才偷偷上岸，並有雙手被鐵線貫穿反綁的照片為證”。
受難者林木杞先生所遭受之不幸值得同情，但他的說詞正好反映出以上“暴徒被用鐵絲穿過手骨或足踝投入海中”其不合理性。請問：第一、脛骨用鐵線穿過如何移動腳步、走路？第二、一個人雙手及雙腳用鐵線反綁並貫穿，又受了傷掉入海裏，鐵線能輕易鬆脫嗎？第三、鐵線未鬆脫且身上又在流血，有能力遊到遠處的岩壁嗎？
我們不禁還要問：軍隊有其一定的審問或處罰程序。很難想象，當地的司令會下令將暴徒不分青紅皂白地抓起來，然後沒有任何自白口供，就全部用鐵絲綁起來，丟到海裏麵，造成港口漂滿浮屍。即使要殺人，有必要用如此的方式嗎？
很多訪談或回憶錄說，“軍艦甫靠岸就用船上機槍向路上行人掃射”。這更是毫無軍事常識之謠言。艦上機槍主要用途是射飛機，角度對空。艦上機槍要射行人，恐怕要專門設計一個機槍座，讓機槍能夠朝下俯射才行。
這些基本的認識卻沒有辦法讓謠言止於智者。每年三月八日在基隆市都有紀念二二八事件的活動，其家屬共同控訴國軍的殘暴：（一）、軍艦甫靠岸就用船上機槍向路上行人掃射。（二）、被捕人犯用鐵絲穿過手掌列隊上船拋到海裏。（三）、基隆碼頭漂滿浮屍。但從以上說明來看，這些對國軍的控訴都與事實很大距離。另依照檔案資料顯示，二十一師部隊是三月九日清晨才在抵基隆，且登陸時未遇任何扺抗，因為戒嚴，路上根本沒有多少行人。
參加二七部隊，曾在埔裏烏牛湳橋被國軍子彈打傷的蕭○瓶，受訪時略稱：“我們學生軍曾目擊當時遭二十一師屠殺的二七部隊學生軍屍體，軍隊用好幾輛卡車來回清運屍體，慘不忍睹，我們躲在遠處的草叢內暗自打顫流淚”。實際上並無蕭○瓶所說之事。
出現在大陸的書刊也是報道國民政府軍是多麽殘忍，如“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台灣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小史》略稱：“三月八日，蔣軍登陸後，對於人民不管死的、活的、傷的、男的、女的、老的、幼的，都用鐵絲捆縛在一起，拋入海中，屍滿海麵。蔣介石集團不到一個星期時間內，屠殺了三萬多人”。曾是“監察委員”的何漢文於《湖南文史資料選集》第四輯略稱：“高雄市被擊斃的民眾大約在二千五百人以上。台中在街道要衝地方，許多人家是全家人死盡，絕了人煙。總計台灣同胞在這次起義中死亡的最少有七、八千人”。
高雄人張清滄先生自己也去訪問一位住於高雄市愛河附近的陳○○，他說：“三月六日在路上差點被士兵射殺。目睹高雄市愛河，受害死難的民眾屍體堆積掩過愛河水麵”，張清滄特地多次問他是否親自目睹，“他強調確是親自目睹慘狀，他還說傳聞高雄市死亡數千人是不正確的，應有數萬人才對。所以他這輩子不說國語”。張清滄在他的著作中說，“事實是，二二八事件在愛河死難的隻有一人”。
有嘉義受訪者說，二二八事件時他參與攻打紅毛埤火藥庫，他們輸了至少死五千人。張清滄查證說，實際上，紅毛埤火藥庫的軍隊撤離到嘉義機場，才有抗爭群眾進入火藥庫，並未發生戰鬥，何來至少死五千人？
