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首爾10月21日電（記者 崔銀珍）據最新消息報道，中日韓三國首腦峰會已基本確定在11月1日於韓國首爾舉行。李克強總理、安倍首相、樸槿惠總統將出席這一次峰會。中日韓三國首腦峰會於2008年創立，每年一次。但是在2012年5月後，因日本政府實施釣魚島“國有化”問題，以及日韓之間出現獨島的主權之爭使得這一峰會被迫中斷。時隔三年，三國首腦峰會有望重新舉辦，而李克強總理、樸槿惠總統與安倍首相兩兩之間也可能實現首次會談。為此，中評社記者在首爾采訪了多位專家，請他們就很可能會重新恢複的三國首腦峰會以及韓日峰會的可能性進行評價。
韓國外國語大學全球安全合作中心所長、國際關係學部教授黃載皓表示，中日韓三邊首腦對話可能會進行，屆時，討論的主題不光有經濟，還包括政治的、非政治的、外交的、曆史方麵的相關話題。然而，在非政治領域的合作似乎隻是保持目前的狀況，沒有深入到非常具體的問題進行討論。
他也稱，在中日韓三邊首腦對話期間，韓日兩國有可能進行雙邊峰會。因為，鑒於美國的存在，韓日兩國之間實際上很難表現出互相有嚴重衝突。雖然韓日之間的交流還未活躍起來，但至少在目前看來兩國需要有適當改進關係的想法。
韓國國防研究院國防專門研究委員李昌衡則表示，9月3號中國舉行紀念抗戰勝利活動期間，在韓中首腦會談中提及了具體的時間為10月末或11月初，由此可以看出大體上已經達成一致，所以才會定下三國會談的時間。最近，我也見過日本外交，安保部門的相關人員，他們對日本參加首腦會談基本持積極態度。
他也分析了過去三年間首腦會談為什麽沒能實現的原因。他說，在這三年期間，韓中日三國領導人都進行了更替，時機不合。在這三年期間，三國首腦都表現了相對強硬的對立態度。中國對釣魚島的所屬權問題的態度強硬，針對美日牽製籌建中國國家安保委員會，紀念抗戰勝利活動雖然有紀念反法西斯勝利的意義，但更主要的是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在這三年期間中國對日本充分樹立起對立旗幟。日本也是針對中國修改美日防衛合作指標，修改安保法案，即頂住國內的反對聲音把安保法案修改成普通國家法案。韓國雖與中國沒有大的對立衝突，但是與日本，就慰安婦等曆史問題不斷對日本施壓。這期間三國矛盾重重，無法進行正常對話。
而三年過去了，現在最惡劣的對峙情況大體結束。樸槿惠總統也進入其任期的後半段，安倍對安保法案的修改也接近尾聲，有可能采取柔和態度，中國也要避開美國日本聯合壓迫中國的局勢，也需要與日本展開經濟合作。通過過去三年間的對立，新的領導人已經充分向其他國家表明了自己的立場，現在進入新的局麵，也是時候走向合作模式了。在這種情況下，韓國主動向中國提出舉行首腦會談，中國也欣然同意，日本考慮到各種因素，也表示出可能參加的立場，所以，首腦會談具備充分的實現可能性。
韓中日首腦會談，對安保領域方麵會展開初級合作。安保協議分傳統安保和非傳統安保。與傳統安保相關的合作，由於中日間的釣魚島問題及韓日間獨島問題等，不可能討論‘資訊共用協定’或‘軍需協定’等深層次問題。但在非傳統安保領域，可以展開原子力安全協定以及大型災害、災難救助等基於人道主義支援領域的合作。例如，在中國海岸有許多原子力發電站，在這樣的地方，一旦爆發大型事故，會造成極大的環境汙染，為有效解決此類問題，需要韓中日之間的相互合作。類似這種不牽扯軍事問題，在其他領域可以展開初級的安保合作，但在韓中日首腦會談中，會在經濟領域或目前有可能進行合作的領域裏挑選議題，而不是集中在安保問題上。循序漸進，慢慢朝著安保合作的方向發展。
