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寶虎：大陸如何應對漸進“台獨”？

海峽兩岸關係法學研究會秘書長尹寶虎

      中評社北京12月30日電（作者 尹寶虎 ） 2016年“5 • 20”之後，民進黨執政當局走出了一條漸進而實質的“台獨”路線：以理性謙卑示外，以不立即觸碰底線為掩護，以切香腸式小步快走方法逐步擴大和深化“去中國化”進程，以量變求質變，以時間換空間，促使法理“一中”徹底虛化甚至“偽化”，以最終達至“台獨”企圖。漸進“台獨”對大陸應對方法構成重大挑戰。大陸此前應對扁、李激進、顯性“台獨”時形成了一套成功辦法和對策。但在應對漸進“台獨”時，這些辦法和對策是否適用不無疑問。從目前兩岸關係情況和大陸現階段應對情況來觀察，大陸對待漸進“台獨”實際上采取了不同於應對顯性“台獨”的方法和對策，其基本方法和對策似可總結為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

      一、最高綱領：堅決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方向；堅定維護“一個中國”原則底線。

      在出現漸進“台獨”的新形勢下，大陸需要麵對的一個主要的困境是：在台灣執政當局不再接受或承認“九二共識”的條件下，如何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也就是說，如何維護一個沒有“九二共識”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為此，在繼續貫徹兩岸交往合作前提下，大陸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區別對待方法。與台灣交往過程中，將“獨”與“非獨”的政黨、人物做適當區別。在兩岸官方交往無法進行時，盡力維持兩岸民間交往。這樣既堅持了兩岸交往政治原則，也維護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局。這種區別對待做法一定程度發揮了對“台獨”的反製作用，如果認識到“台獨”根本傷害中國主權和安全，則區別對待方法可能構成最低程度的反製。具體做法包括：

      1、不再與台灣執政當局和民進黨主要政治人物發生製度化聯係。除涉及應急和災難救援情形外，海協會與海基會的聯係合作基本停擺。過去曾有民進黨高層以縣市首長身份到大陸公開交往，現在情勢下均無可能。以此表明在兩岸涉政治類交往中堅持“一中”底線。

      2、就台灣出席一些政府間國際組織活動，不再繼續過去國民黨執政時期基於“九二共識”和兩岸達成諒解後的靈活做法。以此表明在國際交往中堅持“一中”底線。對於台灣“邦交國”與我建交要求，更多采取聽其自然態度，而不似“九二共識”的“外交休兵”時期采取有意回避辦法。但應該也會把握節奏和分寸，與反製島內“台獨”發展的需要相結合，留有餘地。

      3、對縣市長層級的交往區別政治立場。2016年9月，大陸接待8名國民黨和無黨籍縣市長訪問大陸。這樣既堅持了“一中”政治立場，也沒有斷絕與台灣縣市長往來，有利於繼續維護兩岸合作。

      4、在兩岸無法通過繼續商簽和深化落實經貿合作協議情況下，繼續以區別藍綠方式促進兩岸經貿合作大局。比如對國民黨和無黨籍執政縣市要求“拚觀光、救經濟”訴求采取積極回應政策。2016年12月24日還舉辦了台灣8縣市農特產品展銷暨旅遊推介洽談會。對在大陸經商的台商，要求其不得在回到台灣後支持“台獨”。這樣，既堅守了大陸政治立場，也繼續維持與台灣的經貿合作。

      5、在看清漸進“台獨”具有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特點後，對蔡當局“台獨”本質的定性，既聽其言，更觀其行。也就是說，更多的不是從蔡對兩岸關係所謂“維持現狀”、“善意”等漂亮言辭，而是從蔡的行動即政策舉措和一係列操作民粹的言行來判斷其兩岸關係政治立場。及時揭露其“去中國化”、“恐中”、“仇中”、實質“台獨”的內容和本質。

      6、在無法通過兩岸製度化合作方式貫徹“兩岸一家親”、“寄希望於台灣同胞”的情況下，惠台政策和行動更多放在大陸內部來做。包括進一步完善各類涉及台胞、台商、台生的製度和政策環境，讓大陸成為台資、台商、台生投資創業、求學、就業和實現人生抱負的良好舞台。在境外，繼續加強打擊針對兩岸居民的各類電訊詐騙行為。

      7、在兩岸官方之間無法交往的情況下，繼續維持和深化兩岸民間交往、學術交往和社會交往。

      二、最低綱領：盡可能避免台灣成為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進程中越來越大的負麵因素；盡可能延緩兩岸走向最後攤牌的時間。

      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進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充滿希望。因此，維持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過程有一個好的內外環境，維護和延長國家發展的戰略機遇期，是大陸處理涉外關係的大局。處理兩岸關係也要服從和服務於這一大局。為此，要盡一切可能促使台灣在中華民族複興進程中發揮積極作用並共享民族複興的福利和尊榮；要盡可能避免台灣在此一進程中發揮越來越大的負麵作用，盡可能避免台灣成為中華民族複興進程中的負資產；特別是要盡可能延緩兩岸走向最後攤牌的時間。這恐怕是大陸處理柔性“台獨”的最低綱領。為實現此一最低綱領，可以從大陸現階段各方麵舉動中歸納出下列觀察：

