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認識台灣對日觀的發展變化？

“哈日”，是台灣青少年的文化時尚。


在冷戰結構下，台日相互依賴，催生了台灣對日本的重新解讀。

??中評社　題∶如何認識台灣對日觀的發展變化，作者∶賴奕佑（台灣），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博士生

??·如果台灣人對日本的情感與親日、媚日的行為是來自於日本皇民化運動的影響的話，那麽這樣的觀點就無法解釋在台灣未受殖民統治經驗的外省族群喜歡日本偶像的比例高過本省族群的比例。

??·台灣與韓國在對日情感的變化發展上，最大的不同點就在於戰後的台灣存在著複雜的族群關係。

??·戰後台灣在被殖民化式的統治中，以及被視為日本共犯的歧視中，台灣人所產生心理上的幻滅，使得台灣人在戰後將過去殖民者日本視為“惡”的這種想法，也因而逐漸轉變成為一種與外省人區別的象徵。

??·在冷戰結構下，台灣不隻依賴與日本及美國的政治、軍事關係，在經濟上更是成為相互依賴的依存關係。這種政治、經濟關係的建立才能重新催化台灣對日本記憶的重新解讀。

??·對於台灣與日本的關係，今日台灣人重視的是與日本漁權的談判、釣魚島的歸屬問題；而不是曆史教科書的爭議、或是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

??近年來有些報導評論台灣人由於受過日本人半世紀的統治，使得台灣人在精神上受到日本人的閹割，產生一種台灣人親日、媚日現狀的邏輯思考。這不隻是一種成見，也是一種誤解。相關的文章從相同的角度評論同樣受到日本人統治的韓國，認為韓國人雖然同樣受過日本人的統治，但是卻以這段曆史為恥；而相較於此的台灣人，卻對日充滿懷念之情，將日本人對台灣的建設視為“德政”。相關批評多是忽略到台灣與韓國在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的曆史發展是有所不同的，如果一味地視台灣人對於日本的觀感是建立在日本殖民統治的基礎上，其實是過於簡單的解釋了問題的本質。分析曆史的發展脈絡有時可以讓我們更加了解到問題的本質，進而能夠更了解到曆史帶來的教訓是為了不要再重演相同的錯誤與遺憾。

??當論述台灣人的對日情感時，最直接的反應就是台灣曾經受過日本統治。這中間有一個現象卻不被重視，就是1945年戰後的台灣人口約有600萬人，但是1949後隨著國民黨政府的遷移台灣，帶來一百多萬人口，這些新加入到台灣的人口並未有受過日本殖民的經驗，他們的對日情感更不會是受過日本統治所遺留下的身體記憶。其次，原本在台灣的600萬人中，內部也分閩南人、客家人與原住民等族群，這三個族群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其本身所接受到的殖民政策也並不相同，這也使得如果以單一角度論述台灣的對日觀感，也就不免產生過於偏頗的標簽。

??日本的殖民統治與台灣人對日情感

??首先，一般看法認為台灣的日本情結始自日本殖民時所推動的皇民化運動，但是這首先要注意到一些曆史事實。首先是台灣雖然自1895年就割讓給日本，但是日本實施皇民化運動卻是從1936年年底才開始，終於1945年日本戰敗。也就是認為日本統治台灣最後八年的曆史記憶，成功地取代了之前四十幾年中，台灣人民對日本殖民者的負麵曆史記憶。根據1942年的調查，當時台灣人中屬於“國語（日語）常用家庭”的人口也隻占了台灣人口約百分之一的比例，其中又能夠改日本姓名的比例則更少，由這比例來看，皇民化運動的成效並沒有想像中的成功。[注1]可見得即使是在日本統治的最後八年，雖然擴大了日語的推廣，但是以運動本質來說，卻沒有成功改變台灣人對於日本殖民統治的負麵經曆。日本戰敗後，國民黨撤退到台灣時，帶來台灣的軍人及其眷屬約有一百多萬的人口，而這些新加入的台灣外省人口，相對於原來的台灣本省人而言，他們是屬於中日戰爭中的勝利者，自然更無法以受過日本皇民化的餘毒，從而建立起對日本的情感。