三月六日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被迫出兵平亂的行為，卻被以謊言包裝，扣上“高雄屠夫”的惡名。例如“高雄中學校園全染鮮血，屍體摧積如山”，甚至說在高雄中學內死了二千人。接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訪問的羅先生說，他到現場看到當時在高雄中學被槍斃的不下兩千人，而在火車站附近被槍殺的也有數千人。實際上高雄中學內一個人也沒有死，火車站附近約有十人死亡，羅先生的說詞顯然太離譜。也有人說，有抗爭群眾盤據在高雄火車站對麵的長春旅社而遭到殺害，死了三百多人，事實上也沒有人死亡，而當時的旅社老板女兒在二二八事件後還嫁給憲兵隊李先生，成為李太太。
《一九四七台灣二二八革命》一書也說，三月六日這天“處委會當場被殺者三十多人，受傷一百多人，傷者因無人送醫，後來也全部喪生，……部隊在市府裏濫殺之後，一麵奪走死者財物，一麵順手把屍體拋入愛河，一時愛河成為血河，河麵盡是浮屍……。在寒雨中，……國民黨軍在高雄市進行瘋狂的‘殲滅戰’，……市內處處有巷戰，最後一個前金派出所終告失守，學生們寧死不屈，全部壯烈成仁，此後一連三天，高雄市遭到空前的大屠殺，火車站一帶的濫殺更為徹底。……彭孟緝部隊利用車站地下道做為屠宰場，將無辜市民趕入地下道，以武裝士兵守各出入口，然後開槍掃射，一時地下道裏淒厲的哭喊聲不絕，死屍堆迭，血流成河”。事實上，在高雄市政府因為群眾陳亮穀等向軍隊丟手榴彈，而遭致反擊，致使在現場有約三十名群眾不幸遭要塞軍隊還擊射殺外，其餘所謂“處委會人員三十多人當場被殺”、“傷者一百多人無人送醫而全部喪生”，“愛河河麵盡是浮屍”，“處處有巷戰”、“學生全部壯烈成仁”、“車站地下道作為屠宰場”均非事實，但是這些以訛傳訛的誣陷說法，也使得彭孟緝背上“高雄屠夫”的惡名。
至於二二八事件中，整個高雄市死亡失蹤人數究竟有多少人？來台調查的“監察委員”何漢文指出，事後彭孟緝向他報告：“從三月二日到十三日，高雄市在武裝暴動中被擊斃的暴民，初步估計，大約在兩千五百人以上”。 但彭孟緝說他未曾向何漢文報告。事實是：高雄市政府的《高雄市二二八事件報告書》合計一二五人。台灣省文獻會在一九九四年二月二七日發布的二二八事件死亡失蹤名單，高雄市確定死亡六十八人，失蹤二人。保密局檔案顯示，本省人死亡九十餘人，外省人死亡四人。
楊逸舟於一九七○年二月在日本東京所著《二二八民變》，由張良澤先生譯成中文，並於一九九一年三月在台灣出版。楊逸舟於書中“前言”部分自稱：這本書是人類良心的記錄，他於二二八事件不久，花了一個月時間，跑遍全島向三教九流各階層的島民，聽取民變當時的實情。再從這些目擊者與體驗者的證言中，選出可信度最高的整理下來。譯者並吹噓，楊逸舟曆任“汪精衛政府與蔣介石政府的中央高官”，於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奉內政部長張厲生之特命，返台密查。主要任務是密查台灣民情及省長魏道明貪汙真相。
既然楊逸舟宣稱他跑遍全島又向三教九流各階層請益，並將可信度最高的整理下來，那麽該書對二二八事件真相的厘清應有很大幫助，實際則完全不然。《二二八民變》一書不但諸多與事實不符，有者還太離譜。例如書中所稱，三月八日在基隆，登陸的士兵對著碼頭工人，“未加任何警告就突然用機鎗掃射，瞬時有數十名、數百名工人應聲倒下，悲鳴與哀號四起”，“數百名被認為是暴徒的人們，足踝被貫穿鐵線，三五人一組被拋進海中” ；“基隆市警察局在要塞司令部的指揮下，拋入海中的市民達二千人，……軍人及學生死傷人數，則不在此數目之內”；“包括台北郊區，則約六千人被殺，基隆、宜蘭方麵，約有五千人被殺”；“嘉義市及機場的攻防戰極為慘烈，計約五千人陣亡。高雄市方麵，台灣軍於激戰之餘，約死亡五千人”；“死亡者約二萬人，輕重傷者約三萬人” 。
