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主 辦：中國評論月刊
顧 問：徐 鷹（中國評論月刊社務委員會主席）
主持人：劉乃強（全國人大基本法委員會香港委員、
本刊學術顧問）
策 劃：郭偉峰（中國評論月刊社長）
周建閩（中國評論月刊總編輯）
評論員：周八駿（香港特區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
陳文鴻（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
陳祖為（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係教授）
李彭廣（嶺南大學政治學及社會學係副教授）
胡恩威（香港文化藝術界知名人士）
執行人：羅祥喜（中國評論月刊副總編輯）
王 平（中國評論月刊副總編輯）
時 間：二OO七年第七次座談會（總第一百一十五次）
地 點：中國評論香港總部會議室
劉乃強：開場白
歡迎各位來參加此次《中國評論》的思想者論壇，香港回歸已經整整十年了，十年來香港發生了哪些變化？未來香港的發展趨勢如何？我們會針對這些大家都有興趣的問題，進行深入討論。今天到會的都是對香港社會不同領域素有研究的專家，現在就請大家根據各自的心得發表見解。
陳祖為：香港政製存在的問題
我主要講對香港政治問題的基本分析，主要有三點。第一是香港在政製上出現了什麽問題；第二是出現了政製問題之後，香港的民主派與中央政府如何看待解決方案；第三是我自己覺得應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基本法》與現今香港的變化
第一點，我覺得香港的政製問題是源於《基本法》設計的香港政製製度，是已經不能適應從一九九一年開始，香港立法會議員進行部分直選到今天所產生的種種變化。
《基本法》今天出現的問題，有些是當時的設計者想不到的，因為當時還沒有直選。當時中央政府祗是認為，回歸之後仿照港英政府時代就可以了，祗不過權力基礎換了一點。但是當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權力基礎換了以後，原先實行的港英政府的製度，就已經確實發生了很大變化。
我個人認為《基本法》的設計，是一個三權分立的製度，而不是有的人士所認為的行政主導的製度。
作為一個三權分立的製度，本身不一定有問題。問題在於，行政首長不是普選產生。而一個三權分立的製度中，行政長官缺乏普選的支持，就出現了問題。第一就是行政長官沒有足夠的認受性，起碼認受性不高過立法會。
在三權分立之下，雖然行政長官有很大的權力，但是祗有十分薄弱的權力基礎。如果沒有中央政府維係行政長官的權威，我相信沒有一個政黨願意為政府承擔。在內部，現在行政長官的政治權力是不穩定的，常常受到必要或者不必要的挑戰，祗能靠北京撐腰。
三權分立本身不是問題，而我們也都不可以走回頭路，再用一個專權的行政主導的方式。
從學理的角度講，香港這種半民主體製，必須要基於目前的情況，盡快完成其民主程序，變成一個真正的有民意基礎的三權分立製度，來解決香港政治體製本身的有效性。
中央擔心民主派衝擊《基本法》賦予中央的權力
這就帶出了第二點，就是民主化給中央政府帶來很多憂慮，而民主派則用一個相當簡單的方式去解釋這個現象——共產黨不願意放權。
如果用同情的角度去理解中央這種憂慮，我相信中央還有一個看法，就是《基本法》所設計的製度裏麵，是包含好多中央擁有的權力；而這些賦予中央的實質權力，是很容易因為民主化所產生的種種影響，而受到挑戰。這並不純粹是中央放不放權的問題，而是《基本法》所賦予中央的權力，能不能得到有效的行使，而不會受到很大的質疑。
這裏有兩點問題。根據《基本法》，中央對行政長官有實質任命權；香港立法會的立法也必須在人大常委會備案，且人大常委會對此有最終的否決權。所以香港祗是“高度自治”，而不是“實質獨立”。香港唯一的獨立擁有的權力，是在司法方麵，終審的地方就在香港而不是在北京。
當然，中央也對香港立法會裏麵的一些人所理解的立法會的權力有不同的觀點，認為立法會不應該有所謂“不信任動議”的提案權，也都不應該提案挑戰中央的決定，不應該幹涉內地事務。
從中央的角度來講，認為香港在有些方麵過了位，且對中央擁有的權力不是很理解。對於《基本法》賦予中央的權力，有些人在民主化的過程中要衝擊這些屬於中央的權力。中央認為，如果香港的民主派能夠在立法會?麵占有過半數議席，就有能力實質挑戰中央委任行政長官、特區政府主要官員的權力。
所以中央多次講，不希望香港變成一個政治實體，或者一個半獨立的政治實體。其實這就是從實質權力的角度講，《基本法》賦予中央的權力會不會受到挑戰的問題。
對於這一點，是必須要處理的。
可讓港人自己選擇行政長官
但中央有權不接受、不任命
當然，我並不認為香港的民主需要等到有一天，中央與香港的民主派達成互信、大和解之後才能發展與擁有，那要等到什麽時候呀？這是脫離現實的。
我們需要的不是互信與大和解，雖然我們要朝著這個方向努力。關鍵是，大家是要對《基本法》所賦予香港和中央的權利，互相尊重，這纔是最重要的態度。
一方麵，香港人要尊重中央對行政長官的實質任命權，尊重中央對特區政府高官的任命權。就是說，如果有一天實現普選，假如真的選出了一個中央萬萬不能接受的人士作為特首選舉當選人，中央是有權加以否決的。而香港人，對這種否決，是需要接受的。接受的意思，就是承認這是中央的權力。這並沒有任何憲製上的危機，因為這是《基本法》已經規定的。祗不過會有一種落差、失望，可能有一些紛爭，這是政治上的必然。
而對中央來說，既然《基本法》賦予香港人最終會有普選權，就應該尊重香港人真正擁有選擇行政長官的自由。這是自由而不是最終的權力，因為最終的實質任命權是在中央。但如果這個自由被一些製度的方法過度限製，使得祗有中央可以接受的人才能夠變成特首候選人，這樣其實並不是給香港人真正的選擇自由。就是說，不應該的選舉製度上保障民主選舉祗能必然出現中央能夠接受的人士作為特首候選人，這對民主程序是一種侮辱。
香港人同時也要接受，我們的民主，最終上麵還有一個中央。中央方麵不應該給假民主予香港人，但是香港人也不可以認為民主選舉的結果中央就必須接受，因為選舉結果還要中央的實質任命。
我認為，這就是“一國兩製”的特色。也是當初《基本法》設計行政長官選舉的特色。因為《基本法》設計的行政長官，既向中央負責，也都向香港特區的港人負責。這種雙向的負責，祗能夠通過承認雙方的實質權力達成，不是一方麵壓著另一方麵。最終，祗能夠通過長時間的發展民主政治過程，包括在這個過程中與中央的交往，來磨合雙方的歧見。
我相信香港人是務實的，也都未必會選擇一個候選人，是中央一定不會接受的。而中央如果通過各種各樣的方法，扭曲了香港的選舉政治的話，在香港也就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中央在香港人之中的信任度和支持度，也必定會大大降低。
我認為，這是沒有其他方法的，祗能接受這種“一國兩製”的現實，河水不犯井水。在承認《基本法》賦予雙方各自權力的基礎上，進行協調。
陳文鴻：基本法有時代痕跡
在設計《基本法》的時候，內地考慮將香港的行政長官、行政機構，與香港的立法機構的關係切斷了。不管是出於什麽理由，背景就是在《基本法》起草的時候，當時中央政府對香港社會不是很信任。當然，由中央任命特區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其實並不算很過分。另一方麵將行政和立法的關係切斷之後，就不能用立法影響，以至監督行政及其實質權力。
香港政經基礎發生變化
雖然《基本法》中規定了保留資本主義製度，但問題是資本主義有好多種。而《基本法》中所保留的，好多是殖民地的政策、體製，包括了當時的既得利益者所提出的許多要求；就算財政平衡之類的問題，基本上都不是資本主義的，很多資本主義國家是沒有這個限製的。
應該說，《基本法》的起草過程充滿了矛盾，有來自各方麵的要求。其中，主要反映了兩種因素，一是當時的中央政府並不清楚什麽叫資本主義，純粹從政治鬥爭、與英國鬥爭考慮。另一種就不是中國的問題了，而是香港的問題。
香港的問題在於，從回歸談判開始，政治經濟的基礎開始轉變。古典的殖民地管製方式，雖然是很重視本國大集團的利益，但是也尋求各方利益的平衡，不會讓任何既得利益者的權勢超越政府。在中英談判開始之後，就發現中央政府、殖民地政府沒有重視這種平衡。在殖民地政府方麵是為了製造短期繁華，在離去之前謀取最大的利益。香港的房地產商和在珠江三角洲投資的港商是當時冒起的兩大力量，後者在內地發展，所以與中央政府的關係比較密切。而房地產商做的就是用各種合法、非法的方法收買官員，或者通過各種方法與內地在香港的機構合作；因為當時中央怕回歸後香港出現經濟危機，所以投入大量資金到香港，這樣更加容易與香港的房地產商種種合作。
不管什麽客觀的理由，香港經濟形成了兩大基礎，一個以港商企業為代表，一個是以房地產商為代表。這些商家逐漸占據了政府的諮詢委員會、校董會等諸多機構，港英時代受到重視的專業人士基本上逐漸被排擠出去了。
回歸以後，這個局麵更加嚴重。其實香港的問題包括與內地的關係問題，並不僅僅是政治矛盾，還因為大量的房地產商、港商介入各個層麵，社會各種勢力在弱勢政府難以主導局麵底下進行爭權奪利的競爭，把香港社會的局麵搞亂了。由於這些勢力擁有很強的實力，他們往往並不希望政府幹預，但卻願意劫持政府。
民主派並不重視基層利益祗是利用基層力量
香港的民主派往往看不到、也並不真正重視香港社會基層的利益，祗是在利用基層力量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標。
回歸之後，香港的經濟基礎越來越差，不僅製造業等方麵逐步被內地超越，連服務業也逐步被內地取代。
與此同時，香港的官僚體製采納了港商企業的做法：老板擁有話事權，一切都是老板拍板。要強調的是，政府的這種管理方式還不是跨國企業的管理做法，而是帶有家族企業特征的港商企業的做法。以往英國的那種官僚體製的運作方式，因此全部被打破了。
香港回歸後官商勾結的問題，還不僅僅限於香港，還連帶涉及內地。
我們看到，香港很多高級公務員一退休，馬上就有大公司、大機構邀請他們，他們也很歡暢地開始為商人打工。政治上是否要避嫌呢？ 而以往殖民地體製建立起來高級公務員的優厚退休待遇，目的應是保證他們退休後的生活條件，也間接上也為了不鼓勵他們在退休後在商界另謀發展。
胡恩威：文化流於淺薄民主形式並非萬驗靈藥
中產九七前大量移民使香港文化流於淺薄
我作為一個在香港長大的三十多歲的人，我很明顯地感覺到，我讀中學時的香港，與現在的香港是很不同的。比如報攤上報紙、雜誌的種類，以及收音機?麵所講的內容，以前是不像現在這麽單一化的。
我讀中學的時候也就是八十年代，真是比現在要多元化，社會之間的相互包容是好很多的。當年討論爭取八八直選的模式，與我們現在所講的政改，可以說水平要比現在高太多了。大家充分討論，報紙的社論比現在有層次、有理性得多。現在很多人隻是表達意見，不是分析問題包括如何解決，僅僅是表達一個立場。而這些立場後麵的理念，卻好像很混亂，有很多自相矛盾的東西在裏麵。
移民潮表達了當時的中產精英對香港的放棄，而這種放棄，導致香港在九七之後出現了種種所謂的文化問題，而且我認為這也影響了政治的運作。
為什麽呢？因為很多時候，製度運行的順暢與否，與處於這個製度下的人的價值觀有很大關聯。比如，如果人沒有守法的價值觀，法製是不能夠執行的，法治是不可能實現的。人的素質，往往決定了製度能不能成功。
既得利益者對香港缺乏感情
回歸前政治興奮劑貽害匪淺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香港的很多既得利益者，對香港是沒有什麽感情的。如果他們對這個地方有感情的話，我相信他們采取的房地產發展模式，與對這個社會的投入，是會很不一樣的。
為什麽這樣講？就是所謂的香港式的房地產價值，是建基於要在很短的時間內賣到最高的呎價，獲得最大的利益，這是地產商的第一目標和終極目標。所謂的社會效應，包括會不會讓我們的生活素質更高，他們是不會思考的。