??其次，則是認為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接受日語教育，對於日語有親切感，這也使得台灣人有傾向於日本的跡象。根據日本總督府文教局的統計，1932年台灣的日語普及程度僅約23％，到了1937年達38％，1938年到達50％，1942年更達到59％，[注2]一般曆史學者認為在短短四年間，日語在台灣的普及率能夠大增的原因，除了日本皇民化運動有相當大的影響之外，其中也是當時日本總督府的官員為了向日本天皇報告“成效”，而有誇大之嫌。隻是這項表麵數字隻能代表當時台灣的官方語言是日語，但並沒有辦法說明日語已經成為台灣人的生活語言。根據當時在台日本人的回憶，他們認為隻有在學校跟公家機關才會認為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一旦走出這兩個地方，他們根本無法了解台灣人彼此之間的談話內容是甚麽，他們彷佛置身於異國之中。可以思考的是，當日本戰敗後，國民黨威權統治台灣數十年，都沒有辦法根除台灣本省人生活上使用方言，更何況當時日本處於窮途末路之下的皇民化運動，能夠藉由日語的推廣建立起今日台灣人的對日情感。

??第三個看法則是認為過去台灣人的對日情感始於日本的皇民化運動，而今日台灣人的對日情感，則是由於成長中受到父母的影響，才建立起今日台灣人的對日情感。但是值得了解的是，今日60歲以下的台灣人是出生於戰後，並未受過日本教育，也沒有被日本殖民過的經驗。反而在成長的過程中，所接受到的教育更多是日本對華侵略、中日戰爭中的血淚曆史，在這樣的成長背景之下，自然難以界定今日台灣人的對日情結是來自於父母的多一些，還是來自於學校曆史教育的多一些。根據2010年3月發表的“台灣民眾對日本觀感之研究”中的調查中，台灣民眾對日本感到親近的比例達62%，感到不親近的有13%；其中對日本感到親近的比例中，年輕人與高學曆的部分占明顯多數。其中在65到80歲間經曆過日本殖民過的台灣人對於日本感到親近的不到六成（58％），但是在20到29歲的年輕一代則有七成（72％），從這數字可以知道建立起今日台灣人對日本的觀感不是來自於受過殖民統治的父母。此外，根據這項調查中台灣人對日本的認識來自於家人、親戚的僅占6％，來自於學校教育的更隻占1％。[注3]

??如果台灣人對日本的情感與親日、媚日的行為是來自於日本皇民化運動的影響的話，那麽這樣的觀點就無法解釋在台灣未受殖民統治經驗的外省族群喜歡日本偶像的比例高過本省族群的比例。[注4]這樣看來，可以知道台灣人對於被日本殖民的經驗與現今台灣人對日本的情感並沒有絕對的關係，自然就更無法解釋台灣人的中華民族精神是被日本的皇民化運動給閹割的說法。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台灣的曆史上確實有過一段時間是被日本所統治，以及台灣民眾對日本保持友好態度的現狀，隻是如果過度解釋日本皇民化運動的影響，自然就難以認識今日台灣人是如何重建對日本的觀感。而回顧這一段皇民化運動時，其實內容也不過就是在不相信台灣人的前提下，要求台灣人為日本賣命。

??戰後國民黨的威權統治

??回歸曆史的本質，隻是為了避免形成曆史的盲點。要了解到戰後台灣對日本觀感的發展變化，就必須先要了解到戰後台灣的政治經濟發展。1992年1月，美國與俄羅斯的學者在莫斯科舉行了一次會議，原本演講台上的列寧塑像被俄羅斯的國旗取而代之，可是卻被美國人發現，這麵俄羅斯國旗竟被掛反了。這被掛反的國旗隻是一個變化所顯示的跡象，代表著認同的標?產生了劇烈的變化。[注5]令人深思的是在關於1945年時，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時，有一張曆史照片常常被人們引用。在這張照片中，原本是要用來紀念台灣人民終於脫離日本的統治，迎接祖國的來到，但是照片中的國旗卻有著相同的命運，也是出現一幅被掛反的國旗。一個發生在冷戰後的俄羅斯，另一個發生在剛剛被國民黨政府接收的台灣，兩則故事代表著相同變化所顯示的徵象。