上述楊逸舟所稱基隆、宜蘭、嘉義、高雄及全省的二二八事件死傷人數，均與事實不符。《二二八民變》一書廣泛流傳且被深信，楊逸舟又自稱“可信度最高”，至今許多專家學者深信不疑。
楊逸舟另一本著作《受難者》，書中有關二二八事件之敘述，同樣與事實不符且過於離譜。例如稱“壽山的中國部隊攻進高雄市內，無差別的屠殺了男女老幼約四、五千人。市政府前彈夾堆積如山，可見雙方攻戰的猛烈”。又稱“部隊從女屍上掠奪飾物，套戒指的就被切斷手指，套手環的就被砍斷手臂，掛耳環的就被割下耳朵”、“中國軍於二周之內，殺了二、三萬以上”。
另一本《台灣二月革命》也是廣泛流傳且被深信的書，是由“二七部隊”的楊克煌，早於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在香港以小冊子發行，一九九○年二月以署名著者“林木順”在台灣出版。書中略稱：“是根據曾經領導或參加過這次民變的同誌提供資料編成的，所以其‘確實性’是十足可靠” 。但此書與《二二八民變》同出一轍，有諸多與事實不符且離譜之處。例如書中所稱：三月八日“數百名十八、九歲的中學生，……被押到圓山倉庫前麵廣場被國軍擊斃” 。“據私人統計，隻台北市被殺的約二千餘人，被補的也有千餘人，大半都慘殺以後被拋棄於淡水河裏，以致黃色的河水變了紅色，一個一個屍體浮上水麵，其慘狀使人挑麵不敢正視”。 三月九日在基隆，“在石延漢市長指揮下，警察到處捕人，捕了數百個‘奸匪’？‘暴徒’？……，用鐵絲穿過足踝，每三人或五人為一組，捆縛一起，單人則裝入麻袋，投入海中，天天海麵都有死屍浮出。要塞司令史宏熹也率領武裝同誌逐日大捕大殺，其屠殺方法，殘酷絕倫。二十名青年學生，被割去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戳死”。三月五日在虎尾，“聯合部隊包圍蔣軍，……雙方傷亡均很慘重”；三月十日在鬥六，“陳篡地部隊與蔣軍，在鬥六街道上發生大規模的遭遇戰”。在高雄市，“三月五日，……本省籍警員二百餘名參加起義，市內一切軍政機關，一律被民眾占領，被集中的官兵已達七百名之多。另一部分民眾進攻高雄監獄，放出犯人二百餘人” 、“殺人鬼的蔣軍殺的瘋狂了，……由學生堅守中的前金派出所被蔣軍奪回，學生不留一人，全部戰死”、“……彭孟緝殺下山來以前，已經預先先聯絡鳳山駐軍趕來夾攻……，直殺至八日，不分晝夜，槍聲不絕，馬路上、街頭巷尾，到處是死屍，有的已經開始腐爛，有的在流血，卻沒有人敢出來收拾。……這樣，高雄市民的英勇起義，屍橫高雄山，血流西子灣，犧牲了數千人民的生命，終於被野蠻的蔣軍鎮壓下去了！” 。三月五日在屏東，民眾“以消防隊的水龍管噴射汽油，火攻憲兵隊，……隨後擁至飛機場圍攻”
以上所述均毫無事實，簡直是鬼扯，在網路上卻看到不少讀者在發表其讀後感言時，都是熱淚盈眶，悲憤莫名。《二二八民變》作者楊逸舟認為他的書是“可信度最高的整理下來”，而《台灣二月革命》的作者楊克煌也認為他的書，“確實性是十足可靠”，但是這兩本書的共同點是諸多與事實不符，有的還太離譜，造謠胡說，錯誤率百分之九十以上，但至今有許多人還是深信該兩書的不實報道，不少專家學者也不例外。