      1、盡管蔡英文漸進“台獨”的效率、頻率和效果均較李登輝、陳水扁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大陸官方並沒有對蔡采取對待扁、李的點名痛批手法，而是留有餘地，並不乏期待。在大陸民間，一些知名涉台學者對蔡英文在不同場合的講話多采取盡最大可能的善意解釋，一些學者甚至為此承受了很大社會壓力。隻是這樣的善意解釋越來越困難。

      2、對各種“去中國化”行為采取很大的容忍態度，在批判台當局漸進“台獨”實質的同時，並沒有采取激烈製裁手段，而是繼續推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政策沒有改變。

      3、深刻認識美國因素在兩岸關係中的重要性，維護中美關係互利合作的大方向，妥善處理各項分歧；同時，堅決反對美國打“台灣牌”，反對美國以任何形式支持“台獨”，反對美國逐步侵蝕中國主權，特別是美台官方交往和美台安全領域實質合作不斷升級。

      4、努力控製大陸社會逐步上升的“武統”情緒和輿論。同時也加緊進行各方麵軍事鬥爭準備，加強軍事演習的規模、區域和力度；以武製“獨”，以武促和，以備萬一。

      三、未來兩岸關係惡化程度將更多取決於台灣當局

      大陸對台方針政策長期一貫、明確，沒有過大的搖擺。同時，認識到兩岸統一問題的長期性和複雜性，大陸相當長時間已經不再對台灣施加“促統”壓力，而更多著眼於“不獨”。並努力維持在“九二共識”基礎上的、符合台灣現行憲政框架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九二共識”體現了大陸對台灣方麵最低要求，也不違背台灣現行憲製性規定，無可退讓。大陸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在兩岸關係繼續讓步的空間。因此，未來兩岸關係的好壞更多取決於台灣執政當局而不是大陸。兩岸走向攤牌的時間在很大程度上也主要取決於台灣而不是大陸。即主要決定於“台獨”實現的程度和是否達到零界點，或者“台獨”引狼入室對整個中國安全構成的威脅程度，或者兩岸最終實現和平統一是否還有任何可能等。決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漸進“台獨”的實際成效和由此造成的內外情勢打亂大陸延緩處理兩岸統一步驟，促使大陸下定決心采取斷然手段提前解決兩岸問題。這裏可以觀察的主要指標包括：

      1、台灣內部在社會文化上完成“台獨”構建的程度，即台灣從政治、社會、文化等各方麵完成“去中國化”程度。可以觀察的指標包括：對“中國人”的認同程度，對中華文化的認同程度，對中華民族的認同程度。也可以反向觀察：台灣社會對大陸的敵意程度。接近零界點的問題是，台灣社會是否還有回到“一中”認同的可能？

      2、台灣內部在法律製度上完成法理“台獨”的程度，或者“台獨”（或者“去中國化”）的法律化程度。可以觀察的指標包括，各種立法、規章、政策中對兩岸關係的定位；各級法院釋法、官方執法中對兩岸關係的定位；通過“釋憲”、“公投”、“憲改”、“製憲”等行為達至“台獨”或“去中國化”的程度，這裏還特別涉及到“領土”、“疆域”的法律規定部分；台灣民眾對實現法理“台獨”的內心確信程度。在當下的台灣，法理“台獨”是正在進行時，不是有無問題，而是程度問題，盡管涉及“領土”、“疆域”的憲法規定是重要指標。這裏接近零界點的問題是，台灣是否還在法律上維持著同“中國”有意義的聯係？

      3、台灣外部關係完成“台獨”構建的程度，主要是台灣與外國（主要是美國，也不排除日本）構建政治關係特別是軍事關係的廣度和深度。可以觀察的指標包括：台灣與外國在軍售、情報、軍官交往、指揮係統等的合作程度、層級；太平島的未來用途，特別是安全用途及其是否受製於人。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觀察：即台灣在安全上與大陸敵對的意願和程度；或者台灣作為外國圍堵大陸戰略的一個環節發揮作用的程度；或者台灣與外國軍事合作是否已經現實地對國家主權、領土完整構成嚴重威脅。接近臨界點的問題是：台灣與外部強權的安全合作或者實質關係是否已經達至中國實際上“已經失去台灣”的程度；或者，這種合作是否已經使得台灣甚至失去任何哪怕回到某種中間地帶的可能？最近美國通過《2017財年國防授權法案》，大幅提升美台軍事交往層級，嚴重危害中國主權。實際上，美台軍事合作程度與“台獨”升級成正比，也與兩岸走向最後攤牌可能成正比，與台灣安全和獨立自主成反比。

      顯然，台灣在社會文化和法律政策上推進“去中國化”的程度和速度，以及與外國構建安全合作的程度和速度，將決定兩岸關係的惡化程度，決定兩岸是否以及何時走向最終攤牌的臨界點。一切關心兩岸和平、關心中華民族未來命運的人們不能不對此抱持深刻憂慮和高度警惕，不能不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行徑。

      （本文作者尹寶虎係海峽兩岸關係法學研究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