??1945年日本戰敗，台灣自然回到祖國的懷抱，飽受日本人殖民統治的台灣人，對於打敗日本的祖國，充滿憧憬的歡欣之情。戰後的台灣一直到1947年期間，“去殖民化”與“祖國化”是當時台灣最大的時代意義，反日以及對過去日本殖民文化和對曆史的反省與批評成為主要的潮流。[注6]但就如同“國旗事件”一樣，接收的國民黨政府可以說是沿襲了日本總督對台灣的殖民手段以及態度。相較於蔣氏政權在對於戰敗的日本人，采取了“以德報怨”的寬大態度，但是對於深受日本人迫害的台灣人，接收的國民黨政府卻充滿深深地對台灣人的不信任，更采取與日本人相同的手段治理台灣。

??很快台灣人對於接收的國民黨政府從期待轉變成失望，相較於日本的異族高壓統治，自然對於國民黨的統治更充滿挫折與傷心。現在一般人常常批評日本與“台獨”的淵源，但卻很少論及在1945年日本戰敗前，日本也是台灣知識分子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重要聚集地。回顧這一段曆史，卻也相當諷刺，原本在日本殖民時代，為了反抗日本的高壓殖民手段，一部分的知識分子跑到日本，一部分的知識分子跑向中國大陸。後來為了反抗蔣氏政權的威權統治，仍然一部分知識分子跑到日本，一部分的知識分子跑向中國大陸。

??探究台灣人原本對於國民黨政府的期待漸轉變成為失望，這期間有個重要的分水嶺，也就是發生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這場遺憾的悲劇，對台灣人的傷害不僅是事件本身所造成的傷害，更深層的影響則是對於當時台灣人心理上的打擊。“二二八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多是當時活躍台灣的菁英分子，其實也是原本最熱烈期待國民黨政府的台灣人士。從期待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到受到國民黨政府的迫害，原本的反日知識分子被扣上背後受到日本與共產黨煽動的帽子。這也使得“二二八事件”一直存在在當今的台灣政治文化中，有如徘徊的幽靈。

??台灣與韓國在對日情感的變化發展上，最大的不同點就在於戰後的台灣存在著複雜的族群關係。1949年蔣介石喪失了對大陸的統治權而撤退到台灣，台灣在蔣介石的心理上不僅是過去曾被日本統治的殖民地，也是他最後賴以維持政權的反共基地，而台灣的地位也從國共內戰的後方變成國共內戰的前線。撤退到台灣的蔣介石為了確保國民黨政權的穩定，開始在台灣進行去除日本殖民統治的痕跡，在學校教育以及政治思想宣傳上，政府與學校大力宣傳蔣介石在對日戰爭中的偉大功績，使得這一代台灣人成長的記憶中，對於日本入侵中國的曆史成為台灣人主要的“對日記憶”。

??相對於台灣人的“對日記憶”隻有日本入侵中國的曆史與蔣介石的功績之外，對於台灣人曾經被日本統治的曆史記憶（包括前期的武裝抗日與後期的皇民化運動），在這段時期的記述幾乎是一片空白。到1987年前為止，台灣社會上所出現有關評論日本的資料，其作者幾乎都是戰後來台的外省人，而非受過日本殖民統治過的本省人。其內容也多是過去抗日的艱苦經驗，以及以“正統中國”的角度對待“中日關係”，某種程度上是延續了中日戰爭狀態下的對日記憶。[注7]根據後來的調查，台灣本省人口當時雖然占80％以上的比例，但是在自傳類的文學作品比例卻遠遠低於外省人占的比例。這段時期，受過日本統治的曆史成為台灣人的原罪，也成為當時台灣外省人劃分本省人的心結，這樣的氣氛彌漫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台灣人血淚交織的抗日史，在反日教育中蘋字不提，台灣人被迫記憶的是，抗日的英雄是外省人，而本省人則是被貼上日本共犯的標簽，這種標簽是壓在族群記憶中的大石。