《台灣二月革命》、《二二八民變》及蘇新（筆名：莊嘉農）所著《憤怒的台灣》 ，為諸多研究、探討二二八事件者所借重參考，但是這些書諸多虛構不實，而另一《台中的風雲》（古瑞雲著，筆名周明），內容亦諸多不符史實。這些書都有一個共通點，作者都是當時曾任中共在台灣的地下黨員，在二二八事件後，有的前往香港或其它地區，然後用文字來渲染當時國民政府多麽殘暴，由於當時在台灣談二二八事件是禁忌，因此，他們的書反而成為唯一的“紀錄”，在海外廣為流傳，成為海外“台獨”引述的資料。後來再傳回台灣，或在台灣再版，也成為反國民黨者醜化國民黨的工具。曆史就是這麽諷刺，在二二八事件上，“台獨”與共黨的立場幾乎一致，都把當時的國民政府塑造成無惡不赦殘暴者。
《憤怒的台灣》一書中寫到，“蔣軍第三飛機場官兵五百多人，看見人民武裝力量強大，不敢抵抗，派代表至‘作戰總部’投降，於是台中市的蔣軍全部被殲，所有俘虜，皆被收容在台中監獄，等候人民政權的處置。”
當時是台中“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李準慰，於二二八事件時會見謝雪紅等人而和平解決“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的危機。李準慰看了《台灣二月革命》及《台中的風雲》兩本書後說：“看了這兩本書後，大吃一驚，真是虛言虛詞，胡扯捏造，像這樣二二八的真相被扭曲，怎麽向台灣同胞，尤其是曆史所交代”、“《憤怒的台灣》為吹捧謝雪紅難免與事實有出入”。
高雄市文獻委員會，也於民“國八十三（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出版《續修高雄市誌（卷八社會誌）二二八事件篇》，其中之高雄地區二二八事件死亡、失蹤者名單，高雄地區二二八事件被捕或通緝者名冊應是事實。但是許多“民國八十五年”以後出版的書，專家學者們還是舍近求遠，就高雄市部分喜歡引用一些以往離譜的舊資料或荒誕不經的傳聞，也就是寧願繼續以訛傳訛、將錯就錯，令人費解。
《台獨》引述《紐約時報》三月二十九日報道高雄市之情形，指中國軍隊入街以機槍掃射民眾，到處掠奪、強奸、至少有數百人死亡。早在三月三日發出的電稿，台灣已有三至四千人被殺，三月二十八日目擊者的觀察說被害人數已逾一萬。不但如此，美國觀察家均認為他們的估計是保守的，實際的數目遠比估計的高。“一剛從台北到達中國的美國人說，從大陸來的軍隊在三月七日到達台灣後，馬上展開長達三日的盲目屠殺及搶劫。……到處有死屍。……不少人頭被割斷，身體殘缺不全。……屍體留在公園裏，中國人不準人將它移去。……數千台灣人被打人監獄，其中不少被細小的鐵線捆住，鐵線深割入肉。”
作者是小林善紀，日本知名的台灣史專家，在其《台灣論》一書中稱：“國民黨政權在一個月中，便屠殺了兩萬八千名以上的台灣人”。
