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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香港7月10日電(記者 杜博強編譯報道)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擴展,國家利益而非意識形態越來越成為國家之間交往的決定性因素。即便如此,對於意識形態的的強調在輿論界依然有巨大的市場。美國彭博社觀點頻道日前刊發美國石溪大學(Stony Brook University)教授、專欄作家諾阿·史密斯(Noah Smith)的文章,就以美國官方意識形態的視角透視英國脫歐折射出的全球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崩潰和反自由主義的崛起。
文章表示,雖然脫歐陣營的主張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於移民的厭惡和恐懼,但是脫歐公投本身可以視為直接民主,這對一直深陷“民主赤字”的歐盟來說已然不易。而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卻煽動族群對立,暗合白人至上主義,並且對支持者采取威權主義的態度,這才是真正的危險。文章聲稱,美國領導下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是減少戰爭的良方,而隨著反自由主義的崛起,各類的地區衝突也有可能破壞長久以來的和平。
雖然文章暗含對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民主製度的盲目自信,但對美國政治及世界形勢的分析頗有可取之處,讀者亦可借此管窺美國學者的思維方式。
全文翻譯如下:
英國脫歐所造成的經濟危機或許被外界誇大了。英國房屋價格的下跌或許會引發一輪英國國內的經濟衰退,但這種衰退的外溢效應卻很難危及全球經濟。英國的貿易政策恐怕不會有太大變動,英國獨立黨內的脫歐幹將們也不太可能奪取英國的政權。歐盟自身誠然危機四伏,但這種情況也並非全因英國脫歐而起。
英國脫歐所帶來的最大影響或許並非它的直接效應,而在於它的象征意義。脫歐折射出一個更為寬泛和宏大的世界潮流——一場全球性的政權變革。這場變革在英國脫歐之前就已經開始,將來也必將持續。這股潮流才是我們真正需要擔心的。
在二戰以後,全世界分為了兩個陣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擁抱自由主義、民主政體、資本主義以及自由貿易,而以蘇聯為首的陣營則傾向於支持專製主義、經濟孤立主義和各種形式的共產主義。任何一方都並非鐵板一塊,也沒有任何一方真正實現了其最初所宣揚的理想。但自由陣營逐漸在經濟和社會領域取得優勢,另一陣營則漸漸失勢。顯而易見,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國家正將其自身的製度變得更像美國。許多威權主義國家在經濟領域實現了自由化,同時也有不少國家從專製政體邁向了民主政體。
然而近年來,這種趨勢卻已經停止,製度變革的潮流正向著相反方向湧動。反自由主義——包括政治上的專製主義和對公民自由的限製——卻有上升的趨勢。
不少機構都在對這個趨勢加以記錄分析。這些機構雖然對民主和自由的定義有所差異,但是在這個總體的趨勢上並無異議。例如由美國政府資助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就表示,全世界的自由度在過去10年當中呈下降趨勢。從2006年起,在自由之家定義下自由度倒退的國家數量就已經超過了自由度上升的國家。
如果用人口而非國家數量來衡量,民主的退潮趨勢可能不如後者顯著,但走向依然清晰。根據《經濟學人》(Economist)信息部公布的數據,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從2006年開始設立以來就一直在下跌。國際非牟利組織無國界記者也表示,全球的新聞自由麵臨“深深的又令人不安的下跌”。而根據被廣泛引用的Polity IV數據(Polity IV項目由美國中央情報局下屬的政治不穩定特別小組Political Instability Task Force資助——譯者注),從本世紀初開始,全世界各個區域內民主國家的數量都處於停滯或下跌當中。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更表示全球的自由主義秩序正“麵臨多種力量的挑戰”。
不少人認為,英國脫歐正是這一趨勢的先兆。《紐約客》雜誌的著名政治作家本傑明·華萊士-威爾士(Benjamin Wallace-Wells)表示,“自由主義正越來越像一件美國國內的事務。”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羅傑·科恩(Roger Cohen)指出,歐洲有回到二戰前威權主義的可能性。哈佛大學國際關係教授史蒂芬·華爾特(Stephen Walt)在《外交政策》雜誌(Foreign Policy)撰文稱,英國脫歐和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美國的崛起表明,自由主義已經走得太遠,而一次反彈勢在必行。
脫歐就是反自由主義的征兆?我對這一觀點並不確定。的確,支持脫歐的陣營在某種程度上是出於對移民的厭惡和恐懼做出了這種選擇,但對長期處於“民主赤字”的歐盟來說,這次公投本身確實是民主的體現。而特朗普顯然更為危險。他惡意中傷美國的少數族裔製造族群分裂,他選舉團隊的社交媒體和白人至上主義群體關係密切,他對自己的支持陣營一直采用威權式的態度……凡此種種都是十分危險的信號,預示著美國國內相當一部分人已經對美國20世紀時力推的自由主義信條不再熱衷。
這是一個不好的發展趨勢。當然,人權和公民自由自然是無價的,但全世界變得越發不自由,或許更為危險。
正如心理學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他的著作《人類本性中的善》中所多次提到的,自從二戰結束後,戰爭發生的次數已經大幅度下降了。有不少理論試圖解釋這個現象,其中最有影響力的就屬民主和平理論及資本主義和平理論。前者是說民主政體傾向於不同彼此發生戰爭,而後者則表示,一國的市場越自由,其引發的爭端就越少。兩個理論都有證據支持,這也證明了美國領導下的自由主義秩序可以從多種渠道減少戰爭。
但是正如平克所擔心的,戰爭的減少並不具有曆史的必然性,這種現狀隨時可能逆轉。如果美國領導的自由主義秩序確實正在崩潰,那麽這恐怕是危險時期的先兆。一個尤其值得憂慮的地方就是南海。中國表示對該地區的大部分水域擁有主權(實際上中國隻是在南海主張海洋權利,從未聲明斷續線內都屬於中國領海——譯者注),這已經對美國支持的戰後海洋自由傳統構成了威脅。隨著許多小國,包括美國的盟國菲律賓在內,正在該地區提出它們各自對中國的反對立場,南海地區已經越來越可能成為引發中美之間武裝衝突的火藥桶。
這種衝突一旦發生在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和軍事力量之間,很容易就會引發更大規模的衝突,或使部分地區陷入地緣政治概念下的無政府狀態。如果善變和好鬥的特朗普真的在十一月的總統選舉中勝出,這種對全球繁榮和安全的威脅也會隨之上升。除此之外,南海遠非唯一的衝突熱點。俄羅斯入侵作為北約成員國的波羅的海國家,也很可能讓過去70年取得的和平付之東流。如果反自由主義的勢力繼續擴張,讓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勢,民主政體和資本主義作為世界和平引擎的作用恐將喪失。
綜上所述,對全球真正的威脅並非英國脫歐,而是反自由主義的崛起。這才是我們需要十分擔心,並且全力抵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