??在這一段的時期，由於接收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的治理方式承襲日本的殖民式統治，不隻導致其後的省籍衝突，也使台灣人的對日情感有了一個重要的轉變。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生活上、教育上都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與不被信任感，這種累積的不滿，使得台灣人對日本的觀感是負麵的印象。但是戰後台灣在被殖民化式的統治中，以及被視為戰敵日本共犯的歧視中，台灣人所產生心理上的幻滅，使得台灣人在戰後將過去殖民者日本視為“惡”的這種想法，也因而逐漸轉變而成為一種與外省人區別的象徵。[注8]這個變化深深的影響到現今的日台關係中，今日在闡述日台關係的起源時，在追溯其起源時，這種心境上的轉變都是不能不提的重要因素。這種由“惡”的形象轉變為“有功”的變化，成為現今日本人在討論對台灣認識時，也形成日本部分傳媒為過去殖民台灣的惡行脫罪的理由。

??重新建構中的台灣對日觀念

??1949年後，國民黨政府積極在台灣建立起抗日教育的同時，與此所不同的是，蔣介石不隻在戰後對日本采取寬大的態度，蔣介石政權在政治上也與日本建立起無比親密的外交關係。這種上下的政策的矛盾，主要與當時的國際環境變化有所關連。喪失大陸政權的蔣介石，極其需要在國際環境中尋求美國與日本的協助與認同，蔣介石放棄對日本賠償的要求，也是為了相同的目的。這種政治上、軍事上需求的關係，使得蔣介石“以德報怨”的對日政策是有所依賴的。

??在冷戰結構下，台灣不隻依賴與日本及美國的政治、軍事關係，在經濟上更是成為相互依賴的依存關係。這種政治、經濟關係的建立才能重新催化台灣對日本記憶的重新解讀。從1952年到2008年，日本對台灣的直接投資項目占外國對台灣直接投資項目的27.53％，位居第一；累積直接投資總額為157.74億美元，占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16.2％。[注9]日本現在並不是統治台灣的殖民者、也並不是隻會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而是能夠與台灣有經濟互利，帶動台灣經濟成長的重要投資力量。而這種重新的認識，才是推進今日台灣人對日認識的主要動力。

??日本與台灣這種政治、經濟上的關係，不隻延續到了現今的日台關係上，也成為維持日台關係發展最強的推力。與此同時，解嚴後的台灣，本土作家的文學作品大量出現，過去老一輩本省人隻能存在於夜晚的回憶，現在則能夠藉由自傳、回憶錄的形式留在個人、家族或是曆史的一頁上。不隻這類個人的文學作品相繼問世，為了彌補過去空白的一段曆史，政府的相關研究也展開如火如荼的調查。過去曾被刻意抹去的台灣本土曆史成為曆史教育研究的主流，其中當然也就包括了日本統治的殖民曆史。蔣氏威權體製在台灣結束後，當台灣人開始能夠填補過去流失的這一段空白記憶時，其實台灣人也開始反思過去日本殖民時代的統治曆史，對台灣人的對日認識有何影響時，這也就成為文化上今日台灣人對日本認識的重新開始。

??必須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廣為流傳的自傳、回憶錄的作者並不是訓練有素的曆史學家，因此對於生活在日本時代的記述也就不會在曆史文獻上做一番嚴格的考證，對於記述內容自然偏向生活經驗的陳述而非嚴謹的曆史考察。其內容自然有一種見樹不見林的缺陷；或者是個人囿於緬懷過去年輕歲月的記憶，而非緬懷日本的統治經驗；又或者為了解釋個人的行為，在重建過去個人回憶時，同時美化個人的生活經驗。因此如果光是以這些類似回憶錄的內容加以批評台灣人親日的傾向，自然有陷入一種充滿主觀立場的成見。