很明顯，香港政府的規管模式，在這個方麵不是九七之後的事，而是在九七之前已經建立了這種意識形態。
如果比較新加坡，我們可以發現，新加坡在整體的房地產發展上，他們是采取了更加專業化、知識化的做法。就是說，他們也做房地產，但是他們在做知識化的房地產。是根據建築設計的邏輯、規劃的邏輯去做，而不是像香港這樣，將所有的東西塞到一起。
我們讀建築學所知道的那些不應該做的，在香港卻都做了，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這種現象本來可能出現在一些貧窮、落後的地方，但是香港社會這麽富裕，卻在建築設計上這麽落後，真是難以理解；而且，這種奇怪的現象在九七之前已經出現了。就是說，九七之前英國人特別是末代港督彭定康對於管治方法，都是用最短期的烈性藥，或者說投下政治興奮劑，讓氣氛變得很興奮。但是當藥力消退的時候，馬上就出現了嚴重的疲軟。這種藥，民主派吃得最多，疲軟的後遺症也就最為明顯。
公務員智識得不到發展遠遠跟不上現實要求
香港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香港的公務員體製，如果用電腦來形容，基本上就如同“二八六”，我們現在已經用“六一一零”“雙核”了，所以根本就不敷運轉了。政府很多部門在那?，祇是一個數量的多，難以更新升級，適應不了現實的變化。
之所以不能更新，是因為在香港政府的政務官體製裏麵，二十年來就沒有改進。我認識一些做政務官的朋友，為什麽他們不繼續做下去呢？因為他們想去讀書，沒有機會讀，申請讀書也不批準。他們到外國的香港辦事處，也是沒有事做，整天坐在那，智識無法擴容。這就導致整個政務官係統的智識很低，可能他們除了在英文語法上還可以外，所有的東西都難以實施，他們根本沒有能力去做事。
也正因為如此，九七之後的所謂港人治港，當麵臨一些複雜的問題的時候，董建華交給他們做，就一定會出問題。
更嚴重的是，在已經出了問題的情況下，直到今天還是沒有針對這個問題有所改進。
相對而言，新加坡公務員的整體質素有了很大的提升。
民主形式即便實現
也並非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我基本上認為，香港整天熱炒的所謂普選，並不是很大的問題，核心問題在於管治效率。如果管治效率高，當然就有了政治權威，因為政治權威是靠執政質素決定的。執政效率好的，就是人民接受的，而不是香港現在表現出的我想怎麽樣就怎麽樣，這種不是有效率。最主要的，是要讓大家都認受，都覺得是合理的。
我是覺得，香港好多爭取民主的人對民主的形式太過期待，以為民主的形式解決了，就會解決所有的問題。其實不是這樣的，效率和質素同樣是非常重要的。
政治專業化風險高
沒有多少人真正願意投身
舉例來說，市政局的廢除，就反映了香港民主派對於民主發展沒有清楚的民主策略。
為什麽這麽說？因為香港當時的市政局是唯一能夠達至地方民主執政的政治體製，因為它擁有具體的決策權。它不同於立法會，它是可以否決所有公務員所做的事情。市政局的主席，當他外訪的時候，是擁有與市長同等待遇。
我們當年也都對民主派提議過，參照其他地方的民主發展經驗，其實是應該爭取在香港這兩個市政局的所謂執政權，然後透過市政局的執政，使得市民大眾對於民主之爭產生信心。這樣，也可以讓中央看到，在民主執政之下是有效果，會有一個實質的示範作用。
但是當時沒有人聽你講，他們對市政局並不重視，他們也沒有人願意全心投入市政局的工作。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香港這些民主派，對於政治專業化這個問題，是沒有很清晰的概念的，好多人都是兼職的。有的是在大學教書，那些大律師也都是一邊幫別人打官司，一邊搞政治，沒有人真是全身心投入政治。
因為投身政治，很多時候風險很高，民主派?麵也是很少人願意付出這種風險。如果對比台灣，你會看到很大的分別。
你可以看到，香港政治的困局就在於，在潛意識裏麵，都仍然存有殖民地心態，希望有個人來搞定所有的事情。
其實現在香港的民怨，很多都是生活方麵的訴求，香港人還沒有這麽高的層次，追求那麽多的層次。董建華當時遭遇七一大遊行，是因為撞到沙士、經濟蕭條等等，而不是真正的所謂政治意識抬頭。
各個界別都存在接班人真空問題
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香港人一定要麵對，就是接班人的問題。在不同的界別，都出現了接班人的真空。對於這種真空，香港是需要認真麵對的。如果香港的法治能夠維持，對於法官的培養、律師的培養乃至法製觀念的培養，是需要人去做的。
對於民主政治，發展下去會有什麽人接替呢？很多界別其實都在問這個問題。就是我所熟悉的文化界、電影界，都在問這個問題，究竟會有什麽人接班呢？因為接班人不是平白出現的，也無法買回來，這是香港需要處理的問題。
周八駿：一國兩製需要在某一點尋求平衡以利發展
香港回歸祖國快十周年了，這一段時間我經常想，十年前到底怎麽看香港？回頭看那時寫的日記、文章，這十年對於一國兩製無論在實踐上還是在認知上，的確都有很大發展。
認識和實踐都有變化
經濟融合已成香港主流認識
十年前，關於一國兩製的認識和實踐，基本上是希望這約一千一百平方公裏土地上既有的一切盡可能保持不變——不受內地影響，也不影響內地，按照其固有的邏輯發展。
然而，事實很快證明，香港不可能在一個狹小的地域?，僅限於六百多萬人口，跟祖國內地相對分隔地發展經濟和政治。
今天，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亦稱融合）不可阻擋也不可逆轉，已成為香港社會的主流共識。甚至梁家傑先生在競選二○○七年第三任行政長官過程中，所準備的政綱在談香港經濟和民生時，即便不大願意談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但也沒有挑戰其客觀存在以及繼續拓展的大趨勢。
反對派想主動影響內地
是香港政治出現的新變化
必須重視的是，麵對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大勢所趨，香港政治生活中最近出現一個新現象，這就是香港的所謂民主派明確主張二零一二雙普選方案不僅要在香港實施，而且要成為中國民主化的試點。
梁家傑在代表民主派中的主流派競逐行政長官職位時，他所提出的政製政綱就以西化中國為最終目標。在二○○七年五月十日策發會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的工作坊上，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楊森先生代表二十二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又一再發表同樣的觀點。我當即提出疑問，說你這樣講是把問題複雜化，給香港民主化進程增加困難。因為，如果香港政製發展要影響內地，那麽，按照對稱的觀點，必定要考慮內地對香港政製發展的影響。不能說，香港要做內地民主化的試點，而內地不能對香港某些政治團體、政治人物關於香港政製發展的言行包括雙普選方案發表意見。
但是，在我這樣講之後，楊森先生做總結時仍然強調民主派要把香港變成中國民主化的試點。也就是說，香港的民主派開始公然主張香港主動影響內地政治體製改革。這是十年後關於一國兩製的認知和實踐的一個必須重視的新變化。
香港本身的政治和經濟追求就有錯位
我曾經在各個場合一再指出，香港的政治和經濟是存在著錯位的，即：在經濟上，香港不可阻擋也不可逆轉地與內地經濟一體化；但是，在政治上，香港社會卻有相當一部分人要求香港政製發展擴大同內地政治體製的差異。從而，使香港與內地的政治體係難以同內地的經濟體係相協調。
如今，民主派公然主張香港政製發展做中國民主的試點，亦即經濟講一國，政治也講一國，似乎是在扭轉以上所說的錯位，其實，仍舊是錯位。因為，民主派﹂主張立即普選便是企圖在香港與國家主體的政治體製之間製製造更大的矛盾，從而，勢必阻?兩地經濟一體化不斷深入。
香港一部分市民是沒有認識或者沒有充分認識香港的政治與經濟錯位的後果。民主派﹂則是不負責任地鼓吹。香港政治有一個很具香港特色的不對稱現象——香港經濟和社會的繁榮穩定由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負責，未能進入特區建製核心的民主派不必承擔責任因而就不必考慮其政治主張以及各項公共政策主張的政治後果、經濟後果和其他社會後果。這種現象本身就反映了香港的政治與經濟是存在著錯位的。
現實的矛盾與困擾未來必須加以解決
十年來，無論在實踐上還是在觀念上，一國兩製處於磨合的過程。
一個國家?麵兩種不同製度，本來希望是井水不犯河水；但事實證明，井水不可能不犯河水，河水也不可能不犯井水，相互影響既是不爭的事實，也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在這個過程中，香港人受到兩方麵的困擾。在空間上，一千一百平方公裏土地與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土地，七百萬人口與十三億人口，存在文化的差異。在時間上，香港和內地都不可能停留在某一點上不變，二○○七年與一九九七年比，就有很多變化。
尤其對於三四十歲的香港居民來說，他們出生和成長的大部分歲月，恰逢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九七年這一段英國管治香港一百多年曆史上發展最快的三十年。香港在這樣的基礎上回歸祖國，而回歸後由於多種因素使經濟陷入二次大戰以後最為嚴重的困境。於是，相當一部分香港居民留戀九七前。
在時間上，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的矛盾；在空間上，香港這一製與內地那一製之間的矛盾，都在經曆磨合，帶給香港居民心靈的困擾是不能低估的。
必須承認，今天，香港還有很多人，特別是相當多的中產階級人士，麵對很好的經濟形勢，卻對未來仍有這樣或那樣的疑問；對香港發展的定位，心中還是沒有底。
這是未來五年、十年，一國兩製偉大事業在認識和實踐上都必須解決的重大課題。解決這個課題，有賴於前麵所講的妥善協調香港與內地的政治關係和經濟關係，以及妥善協調香港的政治發展和經濟轉型。
需要在某一點上尋求平衡為香港營造一個穩定狀態
一國兩製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是兩製在一國之內相互磨合的過程。
問題是，這樣的磨合過程是不間斷地變化？還是經過一段時間磨合在某種狀態或形態上相對穩定下來？這關係一國兩製的前途。如果能夠相對穩定下來，我們這些在香港生活的人，心裏就會踏實。如果不斷地變化，香港居民就會形成一種變動不定的心理。
現在提倡和諧社會。什麽是和諧社會？簡單地說，就是社會的各種矛盾能夠比較好地處理；也就是說，整個社會結構有一個可持續的比較均衡的狀態。盡管變是絕對的，但是相對靜態的東西，總要讓人看得到。否則，心髒負荷不了，思想也負荷不了。
一國兩製有沒有可能在某一點上，比如，香港政製發展有沒有可能在某一點上相對穩定下來？
講循序漸進，可以理解為每幾年就有一個變化。但是有些人不耐煩，希望立即實現普選，立即達到終極目標。那麽，即便達到終極目標了，是不是就一定能夠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呢？
政治互信是特首人選前提
否則選後極易出現對立
這取決於香港和中央之間是否建立穩固的互信。在互信的基礎上，由普選選出行政長官候任人，就能避免出現不被中央任命的狀況。因為中央是否任命行政長官候任人，主要考慮政治標準。中央和特區之間具有政治互信，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候任人就容易符合政治標準。
中央和特區互信不是抽象的。首先，香港的主流政治團體或者主流的政黨、政治人物，用比較簡單的話來講，要都愛國愛港。這就要求當下的政治生態有比較明顯的轉變。
