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低廉政治秀，秘密外交到盡頭

拜登去吃炸醬麵，可以說是一場政治秀。

　　中評社廣州8月22日電／南方網看在作者張傳文的文章指出，從駱家輝上任，再到拜登訪華，美國政治家輕鬆掀起一陣小清新。前者身背雙肩包，腰別老式手機套，後者在姚記炒肝店79元小餐，並由美國駐華使館微博直播各種親民情景，美國政治家駕馭公共外交的能耐練至爐火純青的程度。

　　拜登副總統等5人點了5碗炸醬麵、10個包子、拌黃瓜、涼拌山藥、涼拌土豆絲以及可樂等，總費用79元。拜登在結賬時對店主說，“給你們帶來了許多不方便”，他掏出100元結賬，剩下的按照美國習慣作為小費。你可以說這是一場政治秀，但這樣的低調、廉價的政治秀，國內的民眾似乎感覺很對胃口。

　　無需大驚小怪於網友由此產生的各種聯想。比照當下的現實，就如處理動車事故的官員住五星級酒店的現實，就如茅台酒已成國內各行政係統的專用酒的現實，眾多追捧美式外交風格的網友，並非什麽陰險老辣的“帶路黨”，他們表達的是對低調、廉價而又有效的施政風格的讚賞，即使是一種政治秀又如何，姑且還是歡迎吧。

　　拜登以及駱家輝，再次證明新型外交風格可以對美國形象與文化軟實力起事半功倍的效果，新型公共外交僅僅是一個開始，必將越來越深入，而秘密外交似乎將要走到盡頭。但在很多中國人的印象中，外交似乎依然意味著神秘的陰謀以及閉門會議中的唇槍舌劍，“下一盤很大的棋”。秘密的宮廷外交曾是很長時期內各國外交實踐中的通行規則。外交官多數神秘地來，神秘而去，沒有永遠的朋友，沒有永遠的敵人，有的隻是朋友敵人之間的輪回以及永恒的利益謀算。

　　這種無政府狀態的世界裏，和平從來是一種例外，“時刻準備打仗”，和平隻是戰爭的間隙而已。李大釗曾將秘密外交說成是野蠻世界的遊戲規則，他在1919年5月18日的每日評論上發表《秘密外交與強盜世界》，痛斥野蠻的外交規則，“世間一切罪惡，都包藏在秘密的中間，罪惡是秘密的內容，秘密是罪惡的淵藪。我們若想禁絕罪惡，必須揭破秘密。”

　　長期苦難史的教育，在多數國人那裏均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記憶，他們接受了現實主義的常識，叢林法則、囚徒困境必然無解，隻有把對手想象成壞人才是最安全的。這種“安全法則”建構了民眾對各國關係性質的基本認識。更有甚者，對於叢林世界，因為神秘而迷戀之，因為其野蠻而嗜血。

　　美國的“例外主義”

　　這就一定高明嗎？或許精明，但不是最高明的。美國戰略的例外主義體現在，通過建構更高級的秩序規則真正保全自己。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不同的是，美國一直靠價值觀為本立國。自由、平等、法治下的人權，熟悉美國曆史便知道，丟掉了這些信條，美國就不成其為美國，甚至可能分崩離析。特別是冷戰結束之後(美國人傾向於把冷戰視為戰時狀態)，這些價值觀更是根深蒂固。

　　美國外交傳統中的理想主義和“例外論”一直是主流。基辛格認為，美國人不願意以權力思考國際關係，對國際體係的權力均衡采取冷漠甚至厭惡的態度。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期，美國人在討論外交政策時，無論是在談論還是訴諸筆端，“均勢”一詞之前幾乎都帶有一個輕蔑的形容詞———“過時的均勢，名譽掃地的均勢。”讓世界各國均訴諸規則，拋棄權力政治，其基礎首先是世界包括民眾在內對秩序規則以及其基礎理念的認同，這需要影響各國的認識問題。美國反其道而行之，訴諸規則的建構，而不是純粹實力的較量，使得美國公共外交順理成章得以開展，而且會越來越成為它與其他國家打交道的最主要的手段。基辛格的現實主義在美國民眾那裏，常常受到質疑，並沒有在中國這樣的好名聲。