??其次，當評論現今台灣人受日本大眾文化的影響極深，這又是受日本皇民化影響的結果時，這其實忽略到大眾文化的感染與政治文化的感染力是不同的。大眾文化講求的是求新求變，要能夠符合年輕人的需求，更需要經濟環境的配合。台灣的經濟發展雖然在1990年代前就已經開始茁壯，但90年代以前的經濟環境發展條件並未反映在消費能力上，使得之前台灣人的消費能力無法支撐自身大眾文化的建立。而90年代後，當台灣的經濟環境條件能反映在消費能力上時，這時日本的大眾文化發展已經相當成熟，並且向海外輸送。這不隻使得日本的大眾文化成為當時台灣年輕人注意的焦點，更重要的是台灣在建立起自身的大眾文化時，有相當大的程度是以日本的發展為借鏡，發展出台灣自身的大眾文化。這種文化的傳播，相當程度上與政治文化有所區隔，就如同台灣過去的“香港熱”、現今的“韓國熱”一般。

??同樣在“台灣民眾對日本觀感之研究”中的調查中，可以清楚發現在調查中所顯示出來的是，台灣民眾對日本感到親近的年齡結構主要顯現在40歲以下的族群，以教育背景而說，更主要是擁有大專學曆的比例對日本感到親近的比例愈高。[注10]而台灣30到40歲的年輕人的成長背景，正是處在1990年代後。正好與當時台灣經濟環境、大眾文化發展的背景息息相關，因此當調查到台灣民眾對日本資訊的來源時，主要是受到電視(41％)、網路(14％)、報章雜?(12％)的影響，而不是來自父母、家庭或是學校教育。

??20世紀90年代的台灣年輕人，在成長的背景中所受到的學校教育，仍是以反日為主流，但是在麵對日本的大眾文化時，依然在文化的位置上創建出屬於年輕人的對日觀感。這種認識不同於過去老一輩的生活經驗、感情依戀，也不是屬於學校的反日教育，而是在自身所接觸到的經驗與傳媒的影響下，對於日本文化進行解讀。例如，過去的日本是甚麽？現在的日本是甚麽？日本殖民時代對台灣的曆史教訓是甚麽？這一切的問題都在探索中找尋答案。90年代的台灣，由於政治上追求本土化，過去消失的台灣曆史一一地被呈現在社會大眾麵前，對於台灣過去曆史的無知，恐怕是這一帶年輕人的共同想法，對於日本的觀感也就在政治本土化的過程中逐漸地與年輕人的大眾文化相融合的。這個年代的台灣人對於日本的認識，更相信的是自己所接觸的日本大眾文化。

??走過90年代，現今台灣的年輕人，出生的年代已經不是過去反日教育下的體製，學校教育中講求的是本土化，而麵對的大眾文化也更加多元，也不再是過去日本大眾文化一枝獨秀的局麵。對於日本的認識，比起過去的日本，更重視的是現今對日本的認識。由於出身的年代所受到的學校教育，已經不再是具有過去“祖國化”、“去殖民化”的反日教育下的背景，他們教育背景中所認識到的日本，也已經不再是師長口中那個隻會侵略中國的日本，而是在台灣殖民長達半世紀的日本。在這樣的基礎上，加上台灣現今的經濟環境發展，可以讓年輕人對於大眾文化有更多的選擇與接觸，年輕人對於自我意識的解讀，不僅成為社會文化重要的一股力量，也逐漸將個人的對日觀感，凝聚成大眾的對日觀感。

??現今台灣政治人物的政治訴求，並不能夠主導年輕人的這股力量，而是年輕人的觀感正在改變政治人物的政治訴求，當然其中也包括了台灣人的對日思潮。對於台灣與日本的關係，今日台灣人重視的是與日本漁權的談判、釣魚島的歸屬問題；而不是曆史教科書的爭議、或是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台灣內部有多族群的事實存在，對於台灣對日本的認識，也已經不再是過去那個單一族群能夠界定的事。