如果沒有這個轉變，能不能形成理性的相互尊重呢？也就是說，如果香港政治生態沒有明顯轉變，那麽，就難以避免香港人行使自由選擇權所選出的行政長官候任人，可能不被中央任命的情形。屆時，如何處置？是否有一個理性的安排來避免憲製危機或政治危機？
不任命就可能有三種情形。一是如果中央不任命選出來的李先生，能不能直接任命張先生？二是如果選出來的李先生不能獲得中央任命，是否再起另外一個程序推選另一個行政長官候任人？三是如果再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候任人又是中央不欲任命的人，是否改由中央直接任命或者再起另一個選舉程序？何時以何方式有一個結果？
政治製度的設計，與政治製度賴以運作的政治生態有了很大關係。美國總統和議會之間，也就是行政和立法之間雖然會有矛盾，兩黨政治也會有相當尖銳的鬥爭，但是，他們對基本製度的運作是有共識的。也就是說，實行成熟的民主政製的社會，是具有基本的共同價值的；不同政黨在基本的政治理念上是共同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會尋求妥協也能達至妥協。
至今，香港社會之所以理性，一個重要因素是民主派政治領袖還不想搞顏色革命，不願意承擔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但是，袛要香港政治生態還是不能確保中央與特區之間形成穩固的互信，一旦實現普選就可能發生顏色革命。
香港政製發展必須以建立中央與香港的穩固互信為基礎。這要求以中國人為主體的香港居民確立回歸後的新身分認同。香港居民應當普遍思考，我們究竟需要一個什麽樣的香港？一國兩製應當往什麽方向走？十年來一國兩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不能保證今後一定繼續成功。
陳祖為：政製是困擾香港的核心問題
互信需要雙方共同努力
其實我並沒有給出這樣的立論：就是政製問題解決了，就等於解決了所有問題，這是沒有可能的。
但是政製問題，確實是困擾香港政治的核心問題之一。就算其他問題都得到解決，但是如果依然在政製設計之中不能使中央和香港的意見達到吻合，都是解決不了矛盾，民主派每一次都要衝擊普選的問題，而北京每一次都要招架，所以這個問題必需要解決。我認為，祗有這個問題得到解決，才代表一國兩製真正成功。
一國兩製運作到今天，有些地方做得都不錯，但是兩個最關鍵的問題，就是政治文化和權力分配，都沒能夠有基本的互信。中央和香港的互相猜忌很多，也就是互信的程度很低。所以目前還不能說一國兩製成功，祗有最後有一天普選問題解決，有圓滿的解決，才能說是成功。
但是也不要誤解，實現普選就可以達到這個目標，是需要有一些條件出現的。我並不是迷信普選，不是說普選就是萬應靈藥。
就算有民主選舉，都需要有公民社會的環境。在香港發展公民社會，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要監查民主體製，需要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如果沒有強大的公民社會，就會變成今天的台灣那樣，由上而下的貪腐是很難避免的。
所以，如果我們想要爭取一個比較有公義的資本主義，我認為都要從政製著手。
互信問題，我認為是雙方麵的，是大家都要努力的。我相信這與我們對於發展普選政製所持的態度是直接有關的。如果總是防範這種發展，大家爭拗不停，怎麽會有互信呢？
中央的實質任命權和港人的普選權產生相反的結果，是可能出現的。但是三權分立的製度就是依靠權力重迭來達到互相製衡的效果，因此衝突有時是難免的。正如在美國國會?麵，國會與總統意見衝突到無法調和，議會不批準財政預算，政府運作都會癱瘓。美國的製度就是如此，權力重迭的結構就是如此。正是因為後果會這麽大，雙方都會盡量避免，會盡量考慮在攤牌之前解決問題。中央和香港將區的權力重迭可能出現的問題，也應作如是觀。
當然，我想我提出立論，都有值得挑戰的地方，還需要仔細考慮。但是各位也要想一想，如何選擇纔是合理的，程序是什麽？如果你不相信港人是可以使用民主的，你覺得民主政治會變成金權政治，你覺得沒有信任就不可以搞民主且會出現對抗的，是不是我們就需要原地踏步呢？
陳文鴻：不要指望用
簡單的方法解決所有問題
以我所見，假如壟斷資本在這個社會有這麽大的勢力的時候，金權政治其實是難免的。所以首要的問題，比如中央在進行這方麵的任命的時候，一定要抑製這種壟斷資本。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香港的問題，也都是中央的問題。香港的官商勾結是連帶著內地的官商勾結的。比如香港某些人的要求，得到北京某些人的支持，就是因為存在這種關連。
我們不要指望一種模式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更不要試圖用一種簡單的推動普選的方法來解決所有問題，我甚至認為公民社會也並不是什麽問題都能夠解決。我們采取反對的方式是可以多種多樣的，街邊的反對也是可以的。必須知道的是，我們不要試圖將複雜的問題用簡單的方法去加以解決。
就政治製度安排方麵來講，我想永遠都會有鬥爭的，永遠不會徹底解決問題。有製度內的鬥爭，也有製度外的鬥爭，我覺得問題並不大，製度的完善是依靠鬥爭去推動的。
我不是覺得民主有問題，香港人絕對有權力追求民主。其實就是今天讓香港享有全麵普選也沒有什麽問題，到時候中央按照《基本法》處理不就完了嗎，香港人自己承擔後果唄。但是問題在於，香港一部分人這麽想，另外一些香港人，還有中央的考慮，我們就不需要考慮了嗎？
我們不能說：我們就是這個態度，中央就要這麽做，這是不行的。
從中國內地的考慮看，更加重要的是，現在內地政策的發展方向的轉變，是遠遠大於香港的。而且我認為，這是對香港有利的轉變。甚至可以說，現在內地政策的轉變，與香港壟斷資本所要求的，是有矛盾的。內地在搞最低工資製，但是香港反對最低工資製；內地要補貼農民，香港現在連綜援都不想補貼。
這種矛盾，會襯托出香港的問題，也會促使香港轉變。
胡恩威：直選不等於更好
社會進步取決於集體意識
現在好多香港所謂的政治討論，很多時候都是務虛式的爭拗。
就好像前一段時間批評中大一份學生報紙，是務虛式的，拗的是意識形態方麵的問題；很少涉及實質問題。
所以現在香港祇是展示出一種民主的假象。有些人所追求的所謂更好一點，不過是恢複以前的殖民地狀態。更好與好，我並不認為香港有了直選就等於更好，而且我現在越來越覺得不是這樣。
可能我與有些學者的背景不一樣，我是文化界的，我看問題的角度也許不同。我反而覺得，社會的進步取決於民眾的集體意識。當整個社會朝著更加文明轉變，社會就會進步。
但是現在的香港，腳踏實地地做事的意識這麽薄弱，鬥爭的意識又這麽強，吹牛爭拗的意識這麽強，怎麽去改善呢？
我不知道對整個香港目前這種狀況如何加以改善，我祇知道如何針對自己加以改善。如果我自己做得好，可能會影響到其他人，我覺得這樣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很多爭拗其實祇是一種表象。
李彭廣：特區至今未能完成
創立與更新管治係統的工作
係統重建沒有得到應有重視
我們過往太過強調五十年不變，這種不變，可能對某個時空來講，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可以穩定人心。但是當這種強調過了頭的時候，為政者或者說政治的精英層也陷於被動，忽略了創造條件和配套措施的需要，我覺得這就是個盲點。
為什麽說這是盲點？九七前後是政治體製急劇轉型的時期，變化是必然產生的。九七年之前的管治係統，有三個次級係統，一個是領導班子係統，二是幕僚和智囊係統，三就是政治支持的係統。這三個次級係統，在回歸前後急劇轉變，但是至今，都沒有人去講這個係統重建和更新工程的問題。
特區沒有解決組建班子問題
為什麽香港特區政府的司長和局長與董特首貌合神離？那麽長時間都不能磨合完畢？為什麽以前英國來一個總督就可以與殖民地的資深官員合作無間呢？
我們這樣問，其實就是忽略了總督與英國派來香港的那些殖民地官員，本來就是來自同一個係統的，同屬於一個殖民地係統。英國設立的那個係統，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曆史。
都說要培養治港人才，都說相信中國人可以管治好香港，但是問題在於，大家沒有做到實質的係統工程的建構。
香港一般老百姓不知道這些並不出奇，但是如果我們的管治階層、政治精英對九七之前英國管治香港的管治班子的組建和運作有認知的話，就應該知道九七之後，那種組建領導班子的方法已經不存在了。那麽，我們是不是應該有一個新的平台，有一個新的發展渠道，可以讓這樣的一批人可以走到一起？
我的觀點就是，在殖民地年代有這個功能，可以運作暢順。外來這個管治班子能不能真正知民情是一回事，但是起碼解決了係統內部的配合問題，不會左手打右手。
特區未能組建有效的
智囊機構和政治支持係統
也許有人說，九七前也沒有什麽智囊、幕僚嘛，為什麽現在要搞這種無聊的事情呢？其實九七前香港的幕僚係統是外掛在英國的，當年是有這個功能的。但是很多香港人，現在聽不明白。雖然這種幕僚不在香港的編製中出現，但是功能是存在的。九七之後，香港完全失去了這種功能。
第三是政治支持係統。九七之前沒有什麽選舉壓力，頂多是六十年代末的民政事務主任，其職責是搜集地區層麵的情況，不必像立法會議員在選舉時那樣逐層動員；當時是不需要的，或者說是低度發展的。九七之後，這個領域也是沒有得到發展。
政治體製轉型仍在繼續
未能創立與更新管治係統
其實，九七過渡，用我的語言來講，是一個雙重的過渡。第一個層麵的過渡，是政治主權的過渡，順利完成。但是第二個層麵，就是政治體製的轉型，現在依然在繼續。
政治體製的運作，如果類比經濟體製來說，也是有兩個層次的。對於經濟，我們講有生產和消費兩個係統和過程；而政治體製麵，也有兩個層次，一個是管治係統，另一個是參與係統。
現在香港比較集中地講參與係統的完善，但是管治係統到今天的工作，講的極端一點，是值得批評的。就是回歸十年，到今天依然沒能完成創立、更新一個管治係統的工作。
如同經濟學中生產和消費是相互影響的，當管治係統未能成功轉型的時候，就引發了九七回歸之後一直到今天這麽多的矛盾。
提供誘因讓才俊全職參政
培養真正有能力治港的人才
對於上述三個次級係統的更新和強化工作，我認為香港已經是不能再等，必須馬上著手做事了。比如說，你怎麽樣產生管治班子？之前推出了高官問責製，對這個製度的原則我是讚成的，但是問題在於，沒有安排必須的配套措施。
管治係統與參與係統是息息相關的。你一天不搞好政治體製的轉型，一天不搞好這個轉軌的工作，你就難以順暢運行。
中央整天想著讓香港學習新加坡，實現公務員治港，其實這是不太可能的，因為香港公務員的訓練，是無法追得上香港這種高速的政治化現實；而且政治領袖和公務員是各有自已的角色和功能，所以一定要開拓另外一個平台，讓政治領袖和管治班子有空間成長和磨練。
我們整天講李光耀，可是李光耀有今天的政治成就和智慧，是他從五十年代開始就不斷參與選舉、不斷參與政治鬥爭所磨練出來的。那麽香港有沒有提供這樣的一個平台，或者提供政治誘因，使得一班二十、三十歲的年輕人，真是願意全職去從政呢？從政在香港有沒有出路呢？
讓青年都奉獻、燃燒自己是很難的，但是可以提供誘因，讓一些人全職從政。就等於我們講的資本家，你如果沒有什麽優惠讓他能賺錢的話，他就會投資到另外的地方。而對香港的年輕人來說，不從政還可以搞金融，還可以到大陸工作。沒有一定的誘因，很難吸引人才從政，管治水平也就難以讓人放心了。
有些事情中央是控製得到的，但是對於一些資源就沒有好好地去運用或調配。當你對於一些資源沒有好好運用的話，環境不就是會越來越惡劣嗎？
目前焦點集中在參與係統
而對管治係統改革嚴重忽視
所以，講雙重過渡，在主權回歸之後，沒有正視香港政治體製轉型這個大的課題。現在香港祇是將焦點集中在參與係統的爭議，但是忽視了管治係統的強化。其實，管治係統可以帶動參與係統的發展。
