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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台北5月14日電(記者 張嘉文)“行政院長”賴清德今日召開“台灣薪資現況、低薪研究及其對策記者會”,會中討論到台灣出現低薪的可能原因,“政院”指出薪資不成長的可能原因,共有五大因素:全球化、過度教育讓學曆貶值、外勞增加拉低平均薪資,雇主有加薪但勞工無感、2017 年薪資已經顯著成長。“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在會中直指外勞人數增加,拉低平均薪資,強調薪資要排除外勞之後,才能真實反映台灣人的薪資狀況。
今天的“台灣薪資現況、低薪研究及其對策記者會”記者會,是由賴清德親自主持、副院長施俊吉、政委兼發言人徐國勇、政委兼“國發會主委”陳美伶、“主計總處”主計長朱澤民、“經濟部次長”龔明鑫、“勞動部次長”施克和、“金管會副主委”鄭貞茂等人出席。
施俊吉報告調查結果,台灣低薪可能的因素之一,“全球化使然”。因為國際貿易讓要素價格均等,使得各國工資水準一致,國際有研究發現美國企業如果移至低所得國家,對薪資有負麵影響,反之亦然。而台灣有研究發現,台灣與中國雙邊貿易與投資關係使雙方實質薪資差距縮小,從2001年開始,台灣薪資與中國薪資逐漸趨同,但韓國、新加坡等國家的薪資則持續維持成長,所以其薪資水準高於台灣。
因素之二,“過度教育讓學曆貶值、同儕效應使薪資定錨”。從1997年開始,高等教育擴張,2016年大學家數高達126家,大學學曆以上畢業生人數每年將近30萬人,高教普及讓學曆失去求職者能力辨識的指標功能,業主無法從學曆鑒別能力,初入職場者可能以最低工資起薪,引發同儕效應,導致各行業皆采最低工資聘雇新人。
第三個因素,“外勞人數增加、拉低平均薪資”。台灣外勞人數從1991年的不到1萬人,到2016年的62.5萬人,占整體受雇勞工8.4% ,由於外勞新姿普遍較低,所以拉低了台灣平均薪資。其次,引進外勞是增加非技術性勞工的供給,所以也阻升同類勞工的薪資。
因素之四,“雇主有加薪、勞方卻無感”。2001年開始,政府推動就業保險與勞退新製,並數度調升勞健保費用,使企業付給員工的非薪資報酬增加,但勞工感覺不到。從數據上來看,2016年非薪資報酬占總報酬的14%,相較2001年增加了34%,資方的付出勞工並沒有感受到。
施俊吉強調,“2017年薪資已經顯著成長”,從上麵外勞與非薪資報酬加薪的狀況來看,2017年“本國籍”勞工實質薪資與實質薪資總報酬年增率分別是2.3%與2.1%,成長幅度較2010年到2016年的平均值1.3%。2000年到2017年“本國籍”實質薪資累積成長率達到5%,高於全體(“本國籍”加外勞),若再加入非薪資報酬,等於是“本國”及實質總報酬累積成長達到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