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26日電(評論員 喬新生)朝鮮半島之所以充斥著陰謀論，根本原因就在於，美國心懷鬼胎，試圖借助於朝鮮的核武器發展計劃強化在朝鮮半島的軍事存在，而朝鮮則固執己見，試圖通過發展核武器，強化自己的國際存在感，迫使美國不得不與朝鮮進行雙邊會談。現在美國的策略是，把朝鮮徹底地晾在一邊，通過強化與韓國的軍事同盟關係，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形成高壓態勢，從而讓朝鮮領導人惶恐不安。不排除美國在與韓國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過程中突然發難，采用外科手術式的打擊策略，徹底摧毀朝鮮的戰略目標，甚至從肉體上消滅朝鮮領導人，到那個時候，朝鮮將會群龍無首，朝鮮半島將會出現大規模人道主義災難。韓國在處理朝鮮半島事務問題上必須聽命於美國，但是，韓國領導人必須充分意識到，如果在朝鮮半島進行軍事冒險，那麽，最終很可能會是玩火自焚。
中國外交部長提出朝鮮半島“雙暫停”的建議，遭到美國強烈反對。美國表示朝鮮半島軍事演習不會停止。這意味著朝鮮半島局勢將會更加緊張。
現在人們的問題是，既然朝鮮已經聲稱擁有核武器，隨時都可能會對韓國進行致命性打擊，美國和韓國為什麽還要加劇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迫使朝鮮鋌而走險呢？部分學者認為，如果隻是看到問題的表象，而沒有看到朝鮮半島的實質，那麽，很容易得出錯誤結論。中國、俄羅斯、朝鮮、韓國、日本、美國在北京舉行的6方會談曾經就朝鮮半島無核化問題初步達成協議，朝鮮決定放棄自己的核武器發展計劃，而美國則為朝鮮提供能源保障。但是，協議簽訂不久美國就宣布不會向朝鮮提供能源保障，朝鮮一氣之下決定重新啟動朝鮮寧邊核試驗裝備，加快核武器開發步伐。現在人們的問題是，為什麽眼看朝鮮半島無核化出現曙光，美國卻出爾反爾，不再履行自己承擔的責任呢？
部分學者認為，美國在朝鮮問題上之所以采取如此行動，根本原因就在於，美國借助於朝鮮的核武器發展計劃，不斷地強化在韓國乃至整個東北亞地區的軍事存在。換句話說，朝鮮核武器發展計劃，有利於美國在東北亞地區的軍事部署，有利於美國在東北亞地區對中國和俄羅斯形成強大的威懾。果不其然，美國借口朝鮮發射導彈，將“薩德”係統部署到韓國，其矛頭直接對準中國和俄羅斯，使中國和俄羅斯在東北亞地區的所有軍事行動都置於美國的監督之下。
可以這樣說，美國從一開始就不願意解決朝鮮半島無核化的問題，美國隻不過是借助於朝鮮的核武器發展計劃強化在朝鮮半島的軍事存在，並且把朝鮮核武器發展計劃作為部署“薩德”係統，從而近距離監視中國和俄羅斯的重要借口。
美國的目的已經達到。美國不僅在韓國部署“薩德”係統，直接對中國和俄羅斯構成威脅，而且更重要的是，由於美國強化在朝鮮半島的軍事存在，從而使中國和俄羅斯不得不作出痛苦的選擇。如果中國和俄羅斯在聯合國安理會有關製裁朝鮮決議表決的過程中投讚成票，那麽，勢必會導致中朝兩國關係發生實質性的改變。
換句話說，美國在朝鮮半島的策略是，一方麵借助於朝鮮核武器發展計劃強化自己在朝鮮半島的軍事存在，另一方麵通過聯合國安理會製裁朝鮮的決議，從而迫使中朝兩國關係發生實質性的改變，朝鮮更加緊密地依靠美國而不是中國。
中朝兩國關係是一種特殊的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由於中國和朝鮮站在蘇聯這一邊，因此，朝鮮半島發生戰爭的時候，中國不可能袖手旁觀。中國出兵朝鮮半島維持了朝鮮半島的對峙局麵，但是，中國為此付出沉重代價。無論是在朝鮮半島戰爭期間，還是在朝鮮半島簽署停戰協定之後，中國和朝鮮之間的關係並不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牢不可破。中國為朝鮮半島局勢的穩定付出了血的代價，但是，朝鮮半島局勢穩定之後，中國在朝鮮半島的影響力非但沒有增強反而不斷地削弱。中國出於善良願望希望朝鮮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取得巨大成就，但是，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在意識形態掛帥的年代，中朝兩國關係磕磕絆絆，朝鮮甚至一度破壞中國人民誌願軍烈士墳墓，使中朝兩國關係降到冰點。