柯喬治（葛智超）的《被出賣的台灣》一書，更是錯誤百出，其中有的是道聽塗說，更多的是自己的編撰，舉例如下“架在卡車上的機槍隊沿著公路行駛一二十英哩，向鄉村街道濫行射殺三天”……“有個外國人在台北東區的路旁計數到三十多具身穿學生製服的年輕屍體，他們的耳鼻被切掉，還有很多被閹割，有二個學生在靠近我門前的地方被砍頭”。“在高雄地區，國民黨強迫受害人家屬在大街上目睹親人被殘酷的處死”……；“在屏東市，整批將近四十五位在地方政治擔任各項職務的台灣人被帶到附近的一個刑場，事後從機場傳來一連串的槍聲”、“軍隊把一位台灣人代表捉來，又召來他的妻子兒女，在廣場上，讓他們睹親人被砍頭。”在宜蘭地區，“一大堆當地市民立刻被逮捕，那位醫院院長、一個醫生五位委員會同事及一百人以上的‘普通’的台灣人都全被處死”。“台灣的流亡領袖，控訴在三月裏有一萬人以上被屠殺，我必須假定不會少於五千人，加上自三月以來經因參與事件為藉口而逮捕及處死的數千人，這數目可能逹及經常由台灣作者所說的二萬人”
一位外國人自稱遍遊台灣，詢問販夫走卒、各行各業，有關二二八事件“大屠殺”的回憶。他說：“港都的男女老幼被迫跪在溪畔以機關槍掃射；花蓮一部客車被部隊強行征用載軍隊，往台北途中，司機將車衝入大海，這個故事迄今仍為全島耳熟能詳；在台東有原住民部落因反抗國民黨，因而受到軍隊攻擊；幾乎所有學生的家族之中，都有親人遇害；高雄有二千七百人遭到屠殺……”。 看了這些文章，真讓人懷疑這些所謂的“外國人”是真還是假？
其他尚有諸多不實的報道與傳言：“三月八日船進基隆港，軍隊立刻架起機槍向岸上群眾亂掃，很多人頭破腿斷，肝腸滿地；基隆要塞司令率領部隊，割去二十名青年學生的耳鼻及生殖器後，再用刺刀戳死；國軍21師登陸了，從九日起，台北到處都是槍聲到處都是血肉淋漓的死屍、所捕平民四、五十人由三層樓上推下，跌成肉餅，未死者再補以刺刀；台北市被殺的約有二千餘人，大半都被慘殺以後被棄於淡水河裏，以致黃色的河水變了紅色；台中的蔣軍竟以軍卡數輛各裝載機槍、步槍，駛入市區、以機槍掃射市街；高雄的彭孟緝士兵在市區內見到年輕人就抓，然後以鐵線捆綁，若有反抗或不滿份子，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將其丟入海裏；屏東的民眾先斷絕憲兵隊的水源，然後用消防隊的水龍管噴射汽油，進行火攻”。 稍微有常識的讀者應該可以了解，當時的政府軍與人民並沒有什麽血海深仇，是不可能如此做的，但是這些謊言，迄今仍然沒有消失。
一位隻有高中學曆的研究者張清滄，在自發性研究二二八事件後有感觸：“二二八事件之後至解嚴之前，這期間討論二二八事件是一禁忌，故不實的資訊以訛傳訛、將錯就錯，因此不實的報道與傳聞在所難免。解嚴之後，二二八事件是可以公開討論的，況政府也陸續公布二二八事件相關檔案，而相關論著、文章也陸續公諸於世，遺憾的是相關論著、文章所報道的仍諸多與事實不符”。
不僅如此，學者們在詳述二二八事件時，不負責任的也是比比皆是，這裏不提那些搖旗吶喊的學者教授，僅就幾位在學術界已有名望的研究者為例說明。民間研究者武之璋對此進行了嚴厲的批判。
一是張炎憲在仼“國史館”館長期間出版了一套《二二八事件檔案匯編》，在“序言”部分稱：“事件的元凶與曆史的真相早已呼之欲出，隻是找不到白紙黑字的原始證據而已。”武之璋批評說：“張炎憲身為國史館館長，當時又是民進黨執政，館長找不到白紙黑字的證據，誰又找得到呢？既然找不到白紙黑字的證據，如何敢說‘原凶’已經呼之欲出呢？”
二是“國史館”另一本書《長官公署省參議會檔案匯編日產篇》上、下兩冊，編者是歐素瑛博士。編者在“序言”中嚴厲譴責接收大員的貪汙及侵占日產行為，甚至認為連產權清楚的台灣人房地產都橫遭侵占，台灣日產接收法令與內地不同，使台灣人吃了大虧引起民怨等等，好像在日產接收問題上長官公署犯了滔天大罪似的。武之璋先生為此特別用了非常多的時間，將上下兩冊進行分類分析，將書中內容分為“台人企圖侵占日產未遂之陳情案”、“法令矛盾引發糾紛案”、“日人軍方強占台人土地要求發還之陳情案”等類，全然沒有編者所謂無理強占台灣人房地產，也找不到一件影響台灣人權益的案子。