很簡單，如果管治係統能夠實施高效的行政，有優質的政策出台，對民主改革的時間要求不就沒有那麽急迫了嗎？這是成反比效果的。
就是因為政府本身管治係統，無論人還是政策，回歸以來出現了那麽多的問題，整個社會不就沸騰了嗎？不就要求改革了嗎？
其實社會要求改革是被動的，如同中國古代農民革命，農民也不是無緣無故揮舞原本用來鋤田的鋤頭，當作革命的武器的，他們是被迫揮舞鋤頭鬧革命的。
知道這種情況，無論中央政府還是特區政府，或者特區的管治精英，如果不放多一點時間思考如何優化管治係統，思考如何對管治係統進行更新，香港未來所走的路將會越來越困難。
特首應該有政黨背景
從政治學的角度說，香港的政治是難以順暢運作的。為什麽？因為一個非政黨化的行政長官，如何能組成有效和合作無間的管治班子？如何有能力來駕馭高度政黨化的議會和處理動態的議會政治呢？
如果在選舉製度下一個當選者沒有政黨背景，他怎麽樣組成自己的班子呢？他從來沒有與一班人一起飲茶灌水，沒有相同的理念、沒有共識、沒有默契，他們怎麽合作聯手管理一個地方呢？
胡恩威：未來十年重點
是優化政務官、公務員體製
所以我覺得，今後十年，最需要花功夫做的，就是如何優化政務官和公務員體製。
我說優化的意思，是在那個地方，才能夠培養出一個真的要執政的人，同時真的將之作為一個專業政治的平台。其他的人，全部都是將之作為兼職。
現在香港最迫切的問題，是管治效率、素質，如果在短期內不能有一個明顯的改善，無論誰坐上特首的位置，都會麵對很多很多的問題。
要醫治這個病，最有效的，是要優化政務官體製，使得這幾百人能夠吸納一些新鮮血液。
就我所接觸到的一些政府官員，他們在政策研究方麵的能力很低，而且他們也沒有能力處理政策範疇的事情。
這裏不是他們想不想做宏觀管理的問題，關鍵是管理不了，缺乏這個方麵的能力。而正是因為他們不能進行宏觀管理，所以整天都是放在手?，但是不做處理。幾乎是對所有的事情，都因為管理不了，而握在手中不加以處理。
陳文鴻：要改革政務官製度
香港公務員必須瞭解內地
政務官是一個特殊的群體，現在建立了龐大的網絡，但是需要做的事情並沒有那麽多。很多事情實際上都是由專業的政府官員處理的，但是由於政務官擔當部門主管，這些人往往又被政務官壓製、排斥。
因此，應該可以將專業能力不足的政務官所管理的範圍縮小，這可以在短期解決部分問題，不但不會影響政府的運作，反而可以提高管治效率。
更加重要的是，要取消政務官製度，再也不能用這種方式，找一些什麽都不會做的人來做重要的位置。啟用專業幹部，會促使政府專業化，這也是國際潮流。
與此同時，麵對專業化的政府官員，在外部比如立法會議員、政黨以及民間團體，都可以在與專業化官僚交往周旋過程之中磨練出來。
香港人是基本不認識大陸的，而公務員更加是十分無知，與大陸方麵的交流是絕對不夠的。而公務員中心所做的培訓，由於經費的問題而越做規模越小，政務官更加沒有什麽專業的培訓。
關鍵的問題，香港人特別是公務員需要瞭解內地最新的發展。其實這種瞭解，需要的資源並不多，中央也不需要給錢。但是中央需要告訴特首，香港政府要熟悉內地，香港官員要學習內地發展情況，特區政府的培訓機製便會啟動起來。
我也為公務員培訓講過課。其實現在好多公務員都想知道內地的情況，但是沒有好的途徑。
很明顯，內地公務員在學習國際通行體製的時候，是需要經過培訓的。而香港在這個方麵（認識內地、認識國際）做得極其不夠。
第二，香港整個社會的國民教育特別是愛國教育，是不夠的。其實，香港特首可以找香港的大專院校做這個事情。
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如果知道內地發展得這麽迅速，我們真是很多事情都不會做；而祇要知道內地發展得這麽快，對很多事情香港人就不會亂來。內地高速鐵路網絡的變化，是世界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迅速。這種變化所帶來的商機、社會轉變，是非常迅猛的。如果香港能緊貼內地的發展，做這個方麵的培訓，推動多一點討論，我想香港人的思想是會改變的。
現在內地希望派官員來香港政府實習，但是我們香港的官員卻不肯到內地實習、交流。如果這些公務員到內地，可以發現內地現在很多縣市的官員學曆比你高、能力比你高，全世界又去過，辦公室的條件又比你好，香港公務員不必這麽傲氣。香港政府官員或者其他機構的人員也許不明白，當你越是到內地交流的時候，你會越瞭解內地的情況。這是香港所應該積極做的，不可能靠中央來直接介入推動。這種交流，對整個香港社會絕對有用的。
李彭廣：強化政治任命可以部分
解決政策製定能力弱的問題
政治問責的官員，是負責政策製定和決策；而行政官員，應該是負責執行政策。
如果我們加強了政治任命官員層的規模，自然就能部分解決政策製定能力不足的問題。也可以建立幕僚班子，對一些具體政策做研究。
我們看外國或者中國內地，都有龐大的支持係統。你看看，有多少人在支持中南海的運作？但是香港，除了中央政策組以外，就沒有其他的支持係統。在知識型社會裏麵，要用腦（知識）來管人，如果知識沒有被調動起來，管治水平那還會高嗎？
政府的政務主任製度是需要改革的。如果加強政治任命的官員，這個政治積弊的缺陷會相應減低。因為政務官的曆史任務已經完成了，那種橫跨政治與公務員兩個功能領域的安排，在今天已經不需要了。
我認為，管治班底的組建、幕僚的支持、智囊智庫的強化、政治支持係統的栽培，如果這幾個問題都不作改善的話，很多事情都會難以處理。
如果在政府的議會聯盟?麵，都沒有辦法達至政策共識，那怎能運作良好呢？當然，如果要政黨支持你，你就需要讓政黨參與。你不能在要做決定的時候，才讓行政會議的成員接觸到。就因為是這樣子，才會有很多政黨的行政會議成員表示不滿。
周八駿：中央希望獲得相對穩定
但現實發展卻不易實現
十年來，一國兩製所涉及的各種矛盾都暴露或者充分暴露了。而且暴露的程度和速度，是當初難以想像的。
中央希望香港有
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
《基本法》規定香港保留原有資本主義製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所隱含的一個前提是，主權回歸本身就是一個巨大轉變。實踐本身不可能刻舟求劍，不可能凝固在某一點上。
然而，正如我在前麵所說，在一國兩製生動的過程中，應當尋求相對穩定的狀態，使得我們能夠證實，一國兩製不僅在過去十年是成功的，而且最終也是成功的。
我理解，中央是希望能夠找到一國兩製旳相對穩定的狀態。曾蔭權先生接替董建華先生後，就想建立一個穩定的狀態。有兩個特點，第一，強化行政主導，建立以公務員為主體的管治架構，來抑製二零零四年九月立法會選舉半數立法會議席由普選產生以後，政黨政治抬頭的趨勢。第二，希望通過一個向民主派願望傾斜的政改方案，使香港政製發展能夠相對穩定一段時間。很遺憾，遭受了挫折。
於是，希望達到的目標，又變成需要爭取的目標。
中資與英美資規模差距很大
為穩定香港社會還應發展
關於中資在香港，也涉及對一國兩製的譅識和實踐。九七後，盡可能不讓內地的力量過多介入香港事務。一個很重要的標誌，就是香港立法會修訂入境條例，對凡是在證件上注明因公到香港的內地人員，即使連續在香港居住滿七年，也不能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在二零零三年七一遊行後，上述安排成為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即便這樣，至今，中資在香港的發展仍是有限的。主要是在香港資本市場上市或運作，而大多數上市公司的絕大部分業務甚至全部業務都在內地。
最近，英國駐香港總領事說，英國公司在香港雇用了二十五萬個員工。中資公司在香港直接雇用的員工，對香港GDP的直接貢獻，顯然不能與英資公司相比，也不能與美資公司相比。
一方麵，要尊重香港資本多元化；但是，另一方麵，為推動兩製在一之內磨合，中資在香港需要發展。不會危及英資、美資在香港的地位，祗會把香港經濟的餅做大。關於中資在香港的地位和作用，也是香港回歸十年需要總結的方麵之一。
改革開放初期對外瞭解少
中央也沒有料到今天的複雜
中央對香港行使憲製權力，要通過什麽樣的機製？什麽樣的方式？這是香港回歸十年最需要總結的方麵。
香港回歸是一個艱苦的過程。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二十多年來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經曆了巨大的演變。在中英兩國政府開始就香港問題進行談判時，中國對改革開放的理解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中國的國力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中國對西方政治的瞭解與今天也不可同日而語。我相信在起草《基本法》時，寫上最終普選的規定，決策者和起草者對這句話分量的理解，與今天比肯定很不一樣。
展望未來，一國兩製在下一個五年或十年如何演變，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特區管治班子。希望有更多的既熟悉香港、也理解內地的人士加入特區政府。
目前，香港中產階級人士、年輕人普遍有問政參政的欲望。除了競爭立法會議員外，需要特區政府逐步開放，逐步形成製度——社會人士能夠進入政府做官，做官後再經商或者從事其他專業。
建立新製度是艱難的。二十多年前中國開始改革開放時，有多難啊！當時一直圍繞一個哲學問題，就是改革的突破口與改革配套如何協調。改革突破一點，立即受到傳統體製其他部分的阻撓或反擊，感到必須配套。而考慮配套時，立即感到力不從心或者無從入手，又覺得必須選擇突破口。
今天這個哲學問題已經解決了。內地經濟學家已不像二十多年前那樣討論改革配套與突破口的問題了。但這是花了多少年時間才達至的成就。
關於一國兩製不斷開創新局麵所需要的措施配套，是在二零零三年七月以後開始充分認識到的。
未來五年是十分關鍵的。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和對策準備，也就是應因曲折的準備。
陳文鴻：中央要逼迫香港
服從中國整體發展
對於一些事情，中央需要逼迫香港政府去做。比如要逼迫香港整個基建的體製服從中國的整體發展，與內地融合。現在廣州到深圳的高速鐵路時速達到三百公裏，到了香港時速祗有八十公裏，而且不是專線，這是絕對不合理的。
將來的問題是，不僅香港的鐵路網絡追不上廣州，在全國的鐵路網絡中也會處於落後狀態，這是絕對不可允許的。對於重大的基建項目，中央政府要迫使香港跟隨內地的主流發展去做。這些項目如果用中資企業去做，是可以賺錢的，香港政府不做，中央政府也可通過中資企業去做。
港珠澳大橋要建，但是一定要是雙Ｙ，而不是單Ｙ，香港沒有理由排斥深圳的，也一定要有鐵路的。在香港的大嶼山，一定要鐵路連接，不能說橋修建到那?接不上。香港的集裝箱碼頭亦一定要有鐵路專線，要與內地的現在準備建立的集裝箱鐵路網絡連接。所以，對於重大的基建投資，不能夠讓香港政府與本地的既得利益者糾纏在一起，拖累整個基建的進度。
香港的發電站可以維持兩間，但是一定要允許內地的電力公司輸電來香港，兩家香港電力公司的電價沒有理由那麽貴的。現在內地電力公司已經全部準備好了，祗是香港政府不肯開放。廣東省都是從廣西等地輸入電力，技術上是可行的；如果從內地輸電來港，也有利於香港的環保。既然可以輸電，香港還有什麽必要搞那麽多的火力發電呢？何必還要擴建呢？而且，香港的環保要求，至少要與國家的環保標準拉平，沒理由香港的環保標準落後於內地。
對此，中央政府雖然不需要公開宣傳，但是一定要迫使香港政府在重大基建項目上能夠與內地的發展配合，至少以同等水平同等步伐來發展。
李彭廣：中央如果介入太多
不利香港培育自身免疫力
零三年之後，中央通過各種方式加強了對香港的介入。但是以我看來，這不是一個長久的策略。始終，中央需要香港培養起自己的能力，否則處理很多事情會因為來回周折而錯過時機。如果中央對很多事情都要介入，香港自體的免疫力是難以培養。
