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美國有問題找中國磋商比找日本有意義

美國哈佛大學名譽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

　　中評社北京8月8日電／美國哈佛大學名譽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因30年前的著作《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一書而廣為人知。他接受共同社專訪時說，日本的政治是零散的，什麽也決定不了，因此，美國有問題，選擇與中國磋商更有意義，因為中國的決策速度更快。

　　傅高義在專方中說，1958～1960年期間，他第一次在日本居住，研究日本的家庭問題。當時日本全國都對美國的現代化和生活方式充滿向往，希望學習美國。孩子的入學考試是全家的重要大事。日本家庭最先購買的西式家具就是孩子的書桌。那個時代就是這樣的。

　　他說，1980年代是日本人生活的轉折點。大家吃苦耐勞努力工作，漂亮的房子裏放進了西式睡床，也購買了汽車。想要的東西基本上都齊備了，可謂應有盡有。孩子們開始思考父親為什麽這麽拚命工作，轉而覺得比起緊張應試來，和朋友一起玩耍更為重要。

　　到1993年以後日本的政治也發生了變化。傅高義說，1994年的村山內閣似乎是一個拐點。由經團聯從大企業募集資金支撐政界的舊秩序崩潰了，製度因此一變。此後持續著不知誰是領導人的狀態。

　　日本的發展曾引領了亞洲的現代化進程。傅高義就此認為，日本在亞洲國家中首先實現了現代化，並把方法傳授給了台灣、韓國和東南亞各國，對中央政府的職能進行了指導，啟動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型。中國從1978年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中央政府的職能、工廠的運營等等都像是從日本學來的。日本也由於對殖民台灣、韓國，以及戰時在中國和東南亞的所作所為抱有罪惡感，極力幫助亞洲實現現代化。直至1980年代末期，日本發揮了巨大作用。

　　不過，傅高義說，日本在亞洲現代化進程中的使命已經基本結束。各國大體上都已實現自立。但是各國如果要學習尖端技術和環境技術，對象仍然是日本。

　　日本的生活和政治都發生了變化，日本人是否因此而改變了？傅高義認為，類似古老村落意識的思維方式似乎已相當弱化，但根本性的思考方式則沒有太大改變。終身雇傭製解體，臨時工勞動大增。不過，認為“終身雇傭”這種思維方式十分重要的想法依然存在。身處日本國內似乎會覺得已經變化了，但和國外比較後則會發現事實並非如此。終身雇傭並非像美國那樣已幾乎看不到。

　　“日本人的世界依然是‘以心傳心’的。日本人之間無需彼此解釋。這也許是因為文化統一的緣故。但是在國際會議等場合，日本人不擅於向外國人說明本國的情況”，他說。

　　傅高義說，“我覺得近期的日本政治家非常了解一些細微之處，但不具備代表整個國家發表意見並進行說明的能力，在觀點上也不統一。以前的大平正芳首相、中曾根康弘首相等擁有由優秀學者組成的團體，能對外闡明本國的立場。”

　　傅高義正在準備撰寫鄧小平的傳記。他在對中國和日本進行比較時表示：“在中國，即使是年輕人也能從國家的角度思考並進行說明，有著綜合性的思維方式。政務繁忙的美國總統如果需要就某個問題與日本或中國進行磋商，選擇中國將更有意義。這是因為中國的決策速度更快。日本的政治是零散的，什麽也決定不了。”

　　“日本應該在全球發揮更大的作用。為了快速作出決策，需要進行紮實的分析。在分析之後形成統一意見的過程也是必須的。否則即使做出了決定，意見也很快就會變化”，他指出。

　　他認為，1990年代起，日本的政治家開始考慮由自己而不是官僚來掌握主導權。但是日本的官僚中還有著許多優秀的專家，他們雖然不發表意見，但在進行著思考。政治家應該與他們充分交流，駕禦使用他們，否則將無法和智囊集團完善的中國相抗衡。

　　傅高義1930年生於美國俄亥俄州，在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是日本問題和中國問題的專家。他曾任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所長，並擔任過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負責東亞問題的分析官，撰有《日本第一》、《亞洲四小龍》等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