　　如果梳理一下上世紀80年中期開始美國駐華大使的情況可以看出，從洛德(曾是基辛格的特別助理，毛澤東和尼克鬆在中南海會見。美方陪同人員除了基辛格，就隻有一個洛德做記錄)，再到李潔明(曾是中情局對華情報員)，再到芮效儉(出身於情報係統)，多數有情報分析的背景，但到州長出身的洪博培以及商務部部長的駱家輝，這方麵的色彩已經非常弱(至少表麵如此)，但在公眾中的知名度越來越高，可以看出美國公共外交分量的顯著上升。可以斷定，公共外交將成為美國對華關係的新傳統。

　　相比較，美國是一個嚴格從理性出發思考國家利益的國家。通過鞏固已有現代國家的聯盟、將中俄印等大國融入現存國際秩序、建立有利於自由的權力平衡，才是其理性的目標。2010年發表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美國要“追求四項持久的國家利益”，即“安全”(美國及其公民，盟友和夥伴的安全)、“繁榮”(在開放的、促進機會和繁榮的國際經濟體係中一個強大、創造力強和不斷成長的美國經濟)、“價值”(在美國國內和國外尊重普世價值)，以及“國際秩序”(通過更好的合作促進和平、安全和機會以應對全球挑戰的國際秩序，當然美國是領導者)。冷戰後的曆史也證明，美國從未把任何一個大國視為敵國，這當然包括中國在內。近年兩國元首會晤首要談的正是戰略互信的問題，今日中國官方也已經很少提及美國“遏製”中國的說法。

　　中美戰略互信，難在民意

　　目前值得憂慮的並非官方層麵而是民意之間的互動。記者近年也曾接觸和了解到的一些美國駐華外交官，他們往往對敏感問題非常小心謹慎，注意防止刺激中國方麵的敏感神經。職業外交官便是如此，他會在理念和現實之間維持平衡，使得關係處在可控的範圍內。洪博培在北京一家民營書店的公開演講中屢次回避尖銳問題包括記者對中國敏感人物的提問，隻是從另一方麵如他在猶他州的實際工作經曆，包括定期公開舉行市政會議，告訴中國聽眾公眾參與的必要。新大使駱家輝的工作思路應該會在公共外交方麵繼續拓展。

　　而從中國外交官參與一些內部會議也可以看出，中美雙方外交官之間其實保持著比較好的關係溝通，他們都不希望雙方關係產生棘手的問題，無論如何，保持關係的平穩才是職業外交官的共通追求。中國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長丁孝文在對未來十年中美關係研討時便這麽認為，中美之間的戰略互信其實難在民意，而非官方層麵，“兩國政府都想把關係搞好，都有這樣的意願，但受到很大的牽製，這個牽製部分原因就在於民意。”

　　按照丁孝文司長的觀點，中國民意同樣對中美關係牽涉巨大，中國民眾的思維方式同樣會反饋在美國民意那裏，並產生頗為複雜的互動。美國人並不把中國當做戰略對手，中國可以而且應當去把握中美關係的未來方向。民眾的觀念能否與時俱進，同樣十分重要。在中美關係之間，一直有這麽一個說法，如果你將美國當成敵人，它最後就是敵人，你想中美關係怎樣，它最後很可能就怎樣。

　　被視為中國外交智囊人物的王緝思教授近來一直堅持這樣的觀點，美國政府沒有也並未打算以中國為主要戰略敵手，政府扮演的多是救火隊長的角色，比如中東北非事件，美國政府並非要挑起類似的事件，隻是這樣的事件發生，受國內民意壓力，需要政府拿出應對行動出來。它所做的戰略決策，更像是“順勢而為”。

　　所以，掌握中美關係未來方向的是中國，中國可以而且應當影響和把握美國的對華政策方向。美國新型公共外交究竟在中國民間可以釋放何種影響，同樣是其評估兩國關係性質的重要依據。如果說中美要建立戰略互信，那麽兩國民意基礎必須與之相適應。正如王緝思教授所說，如果民意感受與兩國政府的戰略互信不同步，兩個社會可能會產生比較嚴重的對立，政府也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政治資本去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