香港商界，不論是外資、中資或者本地華資，到目前為止基本上都是在吃免費的政治午餐。我們看任何歐美國家，財團對政治的捐獻是很可觀的。但是香港商界對政府的智囊機構、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公民教育機構，投入是很少的。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因為製度本身保障了他們。中央應該考慮，如何讓香港的財團真是要交出他們的入場費。比如對政治組織的捐獻也好，自己成立一些智囊機構也好，或者捐一些錢出來給某些機構做一些有規模、有係統的研究也好。
延伸一下，改革並不是要多出一些錢，而是如何調配現有的資源。問題是，在大學?麵做香港研究、政策研究，是沒有前途的。因此，一定要調動相關的積極性，讓不同的階層可以做到不同的成就出來。
李彭廣：資深公務員不知大變局來臨但他們往往有能力架空特首
我覺得問題出在認知方麵，特別是掌握著政府資源的政府官員，在認知方麵有問題；他們不知道一個大的變局正在來臨。他們沒有這種認知，自然就會有盲點。這個盲點的結果，是浪費納稅人的錢，浪費人的青春。所以，一定要調動各界的積極性，衝破認知的盲點，這樣才會優化管治係統。
我們需要優化政治基建，如果沒有政治基建，就會出現很多濫竽充數的人。
資深公務員的角色轉換也是一個必須高度關注的問題。在推行高官問責製之前，任何一個行政長官上台都要任用資深公務員，因此任何一個行政長官都有機會被架空，而且資深公務員已經自成一個係統。
這就引申出另外一個問題，由於任何一個特首都是由這班資深公務員服務，一旦有任何政策轉變的時候，而這種轉變又不為資深公務員接受的話，就會出現另外一種阻力。為了減低資深公務員的影響，才有零二年的高官問責製的推行。
所以我想，行政長官要在未上台之前，應該有一個起跑的台階或者說較高的起點，哪怕是一百公尺或者四百公尺，都要讓他跑，跑起來自然會帶動風勢，就有了規模，形成管治班子的雛形。如果一百公尺都不讓他跑，祇有十公尺的預熱距離，真正進入長跑路程就顯出準備不足。現在由於不想有個影子內閣，所以準備的預熱路程就很短。這麽短的預熱，進入政府開始長跑的時候，在缺乏堅實管治班子的支持下，就一定要依賴公務員的協助，這樣子就容易被架空或發生扭曲的情況。
當年董建華和陳方安生在政策上的分歧，鬧至不可收拾，就是突出了空降的行政長官和資深公務員的矛盾；或更準確地說，是領導班子的組建出了問題。就以母語教學為例，不管母語教學是好還是不好，但特區的管治班子都不能統一意見，那麽如何能有效管治呢？其實，不能統一意見，祇是反映深層次的領導班子係統未能重構和更新的問題。
管治係統的更新工作，是特區提升管治水平的一項係統工程，必須要與參與係統同步更新和改革。這個係統工程要盡快開展，如果未來一兩年都沒有改變的話，將來特區的管治就會更困難。
劉乃強：座談會結語
此次討論很精彩，我也算這個圈子的，平時都很少聽到這麽精彩的討論。因為此次講的問題，這麽深入、精辟，在市麵上是很少聽得到的。
我們絕少意識形態的偏見，都是從宏觀出發，從維護香港利益的角度來看待香港現在存在的問題。既有對香港現存政治、經濟的分析，也有對政改設計的評價，有對文化與政治互動關係的探討，還有對未來人才的期盼，我自己都深受教育。相信我們的讀者，會在今年七月份得到這份有關香港問題的精神大餐。
評論員簡介：
周八駿：經濟學博士，香港特別行政區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中國光大集團高級研究員，中國光大資料研究有限公司董事。
李彭廣：英國倫敦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學哲學博士，現任香港嶺南大學政治學及社會學係副教授和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主要研究範疇包括：投票行為與選舉政治、議會和政黨政治、治理與製度設計、政策製訂和公共選擇。兩本英文專著以及諸多論文。除教學和研究外，亦常在媒體評論香港政情。
陳文鴻：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
陳祖為：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係教授，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胡恩威：香港文化藝術界知名人士，導演過多部戲劇。
（完）
顧 問：徐 鷹（中國評論月刊社務委員會主席）
主持人：劉乃強（全國人大基本法委員會香港委員、
本刊學術顧問）
策 劃：郭偉峰（中國評論月刊社長）
周建閩（中國評論月刊總編輯）
評論員：周八駿（香港特區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
陳文鴻（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
陳祖為（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係教授）
李彭廣（嶺南大學政治學及社會學係副教授）
胡恩威（香港文化藝術界知名人士）
執行人：羅祥喜（中國評論月刊副總編輯）
王 平（中國評論月刊副總編輯）
時 間：二OO七年第七次座談會（總第一百一十五次）
地 點：中國評論香港總部會議室
劉乃強：開場白
歡迎各位來參加此次《中國評論》的思想者論壇，香港回歸已經整整十年了，十年來香港發生了哪些變化？未來香港的發展趨勢如何？我們會針對這些大家都有興趣的問題，進行深入討論。今天到會的都是對香港社會不同領域素有研究的專家，現在就請大家根據各自的心得發表見解。
陳祖為：香港政製存在的問題
我主要講對香港政治問題的基本分析，主要有三點。第一是香港在政製上出現了什麽問題；第二是出現了政製問題之後，香港的民主派與中央政府如何看待解決方案；第三是我自己覺得應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基本法》與現今香港的變化
第一點，我覺得香港的政製問題是源於《基本法》設計的香港政製製度，是已經不能適應從一九九一年開始，香港立法會議員進行部分直選到今天所產生的種種變化。
《基本法》今天出現的問題，有些是當時的設計者想不到的，因為當時還沒有直選。當時中央政府祗是認為，回歸之後仿照港英政府時代就可以了，祗不過權力基礎換了一點。但是當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權力基礎換了以後，原先實行的港英政府的製度，就已經確實發生了很大變化。
我個人認為《基本法》的設計，是一個三權分立的製度，而不是有的人士所認為的行政主導的製度。
作為一個三權分立的製度，本身不一定有問題。問題在於，行政首長不是普選產生。而一個三權分立的製度中，行政長官缺乏普選的支持，就出現了問題。第一就是行政長官沒有足夠的認受性，起碼認受性不高過立法會。
在三權分立之下，雖然行政長官有很大的權力，但是祗有十分薄弱的權力基礎。如果沒有中央政府維係行政長官的權威，我相信沒有一個政黨願意為政府承擔。在內部，現在行政長官的政治權力是不穩定的，常常受到必要或者不必要的挑戰，祗能靠北京撐腰。
三權分立本身不是問題，而我們也都不可以走回頭路，再用一個專權的行政主導的方式。
從學理的角度講，香港這種半民主體製，必須要基於目前的情況，盡快完成其民主程序，變成一個真正的有民意基礎的三權分立製度，來解決香港政治體製本身的有效性。
中央擔心民主派衝擊《基本法》賦予中央的權力
這就帶出了第二點，就是民主化給中央政府帶來很多憂慮，而民主派則用一個相當簡單的方式去解釋這個現象——共產黨不願意放權。
如果用同情的角度去理解中央這種憂慮，我相信中央還有一個看法，就是《基本法》所設計的製度裏麵，是包含好多中央擁有的權力；而這些賦予中央的實質權力，是很容易因為民主化所產生的種種影響，而受到挑戰。這並不純粹是中央放不放權的問題，而是《基本法》所賦予中央的權力，能不能得到有效的行使，而不會受到很大的質疑。
這裏有兩點問題。根據《基本法》，中央對行政長官有實質任命權；香港立法會的立法也必須在人大常委會備案，且人大常委會對此有最終的否決權。所以香港祗是“高度自治”，而不是“實質獨立”。香港唯一的獨立擁有的權力，是在司法方麵，終審的地方就在香港而不是在北京。
當然，中央也對香港立法會裏麵的一些人所理解的立法會的權力有不同的觀點，認為立法會不應該有所謂“不信任動議”的提案權，也都不應該提案挑戰中央的決定，不應該幹涉內地事務。
從中央的角度來講，認為香港在有些方麵過了位，且對中央擁有的權力不是很理解。對於《基本法》賦予中央的權力，有些人在民主化的過程中要衝擊這些屬於中央的權力。中央認為，如果香港的民主派能夠在立法會?麵占有過半數議席，就有能力實質挑戰中央委任行政長官、特區政府主要官員的權力。
所以中央多次講，不希望香港變成一個政治實體，或者一個半獨立的政治實體。其實這就是從實質權力的角度講，《基本法》賦予中央的權力會不會受到挑戰的問題。
對於這一點，是必須要處理的。
可讓港人自己選擇行政長官
但中央有權不接受、不任命
當然，我並不認為香港的民主需要等到有一天，中央與香港的民主派達成互信、大和解之後才能發展與擁有，那要等到什麽時候呀？這是脫離現實的。
我們需要的不是互信與大和解，雖然我們要朝著這個方向努力。關鍵是，大家是要對《基本法》所賦予香港和中央的權利，互相尊重，這纔是最重要的態度。
一方麵，香港人要尊重中央對行政長官的實質任命權，尊重中央對特區政府高官的任命權。就是說，如果有一天實現普選，假如真的選出了一個中央萬萬不能接受的人士作為特首選舉當選人，中央是有權加以否決的。而香港人，對這種否決，是需要接受的。接受的意思，就是承認這是中央的權力。這並沒有任何憲製上的危機，因為這是《基本法》已經規定的。祗不過會有一種落差、失望，可能有一些紛爭，這是政治上的必然。
而對中央來說，既然《基本法》賦予香港人最終會有普選權，就應該尊重香港人真正擁有選擇行政長官的自由。這是自由而不是最終的權力，因為最終的實質任命權是在中央。但如果這個自由被一些製度的方法過度限製，使得祗有中央可以接受的人才能夠變成特首候選人，這樣其實並不是給香港人真正的選擇自由。就是說，不應該的選舉製度上保障民主選舉祗能必然出現中央能夠接受的人士作為特首候選人，這對民主程序是一種侮辱。
香港人同時也要接受，我們的民主，最終上麵還有一個中央。中央方麵不應該給假民主予香港人，但是香港人也不可以認為民主選舉的結果中央就必須接受，因為選舉結果還要中央的實質任命。
我認為，這就是“一國兩製”的特色。也是當初《基本法》設計行政長官選舉的特色。因為《基本法》設計的行政長官，既向中央負責，也都向香港特區的港人負責。這種雙向的負責，祗能夠通過承認雙方的實質權力達成，不是一方麵壓著另一方麵。最終，祗能夠通過長時間的發展民主政治過程，包括在這個過程中與中央的交往，來磨合雙方的歧見。
我相信香港人是務實的，也都未必會選擇一個候選人，是中央一定不會接受的。而中央如果通過各種各樣的方法，扭曲了香港的選舉政治的話，在香港也就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中央在香港人之中的信任度和支持度，也必定會大大降低。
我認為，這是沒有其他方法的，祗能接受這種“一國兩製”的現實，河水不犯井水。在承認《基本法》賦予雙方各自權力的基礎上，進行協調。
陳文鴻：基本法有時代痕跡
在設計《基本法》的時候，內地考慮將香港的行政長官、行政機構，與香港的立法機構的關係切斷了。不管是出於什麽理由，背景就是在《基本法》起草的時候，當時中央政府對香港社會不是很信任。當然，由中央任命特區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其實並不算很過分。另一方麵將行政和立法的關係切斷之後，就不能用立法影響，以至監督行政及其實質權力。
香港政經基礎發生變化