至於韓日峰會，李昌衡表示，樸槿惠總統與安倍總理在聯合國會議上相遇時，安倍總理表示‘對韓中首腦會談成功表示祝賀，並希望韓美會談取得成功’。樸槿惠總統也表示‘期待能在首爾見到安倍總理’。樸槿惠總統之所以說期待能在首爾見到安倍，含有在韓中日首腦會談中見到安倍的意思，另一方麵也有韓日首腦會談的想法。此次10月底11月初韓中日首腦會談如能順利進行，那麽韓日舉行首腦會談也無不可。
最近，美國一直要求日本和韓國要和諧共處。美國要取得再平衡政策的成功，必須要日本和韓國的共同參與，如果韓日關係持續惡化，那麽美國的再均衡政策很難取得成功。因此，美國一直要求日本不要拿曆史問題刺激韓國，要改善兩國關係。站在日本立場上，無法繼續無視美國的要求，即便不因為美國要求，僅站在韓日兩國立場來看，如果韓國繼續與中國親近，會給日本造成負擔與刺激，現在反而是日本要顧慮韓國。
韓國的立場是，最近樸槿惠參加了9月3日中國的抗戰勝利紀念活動及閱兵式，對此，美國或日本的一部分人士會誤會韓國從此是不是要站在中國一邊，因此韓國要表明，韓國不站在任何一邊，而是根據自己的國家利益采取行動，為表明韓國立場，韓國也需要與日本改善關係。並且，為應對朝鮮的核威脅，必須展開韓美日安保合作。特別是韓美同盟要想正常運轉，非常需要日本的後方基地，因為日本衝繩等美國主要軍事力量都通過日本進來。美日同盟不能正常運轉，韓美同盟也無法正常運行。考慮到應對朝鮮威脅的安保問題，韓國有必要消除美國或日本認為韓國向中國傾斜的這種疑慮，並且，還要考慮與日本合作能取得的經濟成果，隨著韓日關係的惡化，韓國損失很大，特別是因為日本的嫌韓，反韓情緒，在日本最早開始的韓流現在也已消失，韓國商品再日本也無法暢銷。
因此韓國需要通過改善韓日關係，啟動經濟，營造日本國內對韓國的友好氣氛。
韓國或日本都對改善兩國關係達成共鳴，在韓中日首腦會談結束後，以此為契機，可以提議韓日首腦會談，如果時機與條件合適，韓日首腦會談在年末或來年初左右就可實現。
韓國外國語大學教授康埈榮表示，在韓中首腦會談上達成協議在10月末-11月初進行三國會談，由此可以看出韓中日三國首腦會談應該會順利舉行，不會有大問題。日本希望與中國進行首腦會談，中國也認為過度牽製日本，會使日美同盟更加鞏固，所以與之前相比，會采取稍微柔和的姿態。最重要的是，韓中日三國會談是樸槿惠總統排除重重困難中訪問中國時提出，韓國也在改善美國期望的韓日關係上起到一定作用，中國再稍微表示一下積極態度，應該會實現的。當然，重要的是日本在通過安保法案及之後的活動中要表現出稍微克製的態度。
而關於韓日首腦會談，康俊榮說，在三國首腦會談過程中進行的可能性比較大。首先，韓國的樸槿惠總統已經在3.1節紀念致辭中提出把曆史問題與發展未來指向性的兩國關係分別對待的原則，不久前樸槿惠總統在參加聯合國70周年活動上與安倍短暫相遇，提及希望在首爾見到安倍，由此可以看出，隻要日本采取稍微積極的態度，那麽韓中日三國首腦會談及之後的韓日兩國會談順利進行的可能性相當大。
韓國加圖立關東大學教授、東亞經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奎泰說，過去兩年中韓關係發展非常穩定，但中日和韓日關係卻走到低穀裏。因日本的安倍政府惹起的領土島嶼爭端，日本侵略曆史遺留的問題以及集體自衛權的軍事化政策等的原因，中日關係和韓日關係或中日韓三國關係都滯留不前，進而引起中日韓之間民族感情矛盾加深。這樣在東亞地區但其經濟社會交流關係非常快發展但政治安保上麵的矛盾衝突局麵無法改變的“亞洲悖論（Asian Paradox）”的局麵就一直持續下去。