中國政府之所以強調中朝兩國關係是正常國家的關係，就是希望向國際社會釋放出強烈的信號，那就是中國在處理朝鮮問題上堅持按照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辦事。中國與朝鮮不是軍事同盟關係，中國與朝鮮也不是相互依賴關係。朝鮮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製定國家戰略，但是，如果朝鮮製定國家戰略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那麽，朝鮮必須為此付出代價。
值得注意的是，朝鮮始終想要和美國舉行雙邊談判，盡管中國從中斡旋，但是，由於美國認為時機尚不成熟，因此，不願意公開與朝鮮舉行雙邊會談。但是，美國與朝鮮之間的雙邊接觸從來都沒有停止過，美國在朝鮮半島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中國。假如中國在處理朝鮮半島問題上一廂情願，希望朝鮮和美國聽從中國的建議，通過談判解決彼此的分歧，那麽，有可能會在處理朝鮮半島事務方麵徹底陷入被動境地。
中國已經意識到，美國在朝鮮半島“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目的不是解決朝鮮問題，而是借助朝鮮問題強化在東北亞地區的軍事存在，進而在戰略上遏製中國。中國已經意識到美國在朝鮮半島軍事存在所帶來的危害性，應當在國際社會充分揭露美國在處理朝鮮半島事務方麵的虛偽性。因為隻有這樣，才能讓國際社會充分了解，美國不是朝鮮半島和平的締造者，而是朝鮮半島和平的破壞者。
中朝兩國關係形成既有曆史的因素，也有現實的原因。冷戰時期中朝兩國在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是兄弟關係，因此，無論是在朝鮮陷入戰爭的困難境地，還是在朝鮮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都給予了無私的幫助。朝鮮半島停戰協議簽訂之後，朝鮮為了加快自己的基礎設施建設步伐，要求中國向朝鮮提供援助，中國在自己尚未建設地鐵係統的情況下，立即把籌備建設北京地鐵的所有裝備送給朝鮮，並且將中國的技術人員派往平壤，幫助平壤建設地下鐵路。中國的慷慨解囊，沒有換來朝鮮的感謝，朝鮮曆代領導人刻意地淡化中國在朝鮮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中國出於維護朝鮮領導人權威考慮，從來都沒有在國際場合提到過中國對朝鮮的無私援助。
中國選擇改革開放道路之後。中國和朝鮮關係發生實質性變化。朝鮮對於中國的改革開放進行意識形態的大批判，認為中國走上修正主義的發展道路。中國堅持認為自己所選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是正確的，因此，與朝鮮漸行漸遠。近些年來，圍繞著朝鮮半島局勢的變化中朝兩國關係始終處於調整狀態。中國堅持朝鮮半島無核化的主張，目的是為了維護朝鮮的國家安全，是為了維護東北亞地區和平穩定。但是，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朝鮮從來都沒有放棄核武器發展計劃。朝鮮的窮兵黷武，使得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討論有關製裁朝鮮決議時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中國一方麵希望朝鮮聽取國際社會的意見，真正從維護本國利益出發，放棄核武器發展計劃，可是另一方麵，中國也希望朝鮮半島真正實現無核化。換句話說，中國提出的朝鮮半島無核化主張，既包括朝鮮無核化，也包括韓國無核化，美國不能以任何形式在朝鮮半島附近部署核武器，朝鮮半島應當逐步消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因為隻有這樣，才能確保朝鮮半島國家安全，也隻有這樣才能為朝鮮半島的和平談判奠定堅實的基礎。