雖然《基本法》中規定了保留資本主義製度，但問題是資本主義有好多種。而《基本法》中所保留的，好多是殖民地的政策、體製，包括了當時的既得利益者所提出的許多要求；就算財政平衡之類的問題，基本上都不是資本主義的，很多資本主義國家是沒有這個限製的。
應該說，《基本法》的起草過程充滿了矛盾，有來自各方麵的要求。其中，主要反映了兩種因素，一是當時的中央政府並不清楚什麽叫資本主義，純粹從政治鬥爭、與英國鬥爭考慮。另一種就不是中國的問題了，而是香港的問題。
香港的問題在於，從回歸談判開始，政治經濟的基礎開始轉變。古典的殖民地管製方式，雖然是很重視本國大集團的利益，但是也尋求各方利益的平衡，不會讓任何既得利益者的權勢超越政府。在中英談判開始之後，就發現中央政府、殖民地政府沒有重視這種平衡。在殖民地政府方麵是為了製造短期繁華，在離去之前謀取最大的利益。香港的房地產商和在珠江三角洲投資的港商是當時冒起的兩大力量，後者在內地發展，所以與中央政府的關係比較密切。而房地產商做的就是用各種合法、非法的方法收買官員，或者通過各種方法與內地在香港的機構合作；因為當時中央怕回歸後香港出現經濟危機，所以投入大量資金到香港，這樣更加容易與香港的房地產商種種合作。
不管什麽客觀的理由，香港經濟形成了兩大基礎，一個以港商企業為代表，一個是以房地產商為代表。這些商家逐漸占據了政府的諮詢委員會、校董會等諸多機構，港英時代受到重視的專業人士基本上逐漸被排擠出去了。
回歸以後，這個局麵更加嚴重。其實香港的問題包括與內地的關係問題，並不僅僅是政治矛盾，還因為大量的房地產商、港商介入各個層麵，社會各種勢力在弱勢政府難以主導局麵底下進行爭權奪利的競爭，把香港社會的局麵搞亂了。由於這些勢力擁有很強的實力，他們往往並不希望政府幹預，但卻願意劫持政府。
民主派並不重視基層利益祗是利用基層力量
香港的民主派往往看不到、也並不真正重視香港社會基層的利益，祗是在利用基層力量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標。
回歸之後，香港的經濟基礎越來越差，不僅製造業等方麵逐步被內地超越，連服務業也逐步被內地取代。
與此同時，香港的官僚體製采納了港商企業的做法：老板擁有話事權，一切都是老板拍板。要強調的是，政府的這種管理方式還不是跨國企業的管理做法，而是帶有家族企業特征的港商企業的做法。以往英國的那種官僚體製的運作方式，因此全部被打破了。
香港回歸後官商勾結的問題，還不僅僅限於香港，還連帶涉及內地。
我們看到，香港很多高級公務員一退休，馬上就有大公司、大機構邀請他們，他們也很歡暢地開始為商人打工。政治上是否要避嫌呢？ 而以往殖民地體製建立起來高級公務員的優厚退休待遇，目的應是保證他們退休後的生活條件，也間接上也為了不鼓勵他們在退休後在商界另謀發展。
胡恩威：文化流於淺薄民主形式並非萬驗靈藥
中產九七前大量移民使香港文化流於淺薄
我作為一個在香港長大的三十多歲的人，我很明顯地感覺到，我讀中學時的香港，與現在的香港是很不同的。比如報攤上報紙、雜誌的種類，以及收音機?麵所講的內容，以前是不像現在這麽單一化的。
我讀中學的時候也就是八十年代，真是比現在要多元化，社會之間的相互包容是好很多的。當年討論爭取八八直選的模式，與我們現在所講的政改，可以說水平要比現在高太多了。大家充分討論，報紙的社論比現在有層次、有理性得多。現在很多人隻是表達意見，不是分析問題包括如何解決，僅僅是表達一個立場。而這些立場後麵的理念，卻好像很混亂，有很多自相矛盾的東西在裏麵。
移民潮表達了當時的中產精英對香港的放棄，而這種放棄，導致香港在九七之後出現了種種所謂的文化問題，而且我認為這也影響了政治的運作。
為什麽呢？因為很多時候，製度運行的順暢與否，與處於這個製度下的人的價值觀有很大關聯。比如，如果人沒有守法的價值觀，法製是不能夠執行的，法治是不可能實現的。人的素質，往往決定了製度能不能成功。
既得利益者對香港缺乏感情
回歸前政治興奮劑貽害匪淺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香港的很多既得利益者，對香港是沒有什麽感情的。如果他們對這個地方有感情的話，我相信他們采取的房地產發展模式，與對這個社會的投入，是會很不一樣的。
為什麽這樣講？就是所謂的香港式的房地產價值，是建基於要在很短的時間內賣到最高的呎價，獲得最大的利益，這是地產商的第一目標和終極目標。所謂的社會效應，包括會不會讓我們的生活素質更高，他們是不會思考的。
很明顯，香港政府的規管模式，在這個方麵不是九七之後的事，而是在九七之前已經建立了這種意識形態。
如果比較新加坡，我們可以發現，新加坡在整體的房地產發展上，他們是采取了更加專業化、知識化的做法。就是說，他們也做房地產，但是他們在做知識化的房地產。是根據建築設計的邏輯、規劃的邏輯去做，而不是像香港這樣，將所有的東西塞到一起。
我們讀建築學所知道的那些不應該做的，在香港卻都做了，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這種現象本來可能出現在一些貧窮、落後的地方，但是香港社會這麽富裕，卻在建築設計上這麽落後，真是難以理解；而且，這種奇怪的現象在九七之前已經出現了。就是說，九七之前英國人特別是末代港督彭定康對於管治方法，都是用最短期的烈性藥，或者說投下政治興奮劑，讓氣氛變得很興奮。但是當藥力消退的時候，馬上就出現了嚴重的疲軟。這種藥，民主派吃得最多，疲軟的後遺症也就最為明顯。
公務員智識得不到發展遠遠跟不上現實要求
香港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香港的公務員體製，如果用電腦來形容，基本上就如同“二八六”，我們現在已經用“六一一零”“雙核”了，所以根本就不敷運轉了。政府很多部門在那?，祇是一個數量的多，難以更新升級，適應不了現實的變化。
之所以不能更新，是因為在香港政府的政務官體製裏麵，二十年來就沒有改進。我認識一些做政務官的朋友，為什麽他們不繼續做下去呢？因為他們想去讀書，沒有機會讀，申請讀書也不批準。他們到外國的香港辦事處，也是沒有事做，整天坐在那，智識無法擴容。這就導致整個政務官係統的智識很低，可能他們除了在英文語法上還可以外，所有的東西都難以實施，他們根本沒有能力去做事。
也正因為如此，九七之後的所謂港人治港，當麵臨一些複雜的問題的時候，董建華交給他們做，就一定會出問題。
更嚴重的是，在已經出了問題的情況下，直到今天還是沒有針對這個問題有所改進。
相對而言，新加坡公務員的整體質素有了很大的提升。
民主形式即便實現
也並非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我基本上認為，香港整天熱炒的所謂普選，並不是很大的問題，核心問題在於管治效率。如果管治效率高，當然就有了政治權威，因為政治權威是靠執政質素決定的。執政效率好的，就是人民接受的，而不是香港現在表現出的我想怎麽樣就怎麽樣，這種不是有效率。最主要的，是要讓大家都認受，都覺得是合理的。
我是覺得，香港好多爭取民主的人對民主的形式太過期待，以為民主的形式解決了，就會解決所有的問題。其實不是這樣的，效率和質素同樣是非常重要的。
政治專業化風險高
沒有多少人真正願意投身
舉例來說，市政局的廢除，就反映了香港民主派對於民主發展沒有清楚的民主策略。
為什麽這麽說？因為香港當時的市政局是唯一能夠達至地方民主執政的政治體製，因為它擁有具體的決策權。它不同於立法會，它是可以否決所有公務員所做的事情。市政局的主席，當他外訪的時候，是擁有與市長同等待遇。
我們當年也都對民主派提議過，參照其他地方的民主發展經驗，其實是應該爭取在香港這兩個市政局的所謂執政權，然後透過市政局的執政，使得市民大眾對於民主之爭產生信心。這樣，也可以讓中央看到，在民主執政之下是有效果，會有一個實質的示範作用。
但是當時沒有人聽你講，他們對市政局並不重視，他們也沒有人願意全心投入市政局的工作。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香港這些民主派，對於政治專業化這個問題，是沒有很清晰的概念的，好多人都是兼職的。有的是在大學教書，那些大律師也都是一邊幫別人打官司，一邊搞政治，沒有人真是全身心投入政治。
因為投身政治，很多時候風險很高，民主派?麵也是很少人願意付出這種風險。如果對比台灣，你會看到很大的分別。
你可以看到，香港政治的困局就在於，在潛意識裏麵，都仍然存有殖民地心態，希望有個人來搞定所有的事情。
其實現在香港的民怨，很多都是生活方麵的訴求，香港人還沒有這麽高的層次，追求那麽多的層次。董建華當時遭遇七一大遊行，是因為撞到沙士、經濟蕭條等等，而不是真正的所謂政治意識抬頭。
各個界別都存在接班人真空問題
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香港人一定要麵對，就是接班人的問題。在不同的界別，都出現了接班人的真空。對於這種真空，香港是需要認真麵對的。如果香港的法治能夠維持，對於法官的培養、律師的培養乃至法製觀念的培養，是需要人去做的。
對於民主政治，發展下去會有什麽人接替呢？很多界別其實都在問這個問題。就是我所熟悉的文化界、電影界，都在問這個問題，究竟會有什麽人接班呢？因為接班人不是平白出現的，也無法買回來，這是香港需要處理的問題。
周八駿：一國兩製需要在某一點尋求平衡以利發展
香港回歸祖國快十周年了，這一段時間我經常想，十年前到底怎麽看香港？回頭看那時寫的日記、文章，這十年對於一國兩製無論在實踐上還是在認知上，的確都有很大發展。
認識和實踐都有變化
經濟融合已成香港主流認識
十年前，關於一國兩製的認識和實踐，基本上是希望這約一千一百平方公裏土地上既有的一切盡可能保持不變——不受內地影響，也不影響內地，按照其固有的邏輯發展。
然而，事實很快證明，香港不可能在一個狹小的地域?，僅限於六百多萬人口，跟祖國內地相對分隔地發展經濟和政治。
今天，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亦稱融合）不可阻擋也不可逆轉，已成為香港社會的主流共識。甚至梁家傑先生在競選二○○七年第三任行政長官過程中，所準備的政綱在談香港經濟和民生時，即便不大願意談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但也沒有挑戰其客觀存在以及繼續拓展的大趨勢。
反對派想主動影響內地
是香港政治出現的新變化
必須重視的是，麵對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大勢所趨，香港政治生活中最近出現一個新現象，這就是香港的所謂民主派明確主張二零一二雙普選方案不僅要在香港實施，而且要成為中國民主化的試點。
梁家傑在代表民主派中的主流派競逐行政長官職位時，他所提出的政製政綱就以西化中國為最終目標。在二○○七年五月十日策發會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的工作坊上，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楊森先生代表二十二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又一再發表同樣的觀點。我當即提出疑問，說你這樣講是把問題複雜化，給香港民主化進程增加困難。因為，如果香港政製發展要影響內地，那麽，按照對稱的觀點，必定要考慮內地對香港政製發展的影響。不能說，香港要做內地民主化的試點，而內地不能對香港某些政治團體、政治人物關於香港政製發展的言行包括雙普選方案發表意見。
但是，在我這樣講之後，楊森先生做總結時仍然強調民主派要把香港變成中國民主化的試點。也就是說，香港的民主派開始公然主張香港主動影響內地政治體製改革。這是十年後關於一國兩製的認知和實踐的一個必須重視的新變化。
香港本身的政治和經濟追求就有錯位
我曾經在各個場合一再指出，香港的政治和經濟是存在著錯位的，即：在經濟上，香港不可阻擋也不可逆轉地與內地經濟一體化；但是，在政治上，香港社會卻有相當一部分人要求香港政製發展擴大同內地政治體製的差異。從而，使香港與內地的政治體係難以同內地的經濟體係相協調。