其間中國和韓國認為問題的核心在於日本安培政府的態度和政策，如韓國和中國認為安培政府對於慰安婦問題和侵略曆史的承認態度就與過去“河野談話”和“村山談話”不同的冒昧表態為非常有大的問題。日本安培政府就以和平憲法的重新解釋來修改製定新安保法體製，其目的在於軍事國家化，曆史上的日本帝國主義可能重演，這是韓國和中國都難以接受的。在這種情況和認知下，韓國和中國從2012年以來，擱置了中韓日三國首腦會議。若重新開始，不管是其會議的內容或結果如何，其三國領導會晤本身就展示著中韓日三國領導回複對話討論東亞安全問題的新局麵，其議題當中可能包括朝鮮問題。
另外，日本首相安倍既然執意把和平憲法重新詮釋，完成了修改安保法體製，使日本已走上了可以運作新軍事安全機製的“普通國家”。雖然，安倍的這種舉動在日本國內也有很多反對聲音，但安倍畢竟已經把新安保體係以法製程式來製度化完成了國內程式。於是，中國和韓國從現在開始麵對的日本和其軍事安全政策，確實是與前不同的，這個事實都不得不承認。安倍口口聲聲講述日本成為“普通國家”就為了和平，其中當然包括東北亞乃至亞洲的和平。於是，中國和韓國應該以重新開啟中韓日三國首腦會議來，以麵對麵同安倍和日本講明白其立場，以給予日本應要走和平之路的韓國和中國的具體想法，以及給予日本清楚講不應該重演過去曆史錯誤的必要性和責任感，中日韓三國首腦會議就是這個舞台。
而且，中韓日三國首腦會議機製是已經構建了三國合作夥伴關係的機製，三國除了三國首腦會議之外已經建立了19個部長會議，50多個實務級別會議，100多個合作事業等多層次多方麵的對話和協商機製，已經設立了三國合作秘書處（TCS)。這個機製沒有達到東盟那樣的組織化的水準，或遠不止歐盟的共同體的運作機製。但是，從東北亞三國的過去一百多年的近現代的折騰曆史來看，可以說是難得尋找的合作夥伴機製，以可以討論傳統的或非傳統的安全問題，經濟合作，文化人文合作等問題。
9月1日履新的中韓日三國合作秘書處(TCS)的新任秘書長楊厚蘭接受該媒體采訪時透露，預計將於金秋舉行的中日韓三國首腦會談將“給韓中日三國的合作開啟新的道路，讓三國合作邁上新的台階。”三國首腦會議也在2012年發表了“三國麵向未來的全方位合作夥伴關係”的宣言，討論了三國自貿區（FTA）和東亞經濟共同體的排程等事務性的、高度政治性的議題。如果這個三國首腦會議機製可以搞活，其本身就是三國在東北亞可以尋找構建更高層次合作夥伴關係的機會，而且這個機製裏麵，沒有三國之外其他國家，不能再因曆史問題的不同看法或因雙方或三方的一些爭端而長期擱置十多年來三國努力而建立的自己的合作夥伴機製。
對於韓日峰會舉行的可能性，李奎泰則表示，中日韓三國會議在首爾重開，那韓日或中日首腦雙邊會議的安排是自然的行程，若真的做不到三方領導會議期間的中日和韓日雙邊首腦會議，那麽日韓關係確實是有大的問題。過去兩年的三國之間，雙邊或三邊關係折騰的主要因素，確實在於日本和安倍首相的政策取向。於是未來雙邊和三邊的首腦會議或合作夥伴關係的發展，還是取決於日本和安倍首相的對於那些問題看法和態度上麵有沒有變化，或取決於如日本方麵如何接受中國和韓國要求的真實曆史問題的表態或其反映，這一點日本方麵應要明白察覺到其道理，若安倍首相隻把開會或見麵作為根本，以為到達其政治遊戲的目的，那開了雙邊或三邊領袖會談，其效果還是無法達到其預期的目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