武之璋認為，以歐素瑛的學術水準，應不會寫出這樣一篇與書中內容完全相反的序，因而合理懷疑，上下兩冊書的編篡以及序言，“歐博士隻是掛名，實際完全沒有參與，所以會出現與內容不符的序文。果真如此，是否也太負責任了？”
三是二○一五年“中研院”台史所出版一套《保密局台灣站二二八史料匯編》共三冊。陳翠蓮博士在“序”中提及：搧風點火、反間、引蛇出洞、貪汙索賄等情況。 武之璋也對此進行了查證，他細看了內容後，他認為無陳翠蓮所說的相關情況，並認為陳翠蓮誇大了保密局的功能。當年國軍戰鬥部隊在台不足五千人，分散在數十個據點，變亂一起，兵力不足分配。如攻打嘉義機場有二、三千人之多，守嘉義機場者僅一個班。以保密局在台時間之短，人員之少，隻有搜集情報的功能，所謂潛伏在叛亂團體中如林風者，除了捜集情報，並沒有發生任何作用。檔案中，也有不少保密局人員替當事人澄清案，如董貫誌之報告 。檢舉流氓李金獅、台北機場技術員代為涉案家人保釋案為由的騙錢案。台南市警察局巡官黃長安暴動期間向酒家、旅社的募款案 等。
至於搧風點火、引蛇出洞等指控也與事實不符。因為保密局既無此能耐又無此必要。當時狀況急如星火，全省都已淪陷，縣市長不是逃亡就是被拘，政令不出長官公署大門，省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憲兵第四團長張慕陶、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及其它許多單位紛紛電告中央台灣情勢嚴峻，非派兵不足以平亂。這種情況下，中央已經有足夠理由派兵，何須保密局出馬引蛇出洞，製造出兵的理由，蛇早已出洞四處咬人了，何須乎再畫蛇添足呢？
台灣史專家戴國輝先生是這樣寫到，他為何走上二二八的研究：“當年的國府雖然沒有明令禁止‘二?二八’的研究，但人人自危的社會氛圍下，當然就沒有人敢去碰它。當局對整個事變諱莫若深，極盡掩蓋之能事。經曆過‘二二八’的世代，對當年國府接收人員的貪婪殘酷與鎮壓事變時的凶狠毒辣，雖有極深的憎恨與惶恐，但在國府戒嚴高壓體製下的台灣島內，除了偶爾私下吐露幾句憤懣之詞外，隻有噤默不語，不敢聲張；而戰後出生的世代則靠著父母輩的一些傳聞，擷取一鱗半爪，滋長出不斷增高的憤懣與抑鬱。‘“台獨”’人士則利用國府的不當禁製措施，置‘二二八’的曆史真相於不顧，反而利用其‘黑盒子’製造些神話，誇張失實地大作政治性的煽動蠱惑文章，有意無意地藉此製造仇恨，加深省籍矛盾，以求擴充政治資本，趁而建構其‘台灣民族論’及凝聚其‘台灣人意識’，企圖為奪取政治權力鋪路。這種作法隻會造成曆史悲劇的惡性循環，無法療傷止痛，達到吸取曆史教訓的目的。”
戴國輝這段話，正好為其書名的副標題“神話與史實”做了最好的詮釋。二二八的謊言不要再以“神話”出現，回歸“史實”，才是台灣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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