如今，民主派公然主張香港政製發展做中國民主的試點，亦即經濟講一國，政治也講一國，似乎是在扭轉以上所說的錯位，其實，仍舊是錯位。因為，民主派﹂主張立即普選便是企圖在香港與國家主體的政治體製之間製製造更大的矛盾，從而，勢必阻?兩地經濟一體化不斷深入。
香港一部分市民是沒有認識或者沒有充分認識香港的政治與經濟錯位的後果。民主派﹂則是不負責任地鼓吹。香港政治有一個很具香港特色的不對稱現象——香港經濟和社會的繁榮穩定由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負責，未能進入特區建製核心的民主派不必承擔責任因而就不必考慮其政治主張以及各項公共政策主張的政治後果、經濟後果和其他社會後果。這種現象本身就反映了香港的政治與經濟是存在著錯位的。
現實的矛盾與困擾未來必須加以解決
十年來，無論在實踐上還是在觀念上，一國兩製處於磨合的過程。
一個國家?麵兩種不同製度，本來希望是井水不犯河水；但事實證明，井水不可能不犯河水，河水也不可能不犯井水，相互影響既是不爭的事實，也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在這個過程中，香港人受到兩方麵的困擾。在空間上，一千一百平方公裏土地與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土地，七百萬人口與十三億人口，存在文化的差異。在時間上，香港和內地都不可能停留在某一點上不變，二○○七年與一九九七年比，就有很多變化。
尤其對於三四十歲的香港居民來說，他們出生和成長的大部分歲月，恰逢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九七年這一段英國管治香港一百多年曆史上發展最快的三十年。香港在這樣的基礎上回歸祖國，而回歸後由於多種因素使經濟陷入二次大戰以後最為嚴重的困境。於是，相當一部分香港居民留戀九七前。
在時間上，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的矛盾；在空間上，香港這一製與內地那一製之間的矛盾，都在經曆磨合，帶給香港居民心靈的困擾是不能低估的。
必須承認，今天，香港還有很多人，特別是相當多的中產階級人士，麵對很好的經濟形勢，卻對未來仍有這樣或那樣的疑問；對香港發展的定位，心中還是沒有底。
這是未來五年、十年，一國兩製偉大事業在認識和實踐上都必須解決的重大課題。解決這個課題，有賴於前麵所講的妥善協調香港與內地的政治關係和經濟關係，以及妥善協調香港的政治發展和經濟轉型。
需要在某一點上尋求平衡為香港營造一個穩定狀態
一國兩製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是兩製在一國之內相互磨合的過程。
問題是，這樣的磨合過程是不間斷地變化？還是經過一段時間磨合在某種狀態或形態上相對穩定下來？這關係一國兩製的前途。如果能夠相對穩定下來，我們這些在香港生活的人，心裏就會踏實。如果不斷地變化，香港居民就會形成一種變動不定的心理。
現在提倡和諧社會。什麽是和諧社會？簡單地說，就是社會的各種矛盾能夠比較好地處理；也就是說，整個社會結構有一個可持續的比較均衡的狀態。盡管變是絕對的，但是相對靜態的東西，總要讓人看得到。否則，心髒負荷不了，思想也負荷不了。
一國兩製有沒有可能在某一點上，比如，香港政製發展有沒有可能在某一點上相對穩定下來？
講循序漸進，可以理解為每幾年就有一個變化。但是有些人不耐煩，希望立即實現普選，立即達到終極目標。那麽，即便達到終極目標了，是不是就一定能夠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呢？
政治互信是特首人選前提
否則選後極易出現對立
這取決於香港和中央之間是否建立穩固的互信。在互信的基礎上，由普選選出行政長官候任人，就能避免出現不被中央任命的狀況。因為中央是否任命行政長官候任人，主要考慮政治標準。中央和特區之間具有政治互信，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候任人就容易符合政治標準。
中央和特區互信不是抽象的。首先，香港的主流政治團體或者主流的政黨、政治人物，用比較簡單的話來講，要都愛國愛港。這就要求當下的政治生態有比較明顯的轉變。
如果沒有這個轉變，能不能形成理性的相互尊重呢？也就是說，如果香港政治生態沒有明顯轉變，那麽，就難以避免香港人行使自由選擇權所選出的行政長官候任人，可能不被中央任命的情形。屆時，如何處置？是否有一個理性的安排來避免憲製危機或政治危機？
不任命就可能有三種情形。一是如果中央不任命選出來的李先生，能不能直接任命張先生？二是如果選出來的李先生不能獲得中央任命，是否再起另外一個程序推選另一個行政長官候任人？三是如果再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候任人又是中央不欲任命的人，是否改由中央直接任命或者再起另一個選舉程序？何時以何方式有一個結果？
政治製度的設計，與政治製度賴以運作的政治生態有了很大關係。美國總統和議會之間，也就是行政和立法之間雖然會有矛盾，兩黨政治也會有相當尖銳的鬥爭，但是，他們對基本製度的運作是有共識的。也就是說，實行成熟的民主政製的社會，是具有基本的共同價值的；不同政黨在基本的政治理念上是共同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會尋求妥協也能達至妥協。
至今，香港社會之所以理性，一個重要因素是民主派政治領袖還不想搞顏色革命，不願意承擔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但是，袛要香港政治生態還是不能確保中央與特區之間形成穩固的互信，一旦實現普選就可能發生顏色革命。
香港政製發展必須以建立中央與香港的穩固互信為基礎。這要求以中國人為主體的香港居民確立回歸後的新身分認同。香港居民應當普遍思考，我們究竟需要一個什麽樣的香港？一國兩製應當往什麽方向走？十年來一國兩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不能保證今後一定繼續成功。
陳祖為：政製是困擾香港的核心問題
互信需要雙方共同努力
其實我並沒有給出這樣的立論：就是政製問題解決了，就等於解決了所有問題，這是沒有可能的。
但是政製問題，確實是困擾香港政治的核心問題之一。就算其他問題都得到解決，但是如果依然在政製設計之中不能使中央和香港的意見達到吻合，都是解決不了矛盾，民主派每一次都要衝擊普選的問題，而北京每一次都要招架，所以這個問題必需要解決。我認為，祗有這個問題得到解決，才代表一國兩製真正成功。
一國兩製運作到今天，有些地方做得都不錯，但是兩個最關鍵的問題，就是政治文化和權力分配，都沒能夠有基本的互信。中央和香港的互相猜忌很多，也就是互信的程度很低。所以目前還不能說一國兩製成功，祗有最後有一天普選問題解決，有圓滿的解決，才能說是成功。
但是也不要誤解，實現普選就可以達到這個目標，是需要有一些條件出現的。我並不是迷信普選，不是說普選就是萬應靈藥。
就算有民主選舉，都需要有公民社會的環境。在香港發展公民社會，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要監查民主體製，需要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如果沒有強大的公民社會，就會變成今天的台灣那樣，由上而下的貪腐是很難避免的。
所以，如果我們想要爭取一個比較有公義的資本主義，我認為都要從政製著手。
互信問題，我認為是雙方麵的，是大家都要努力的。我相信這與我們對於發展普選政製所持的態度是直接有關的。如果總是防範這種發展，大家爭拗不停，怎麽會有互信呢？
中央的實質任命權和港人的普選權產生相反的結果，是可能出現的。但是三權分立的製度就是依靠權力重迭來達到互相製衡的效果，因此衝突有時是難免的。正如在美國國會?麵，國會與總統意見衝突到無法調和，議會不批準財政預算，政府運作都會癱瘓。美國的製度就是如此，權力重迭的結構就是如此。正是因為後果會這麽大，雙方都會盡量避免，會盡量考慮在攤牌之前解決問題。中央和香港將區的權力重迭可能出現的問題，也應作如是觀。
當然，我想我提出立論，都有值得挑戰的地方，還需要仔細考慮。但是各位也要想一想，如何選擇纔是合理的，程序是什麽？如果你不相信港人是可以使用民主的，你覺得民主政治會變成金權政治，你覺得沒有信任就不可以搞民主且會出現對抗的，是不是我們就需要原地踏步呢？
陳文鴻：不要指望用
簡單的方法解決所有問題
以我所見，假如壟斷資本在這個社會有這麽大的勢力的時候，金權政治其實是難免的。所以首要的問題，比如中央在進行這方麵的任命的時候，一定要抑製這種壟斷資本。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香港的問題，也都是中央的問題。香港的官商勾結是連帶著內地的官商勾結的。比如香港某些人的要求，得到北京某些人的支持，就是因為存在這種關連。
我們不要指望一種模式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更不要試圖用一種簡單的推動普選的方法來解決所有問題，我甚至認為公民社會也並不是什麽問題都能夠解決。我們采取反對的方式是可以多種多樣的，街邊的反對也是可以的。必須知道的是，我們不要試圖將複雜的問題用簡單的方法去加以解決。
就政治製度安排方麵來講，我想永遠都會有鬥爭的，永遠不會徹底解決問題。有製度內的鬥爭，也有製度外的鬥爭，我覺得問題並不大，製度的完善是依靠鬥爭去推動的。
我不是覺得民主有問題，香港人絕對有權力追求民主。其實就是今天讓香港享有全麵普選也沒有什麽問題，到時候中央按照《基本法》處理不就完了嗎，香港人自己承擔後果唄。但是問題在於，香港一部分人這麽想，另外一些香港人，還有中央的考慮，我們就不需要考慮了嗎？
我們不能說：我們就是這個態度，中央就要這麽做，這是不行的。
從中國內地的考慮看，更加重要的是，現在內地政策的發展方向的轉變，是遠遠大於香港的。而且我認為，這是對香港有利的轉變。甚至可以說，現在內地政策的轉變，與香港壟斷資本所要求的，是有矛盾的。內地在搞最低工資製，但是香港反對最低工資製；內地要補貼農民，香港現在連綜援都不想補貼。
這種矛盾，會襯托出香港的問題，也會促使香港轉變。
胡恩威：直選不等於更好
社會進步取決於集體意識
現在好多香港所謂的政治討論，很多時候都是務虛式的爭拗。
就好像前一段時間批評中大一份學生報紙，是務虛式的，拗的是意識形態方麵的問題；很少涉及實質問題。
所以現在香港祇是展示出一種民主的假象。有些人所追求的所謂更好一點，不過是恢複以前的殖民地狀態。更好與好，我並不認為香港有了直選就等於更好，而且我現在越來越覺得不是這樣。
可能我與有些學者的背景不一樣，我是文化界的，我看問題的角度也許不同。我反而覺得，社會的進步取決於民眾的集體意識。當整個社會朝著更加文明轉變，社會就會進步。
但是現在的香港，腳踏實地地做事的意識這麽薄弱，鬥爭的意識又這麽強，吹牛爭拗的意識這麽強，怎麽去改善呢？
我不知道對整個香港目前這種狀況如何加以改善，我祇知道如何針對自己加以改善。如果我自己做得好，可能會影響到其他人，我覺得這樣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很多爭拗其實祇是一種表象。
李彭廣：特區至今未能完成
創立與更新管治係統的工作
係統重建沒有得到應有重視
我們過往太過強調五十年不變，這種不變，可能對某個時空來講，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可以穩定人心。但是當這種強調過了頭的時候，為政者或者說政治的精英層也陷於被動，忽略了創造條件和配套措施的需要，我覺得這就是個盲點。
