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專譯：南海爭議輿論戰中國智庫功不可沒

      中評社香港7月7日電（記者 杜博強編譯報道）隨著南海仲裁案結果公布日期的日益臨近，中美南海博弈也日趨白熱化。日本網絡時政雜誌《外交學人》（The Diplomat Magazine）日前刊發澳門大學政治與行政學係助理教授、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陳定定的文章稱，中美雙方在南海的輿論戰上各自獲得了己方傳統陣營的支持，可謂沒有勝者。

      文章指出，國際問題的敘述角度事關誰有權定義國際問題，並且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是國家軟實力的象征。過去中國人隻能服從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返，中國國力的增長勢必要求中國獲得與其實力匹配的輿論影響力。文章認為，從2013年起中國的智庫正在穩步擴大國際影響力，並且謀求和美國官員學者進行直接對話。這些努力有助於中美兩國之間的相互理解，從長遠來看也為中國獲得國際問題敘述角度的話語權提供了幫助。

      全文翻譯如下：

      隨著國際常設法庭對於菲律賓對華仲裁案裁決結果公布日期的日益臨近，整個亞洲的目光都聚焦中國，靜觀仲裁結果將如何影響中國的南海表態和實際行為。不過分地說，仲裁結果不僅將對中國在亞洲的戰略行動有著的重要影響，也將影響美國在亞洲的角色，更不用說會影響南海其他各聲索國的立場及未來行動。

      我們誠然應該關注判決可能產生的戰略後果，但同時也不應該忽視也已經進行多時的另一場戰爭：各方對於南海問題話語權和解釋權的較量。這不僅因為南海爭端事關中國、美國及各個聲索國的國際戰略，更因為這關係到誰能掌控國際法和全球秩序領域的國際話語權。

      目前中國在國際法爭議上處於守勢。許多國際問題分析人士指出，中國對仲裁的“不接受，不參與”態度將極大地損害北京的國際形象。美國及其盟友可以輕易地在這件事情上大做文章，攻擊中國不尊重國際法。但同時美國自身也並沒有簽署《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盡管美國國內有簽署公約的強烈呼聲。

      當然，中國的“不接受，不參與”態度是否違背的國際法是一個可以討論的話題，正反兩方立場都可以舉出相關的證據。美國希望的效果是塑造中國欺負小國、不負責任的形象，而中國則指責美國虛偽且在南海另有所圖。如果把這看做一場敘述角度之爭的話，那麽這場鬥爭沒有一個明確的勝者，因為中美雙方都收獲了各自傳統陣營的支持（中國從發展中國家獲得支持而對美國則是發達國家）。

      國際問題的敘述角度之爭意味著國際問題應該由誰提出，並且應該如何解決。這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問題，而軟實力在解決衝突的過程中有時甚至比軍事實力更有效。長期以來，中國一直不善於打軟實力戰；但近幾年，隨著中國國內智庫影響力的不斷成長，中國在軟實力方麵正在迅速迎頭趕上。

      中國智庫的高速成長是一個從2013年才開始出現的新現象。像雨後春筍般萌發的中國智庫正穩步增強其國際影響力，在類似南海爭議的領域中尤是如此。此前，通常都是由國外智庫在中國開設分支機構，例如北京的清華布魯金斯中心（Brookings-Tsinghua Center）和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Carnegie-Tsinghua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兩所智庫都是由美國的主要智庫在華運營，而且都在加深中美之間的相互理解方麵扮演了正麵的角色。有感於在直接影響美國政治觀點上的努力不足，中國最近正積極投入在美國本土設立研究中心。例如最近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建立的中美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China-America Studies），其目標就是“匯聚中美兩國的學者以及政策製定者……為了解他們各自的價值觀提供窗口。”

      而這些不過是智庫未來趨勢的一個開始而已。中國的智庫正把自己的工作坊和會議直接搬到華盛頓，寄望於和美國的學者及政策製定者進行麵對麵的溝通。舉例來說，中國的另外一個頗具影響力的智庫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就已經於7月5日和美國智庫卡內基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共同在華盛頓舉辦了中美智庫南海問題對話會，並且邀請到了兩國的資深外交官員，包括中國前國務委員戴秉國和美國前常務副國務卿內格羅蓬特（John Negroponte）。這次會議和其他類似的會議將起到什麽效果依然有待觀察，但重要的是，中美雙方都在積極和彼此進行溝通，而這一點常常為兩國國內的不夠敏感的人所忽略。

      過去中國隻能夠服從西方強國主導下的世界秩序，而如今這種情況早已一去不返。隨著中國國力的不斷上升，中國無可避免地希望在製定國際秩序和國際規範的談判桌上擁有自己的座位。當然，中國距離真正收獲話語權果實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但中國在這方麵的努力在南海爭議中已經初現端倪。在中國現有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之外，中國的長期策略是在國際敘述角度中也謀得一席之地。或許在全球治理的領域我們確實應該允許這種“百花齊放”，畢竟這種良性競爭最終會使全球都可獲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