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模式離不開一黨執政

　　中評社北京9月25日電／從亞洲價值觀到新權威主義再到中國經驗、中國道路，人們始終對東亞充滿尋根究底的興趣。房寧先生最近在環球時報上提出的“權力與權利對衝”就是對東亞模式的一種新概括。但我們仍要在“對衝”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才能抓住東亞模式的本質特征。

　　環球時報刊發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陳先奎的文章總結道：

　　第一，以中國與日本、亞洲四小龍為代表，東亞模式在國家的意義上，具有“獨立自主的主權民主”與“屈從霸權的依附型民主”的根本分野。日本也好，亞洲四小龍亦然，盡管都曾經以經濟發展與民主轉型風光一時，但本質上都是美國霸權卵翼之下典型的依附性國家，是典型的依附型民主；不僅“對衝”和轉型源自於美國霸權的強製性植入，而且民主運作的具體機製本質上至今仍然為美國霸權所左右。

　　東亞模式實際上經曆了從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的霸權依附式發展到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崛起兩個截然不同的發展階段。日本之所以長期存在著成為正常國家的強大社會政治思潮，韓國之所以在重大的外交與國家安全問題上不時出現激烈悲壯的反美運動，本質上就是由於他們要求力圖改變本國依附型國家、依附型民主的命運。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的主權民主道路，更能從根本上代表東亞模式的內在要求與前進方向。

　　第二，東亞模式之所以成功，關鍵在於東亞國家“一黨長期執政”的政黨製度，在經濟社會多元嬗變的改革發展進程中，為工業化、現代化、市場化、城市化等巨大變革提供了強有力的政黨治理能力和權威穩定作用。日本戰後的“五五體製”是經濟騰飛的政治前提和基礎，這一體製的憲法和法律基礎雖然是多黨製，但是實踐的結果卻是自民黨一黨掌權、長期執政，在國際上被概括為“一黨優勢製”。新加坡由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至今，主導了新加坡最為成功的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甚至在法治、廉政等方麵至今仍名列世界各個國家治理的前列。

　　第三，“權力與權利對衝”的新概括，依據的是“國家與社會”的分析框架，但這隻是若幹解釋範式中的一種，有必要繼續以合理的階級分析關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市民社會中貧富分化過分懸殊的問題、弱勢群體的問題以及多元化發展中的主體經濟和主導思想的問題。另一方麵，在“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學術思潮中，實際上有一種“國家中性化”、“軍隊中立化”、“個人人權至上化”、“知識分子公共化”的思想主張。在當前的中東劇變中，以英美為代表的空中打擊在某種程度上被確立為一種新的遊戲規則，進而可能將作為歐美大國今後對付和搞亂搞垮不順從的發展中國家的外交和國際政治武器，對此，我們恐怕也不能不冷靜清醒地三思以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