中國已經充分意識到，在現代高科技戰爭條件下，朝鮮不是自己的戰略屏障。朝鮮要想從根本上維護自己的國家安全，必須徹底放棄核武器發展計劃。中國在朝鮮半島不謀求個人私利，中國希望朝鮮半島國家充分意識到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的重要性，通過降低朝鮮半島的溫度，營造和平談判的氣氛，為和平談判實現朝鮮半島國家統一創造良好的條件。
中國在朝鮮半島的政策是一貫的，而美國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的立場卻耐人尋味。部分國際觀察家之所以對美國在朝鮮半島的軍事部署產生疑慮，是因為他們已經意識到，美國在處理朝鮮半島問題上缺乏足夠的誠意，美國一方麵希望通過軍事高壓態勢，迫使朝鮮政權崩潰，可是另一方麵美國也深深地知道，如果繼續在朝鮮半島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那麽，有可能會導致朝鮮變本加厲，加快自己的核武器發展步伐。美國究竟是在采取措施解決朝鮮半島問題，還是不斷地刺激朝鮮，使朝鮮半島局勢更加緊張？
中國以最大的誠意，從朝鮮與美國各自立場出發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如果美國缺乏解決朝鮮半島的誠意，那麽，一定會在朝鮮半島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因為隻有這樣才能刺激朝鮮，從而使朝鮮徹底地走上窮兵黷武的道路。朝鮮希望通過強化自己的軍事打擊能力，爭取談判的籌碼，可是，美國從來都不把朝鮮放在眼裏。朝鮮試圖通過發射導彈引起國際社會關注，但是，國際社會已經對朝鮮軍事威懾缺乏敏感性。
朝鮮的所作所為是為了爭取國際社會高度關注，進而迫使美國同意和朝鮮進行雙邊會談。但是，由於美國借助於朝鮮瘋狂行動不斷地強化在朝鮮半島的軍事部署，除非朝鮮軍事行動損害美國的地緣戰略，否則，美國不會直接與朝鮮舉行實質性的雙邊會談。可以毫不客氣地說，美國是在巧妙利用朝鮮，而朝鮮正心甘情願地被利用。在這場不對稱的軍事對峙中，究竟誰會敗下陣來，人們還不得而知。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美國率先發難，那麽，朝鮮政權將會立即垮台。朝鮮必須充分考慮自己的處境，必須麵對殘酷的現實，采取更加有效步驟減輕美國施加的壓力。現在朝鮮不僅與韓國拔刀相向，而且與中國、俄羅斯關係也越來越冷淡。如果朝鮮半島發生戰爭，那麽，朝鮮將會孤立無援。朝鮮領導人必須思考，如果繼續戰爭邊緣的遊戲，那麽，最終很可能會死無葬身之地。
朝鮮半島之所以充斥著陰謀論，根本原因就在於，美國心懷鬼胎，試圖借助於朝鮮的核武器發展計劃強化在朝鮮半島的軍事存在，而朝鮮則固執己見，試圖通過發展核武器，強化自己的國際存在感，迫使美國不得不與朝鮮進行雙邊會談。現在美國的策略是，把朝鮮徹底地晾在一邊，通過強化與韓國的軍事同盟關係，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形成高壓態勢，從而讓朝鮮領導人惶恐不安。不排除美國在與韓國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過程中突然發難，采用外科手術式的打擊策略，徹底摧毀朝鮮的戰略目標，甚至從肉體上消滅朝鮮領導人，到那個時候，朝鮮將會群龍無首，朝鮮半島將會出現大規模人道主義災難。韓國在處理朝鮮半島事務問題上必須聽命於美國，但是，韓國領導人必須充分意識到，如果在朝鮮半島進行軍事冒險，那麽，最終很可能會是玩火自焚。
（本文作者喬新生，中國當代學者。曾先後在中南財經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擔任經濟法研究所所長、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和廉政研究院院長。現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中國人權研究會理事、海峽兩岸關係法學研究會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