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3月12日電/英國《金融時報》3月12日載文《中國∶危險的教育不公》,摘要如下∶
??2月28日,“兩會”前夕,經過一年半反覆醞釀和修改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這是教改規劃第二輪向社會公眾徵求意見。據教育部透露,在去年初的第一輪徵求意見中,他們就接到各界意見和建議210多萬條。教改被如此高度關注,反射出中國教育已經到了“不得不改”的境地。
??應該說,此次公布的新教改規劃還是比較到位地總結了中國教育麵臨的問題。如教育部部長袁貴仁所說∶“促進公平和提高質量是教育改革發展的兩大工作重點。”教育公平是整個社會公平的基石,教育質量的提高是一個國家發展最根本的動力。目前中國有限的教育資源一方麵分配嚴重不公,另一方麵由於缺少科學有效的質量引導和保障又存在著嚴重浪費。宏觀上,中國政府和社會似乎對這兩方麵的問題已有基本共識,但《綱要》在對問題的原因分析和具體的改革措施上仍是泛泛而談,如何真正落實推進公平、提高質量,恐怕更應是我們關注的重點。
??所謂教育公平,簡單說就是所有的孩子出生後都應能接受到同等質量保證的教育,且當他們通過升學等接受更為稀缺和高端的教育資源的選拔時,應當麵對公平的競爭,也就是自身能力之外的任何其它因素不應當對教育資源的分配產生影響。當然,以上所言是一種理想狀態,絕對的公平是不存在的,任何一個國家也無法保證總統的孩子和乞丐的孩子真的不因為與其自身能力無關的出身背景享受不同的教育。但中國的現狀,不是“不太公平”,而是“太不公平”。橫向而言,這種不公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麵∶地區差異、城鄉差異和校際差異;縱向而言,則集中表現為起點上的不公平和轉折點上的不公平。
??要從整體上改變地區和城鄉發展的不平衡當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這絕不能成為教育改革停滯不前的借口,不僅因為所謂“循序漸進”總需要一個突破口,更因為教育不公的現狀若不改變,會為今後幾十年更大的不公埋下隱患,形成惡性循環。因此,政府一方麵必須從經濟、民生、文化等各方麵全麵推進,帶動教育的配套改革,以最終實現城鄉和地區的均衡發展。另一方麵,在教育的一些關鍵環節,應當著力拓展現實可行的政策調整空間,拉動利益鏈條的關鍵點,而這關鍵要靠相關部門調整既得利益的勇氣和魄力。
??從保障起點公平上而言,政府的投入和保障,尤其是向落後地區的傾斜無疑是關鍵,《綱要》強調要促進2012年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4%的目標實現。我國教育投入不足已經被關注和議論了很久,為何長期不能得到改變?根本原因恐怕還是各級政府缺乏動力,因為在教育上的長期投入短期內難見“政績”。因此,或許可以借鑒發達國家國家級教育撥款委員會的機構設置,從權力架構上為教育投入建立起一個獨立於地方政府和教育部的支撐點,不僅在投入比例上進行有效監管,也從分配上打破教育部一家壟斷的地位,避免由於教育部長期以來與各類學校的複雜關係而形成的分配不公,並使教育經費更多地擺脫不同地區的地方政府能力差距造成的局限,更多地向不發達地區傾斜。
??除了起點的公平,教育公平中另一個最重要的方麵就是在不同教育階段的轉折點,如何保證不同地區的孩子接受公平的選拔。在中國,這樣的轉折點中最重要的無疑是高考。曾經,高考的恢複被中國人看作公平的象徵。而恰恰是今天的高考,包含了十分明顯和深刻的區域不公。《綱要》談及高考製度改革,卻似乎忽視了這個最簡單的問題∶為什麽大城市的孩子本已獲得了更好的教育,在高考中還要享受政策的傾斜?
??眾所周知,北大、清華這樣的名校,一個專業分配給北京或上海一個直轄市的名額往往比西部地區的一個省多好幾倍,而北京或上海的考生數卻往往不及這些省份的幾分之一。明顯寬鬆的競爭環境加之本來就水平更高的中學教育,使大城市的高考比其它省份容易很多,在大城市上高中的生活也就和其它競爭特別激烈的省份有猶如天壤之別。這樣的惡性循環不僅使更多的家長期望孩子可以在大城市參加高考,加重大城市的壓力,更重要的是,這會使得大城市的教育越來越容易相對少地被高考束縛,大城市的孩子越來越在綜合素質上擁有優勢。大學的學習方式與中學明顯不同,高校自然更願意錄取視野開闊、適應能力強的大城市生源。
??而在競爭激烈的省份,高考的獨木橋越是難擠,學生就越是不得不拚命應試,素質教育就更加無從談起,上大學之後,麵對驟然轉型的學習方式和環境,他們往往會更加難以適應(高校近年來爆出的因不能適應大學學習不得不退學的事件往往集中在相對落後地區的考生身上),結果,自己花費比大城市的孩子更多的心血換來的機會卻是一個更低的起點。
??消除如此明顯的不公從政策上說並不難,隻要將高考的招生杠杆向落後地區傾斜。這雖然可能會犧牲一部分教育發達地區的既得利益,但長遠來看,有利於地區均衡和整體質量的提高,關鍵要看教育主管部門和與其有著千絲萬縷聯係的高校能否有此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