??結語

??一個社會文化的發展與形成是具有連貫性的性質存在，如果單單隻以一個時間段的發展來論斷社會文化的成形，就會陷入主觀的批判與定義。當個人或是群體的認知陷入選擇的過程中時，同時也可能反映出某種曲解，而產生根深蒂固的認識。心理學家有時把集團間的緊張狀態和導致緊張集團間衝突的決定，歸因於個人的心理狀態，個人的心理狀態可以受到政治的影響，受歪曲的認知常常比準確的認知更容易嘩眾取寵。一般常常將台灣的親日現狀解釋為日本皇民化的結果，以及歸罪於台灣後來政治人物的大力渲染，以求“聯日製中”的政治選擇中。這已經有一種先入為主的認知，自然直線式地產生相同的結論與定義。在現今的傳媒時代，就如同博爾丁指出如果意象是權勢者通過玩弄花招強加在大眾身上，那就大錯特錯，權勢者的意象隻是大眾意象的一部分，而不是把意向強加給他人。[注11]與其說是領導者決定了台灣人的對日情感，不如說是領導者的政策反射了台灣人的對日觀感。

??社會是由有意識、有訴求的無數社會成員接觸、磨合所推動的。而使得民間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不以任何人的意誌為轉移。[注12]追溯台灣人開始轉變對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的記憶，從負麵的價值判斷逐漸轉變成為正麵價值判斷的這一段過程中，可以知道是由於戰後國民黨政府無法妥善處理省籍情結的結果所導致，可是觸使這一變化產生新的架構時，卻是由於戰後台灣與日本政治、經濟的需求才是最大的因素。1987年解嚴後，由於台灣政治環境丕變，導致隨著台灣在本土化的政治訴求下，政治上過度美化日本殖民統治的價值評斷，這樣歧異的發展道路，幸而並未成為正統觀點，反而引起更多的質疑。經由這樣的批判與質疑的過程，使得台灣人的對日觀感在重新建構的過程中，反而更能夠區別出雙方的差異。

??現今的社會，傳播媒介的進步與發達，使得有更多的議題有被討論的空間，以及被質疑與假設。在台灣內部，過去由外省人所主導的對日觀已經被反駁，現今台灣人的對日觀正在重新建構中，原本處於主流地位的對日觀感，也因為充滿過於悲情意識也正受到質疑。當台灣人可以正式麵對、整理過去的日本殖民曆史記憶的同時，筆者希望這樣的趨勢不要成為兩岸人民情感交流的隔閡，或者再次成為中國大陸人民劃分台灣人的心結。

??[注1]1942年台灣總人口約640萬，其中台灣人約600萬，而成為國語常用家庭約9600件，7萬7千多人。（日）末光欣也著∶《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台北∶致良出版社，2007年版，第404頁。

??[注2]《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第567頁。

??[注3]參照《台灣民眾對日本觀感之研究》，載http://www.koryu.or.jp/taipei-tw/ez3_contents.nsf/04/7966042A79384E05492576EF000A5FEF/$FILE/detail0309.pdf。

??[注3]李衣雲∶《解析“哈日現象”∶曆史、記憶與大眾文化》，思想編委會編著∶《台灣的日本症候群》，台北∶聯經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頁。

??[注5]（美）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譯本），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3頁。

??[注6]曾健民∶《台灣“日本情結”的曆史諸相》，《台灣的日本症候群》，第41頁。

??[注7]黃智慧∶《台灣的日本觀解析（1987-）:族群與曆史交錯下的複雜係統現象》，《台灣的日本症候群》，第59-61頁。

??[注8]李衣雲∶《解析“哈日現象”∶曆史、記憶與大眾文化》，第104-105頁。

??[注9]吳寄南著∶《冷戰後的日台關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頁。

??[注10]參照《台灣民眾對日本觀感之研究》。

??[注11]王逸舟著∶《探尋全球主義國際關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頁。

??[注12]王逸舟著∶《探尋全球主義國際關係》，第240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0年9月號，總第15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