為什麽說這是盲點？九七前後是政治體製急劇轉型的時期，變化是必然產生的。九七年之前的管治係統，有三個次級係統，一個是領導班子係統，二是幕僚和智囊係統，三就是政治支持的係統。這三個次級係統，在回歸前後急劇轉變，但是至今，都沒有人去講這個係統重建和更新工程的問題。
特區沒有解決組建班子問題
為什麽香港特區政府的司長和局長與董特首貌合神離？那麽長時間都不能磨合完畢？為什麽以前英國來一個總督就可以與殖民地的資深官員合作無間呢？
我們這樣問，其實就是忽略了總督與英國派來香港的那些殖民地官員，本來就是來自同一個係統的，同屬於一個殖民地係統。英國設立的那個係統，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曆史。
都說要培養治港人才，都說相信中國人可以管治好香港，但是問題在於，大家沒有做到實質的係統工程的建構。
香港一般老百姓不知道這些並不出奇，但是如果我們的管治階層、政治精英對九七之前英國管治香港的管治班子的組建和運作有認知的話，就應該知道九七之後，那種組建領導班子的方法已經不存在了。那麽，我們是不是應該有一個新的平台，有一個新的發展渠道，可以讓這樣的一批人可以走到一起？
我的觀點就是，在殖民地年代有這個功能，可以運作暢順。外來這個管治班子能不能真正知民情是一回事，但是起碼解決了係統內部的配合問題，不會左手打右手。
特區未能組建有效的
智囊機構和政治支持係統
也許有人說，九七前也沒有什麽智囊、幕僚嘛，為什麽現在要搞這種無聊的事情呢？其實九七前香港的幕僚係統是外掛在英國的，當年是有這個功能的。但是很多香港人，現在聽不明白。雖然這種幕僚不在香港的編製中出現，但是功能是存在的。九七之後，香港完全失去了這種功能。
第三是政治支持係統。九七之前沒有什麽選舉壓力，頂多是六十年代末的民政事務主任，其職責是搜集地區層麵的情況，不必像立法會議員在選舉時那樣逐層動員；當時是不需要的，或者說是低度發展的。九七之後，這個領域也是沒有得到發展。
政治體製轉型仍在繼續
未能創立與更新管治係統
其實，九七過渡，用我的語言來講，是一個雙重的過渡。第一個層麵的過渡，是政治主權的過渡，順利完成。但是第二個層麵，就是政治體製的轉型，現在依然在繼續。
政治體製的運作，如果類比經濟體製來說，也是有兩個層次的。對於經濟，我們講有生產和消費兩個係統和過程；而政治體製麵，也有兩個層次，一個是管治係統，另一個是參與係統。
現在香港比較集中地講參與係統的完善，但是管治係統到今天的工作，講的極端一點，是值得批評的。就是回歸十年，到今天依然沒能完成創立、更新一個管治係統的工作。
如同經濟學中生產和消費是相互影響的，當管治係統未能成功轉型的時候，就引發了九七回歸之後一直到今天這麽多的矛盾。
提供誘因讓才俊全職參政
培養真正有能力治港的人才
對於上述三個次級係統的更新和強化工作，我認為香港已經是不能再等，必須馬上著手做事了。比如說，你怎麽樣產生管治班子？之前推出了高官問責製，對這個製度的原則我是讚成的，但是問題在於，沒有安排必須的配套措施。
管治係統與參與係統是息息相關的。你一天不搞好政治體製的轉型，一天不搞好這個轉軌的工作，你就難以順暢運行。
中央整天想著讓香港學習新加坡，實現公務員治港，其實這是不太可能的，因為香港公務員的訓練，是無法追得上香港這種高速的政治化現實；而且政治領袖和公務員是各有自已的角色和功能，所以一定要開拓另外一個平台，讓政治領袖和管治班子有空間成長和磨練。
我們整天講李光耀，可是李光耀有今天的政治成就和智慧，是他從五十年代開始就不斷參與選舉、不斷參與政治鬥爭所磨練出來的。那麽香港有沒有提供這樣的一個平台，或者提供政治誘因，使得一班二十、三十歲的年輕人，真是願意全職去從政呢？從政在香港有沒有出路呢？
讓青年都奉獻、燃燒自己是很難的，但是可以提供誘因，讓一些人全職從政。就等於我們講的資本家，你如果沒有什麽優惠讓他能賺錢的話，他就會投資到另外的地方。而對香港的年輕人來說，不從政還可以搞金融，還可以到大陸工作。沒有一定的誘因，很難吸引人才從政，管治水平也就難以讓人放心了。
有些事情中央是控製得到的，但是對於一些資源就沒有好好地去運用或調配。當你對於一些資源沒有好好運用的話，環境不就是會越來越惡劣嗎？
目前焦點集中在參與係統
而對管治係統改革嚴重忽視
所以，講雙重過渡，在主權回歸之後，沒有正視香港政治體製轉型這個大的課題。現在香港祇是將焦點集中在參與係統的爭議，但是忽視了管治係統的強化。其實，管治係統可以帶動參與係統的發展。
很簡單，如果管治係統能夠實施高效的行政，有優質的政策出台，對民主改革的時間要求不就沒有那麽急迫了嗎？這是成反比效果的。
就是因為政府本身管治係統，無論人還是政策，回歸以來出現了那麽多的問題，整個社會不就沸騰了嗎？不就要求改革了嗎？
其實社會要求改革是被動的，如同中國古代農民革命，農民也不是無緣無故揮舞原本用來鋤田的鋤頭，當作革命的武器的，他們是被迫揮舞鋤頭鬧革命的。
知道這種情況，無論中央政府還是特區政府，或者特區的管治精英，如果不放多一點時間思考如何優化管治係統，思考如何對管治係統進行更新，香港未來所走的路將會越來越困難。
特首應該有政黨背景
從政治學的角度說，香港的政治是難以順暢運作的。為什麽？因為一個非政黨化的行政長官，如何能組成有效和合作無間的管治班子？如何有能力來駕馭高度政黨化的議會和處理動態的議會政治呢？
如果在選舉製度下一個當選者沒有政黨背景，他怎麽樣組成自己的班子呢？他從來沒有與一班人一起飲茶灌水，沒有相同的理念、沒有共識、沒有默契，他們怎麽合作聯手管理一個地方呢？
胡恩威：未來十年重點
是優化政務官、公務員體製
所以我覺得，今後十年，最需要花功夫做的，就是如何優化政務官和公務員體製。
我說優化的意思，是在那個地方，才能夠培養出一個真的要執政的人，同時真的將之作為一個專業政治的平台。其他的人，全部都是將之作為兼職。
現在香港最迫切的問題，是管治效率、素質，如果在短期內不能有一個明顯的改善，無論誰坐上特首的位置，都會麵對很多很多的問題。
要醫治這個病，最有效的，是要優化政務官體製，使得這幾百人能夠吸納一些新鮮血液。
就我所接觸到的一些政府官員，他們在政策研究方麵的能力很低，而且他們也沒有能力處理政策範疇的事情。
這裏不是他們想不想做宏觀管理的問題，關鍵是管理不了，缺乏這個方麵的能力。而正是因為他們不能進行宏觀管理，所以整天都是放在手?，但是不做處理。幾乎是對所有的事情，都因為管理不了，而握在手中不加以處理。
陳文鴻：要改革政務官製度
香港公務員必須瞭解內地
政務官是一個特殊的群體，現在建立了龐大的網絡，但是需要做的事情並沒有那麽多。很多事情實際上都是由專業的政府官員處理的，但是由於政務官擔當部門主管，這些人往往又被政務官壓製、排斥。
因此，應該可以將專業能力不足的政務官所管理的範圍縮小，這可以在短期解決部分問題，不但不會影響政府的運作，反而可以提高管治效率。
更加重要的是，要取消政務官製度，再也不能用這種方式，找一些什麽都不會做的人來做重要的位置。啟用專業幹部，會促使政府專業化，這也是國際潮流。
與此同時，麵對專業化的政府官員，在外部比如立法會議員、政黨以及民間團體，都可以在與專業化官僚交往周旋過程之中磨練出來。
香港人是基本不認識大陸的，而公務員更加是十分無知，與大陸方麵的交流是絕對不夠的。而公務員中心所做的培訓，由於經費的問題而越做規模越小，政務官更加沒有什麽專業的培訓。
關鍵的問題，香港人特別是公務員需要瞭解內地最新的發展。其實這種瞭解，需要的資源並不多，中央也不需要給錢。但是中央需要告訴特首，香港政府要熟悉內地，香港官員要學習內地發展情況，特區政府的培訓機製便會啟動起來。
我也為公務員培訓講過課。其實現在好多公務員都想知道內地的情況，但是沒有好的途徑。
很明顯，內地公務員在學習國際通行體製的時候，是需要經過培訓的。而香港在這個方麵（認識內地、認識國際）做得極其不夠。
第二，香港整個社會的國民教育特別是愛國教育，是不夠的。其實，香港特首可以找香港的大專院校做這個事情。
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如果知道內地發展得這麽迅速，我們真是很多事情都不會做；而祇要知道內地發展得這麽快，對很多事情香港人就不會亂來。內地高速鐵路網絡的變化，是世界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迅速。這種變化所帶來的商機、社會轉變，是非常迅猛的。如果香港能緊貼內地的發展，做這個方麵的培訓，推動多一點討論，我想香港人的思想是會改變的。
現在內地希望派官員來香港政府實習，但是我們香港的官員卻不肯到內地實習、交流。如果這些公務員到內地，可以發現內地現在很多縣市的官員學曆比你高、能力比你高，全世界又去過，辦公室的條件又比你好，香港公務員不必這麽傲氣。香港政府官員或者其他機構的人員也許不明白，當你越是到內地交流的時候，你會越瞭解內地的情況。這是香港所應該積極做的，不可能靠中央來直接介入推動。這種交流，對整個香港社會絕對有用的。
李彭廣：強化政治任命可以部分
解決政策製定能力弱的問題
政治問責的官員，是負責政策製定和決策；而行政官員，應該是負責執行政策。
如果我們加強了政治任命官員層的規模，自然就能部分解決政策製定能力不足的問題。也可以建立幕僚班子，對一些具體政策做研究。
我們看外國或者中國內地，都有龐大的支持係統。你看看，有多少人在支持中南海的運作？但是香港，除了中央政策組以外，就沒有其他的支持係統。在知識型社會裏麵，要用腦（知識）來管人，如果知識沒有被調動起來，管治水平那還會高嗎？
政府的政務主任製度是需要改革的。如果加強政治任命的官員，這個政治積弊的缺陷會相應減低。因為政務官的曆史任務已經完成了，那種橫跨政治與公務員兩個功能領域的安排，在今天已經不需要了。
我認為，管治班底的組建、幕僚的支持、智囊智庫的強化、政治支持係統的栽培，如果這幾個問題都不作改善的話，很多事情都會難以處理。
如果在政府的議會聯盟?麵，都沒有辦法達至政策共識，那怎能運作良好呢？當然，如果要政黨支持你，你就需要讓政黨參與。你不能在要做決定的時候，才讓行政會議的成員接觸到。就因為是這樣子，才會有很多政黨的行政會議成員表示不滿。
周八駿：中央希望獲得相對穩定
但現實發展卻不易實現
十年來，一國兩製所涉及的各種矛盾都暴露或者充分暴露了。而且暴露的程度和速度，是當初難以想像的。
中央希望香港有
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
《基本法》規定香港保留原有資本主義製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所隱含的一個前提是，主權回歸本身就是一個巨大轉變。實踐本身不可能刻舟求劍，不可能凝固在某一點上。
然而，正如我在前麵所說，在一國兩製生動的過程中，應當尋求相對穩定的狀態，使得我們能夠證實，一國兩製不僅在過去十年是成功的，而且最終也是成功的。
我理解，中央是希望能夠找到一國兩製旳相對穩定的狀態。曾蔭權先生接替董建華先生後，就想建立一個穩定的狀態。有兩個特點，第一，強化行政主導，建立以公務員為主體的管治架構，來抑製二零零四年九月立法會選舉半數立法會議席由普選產生以後，政黨政治抬頭的趨勢。第二，希望通過一個向民主派願望傾斜的政改方案，使香港政製發展能夠相對穩定一段時間。很遺憾，遭受了挫折。
於是，希望達到的目標，又變成需要爭取的目標。
中資與英美資規模差距很大
為穩定香港社會還應發展
關於中資在香港，也涉及對一國兩製的譅識和實踐。九七後，盡可能不讓內地的力量過多介入香港事務。一個很重要的標誌，就是香港立法會修訂入境條例，對凡是在證件上注明因公到香港的內地人員，即使連續在香港居住滿七年，也不能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在二零零三年七一遊行後，上述安排成為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即便這樣，至今，中資在香港的發展仍是有限的。主要是在香港資本市場上市或運作，而大多數上市公司的絕大部分業務甚至全部業務都在內地。
最近，英國駐香港總領事說，英國公司在香港雇用了二十五萬個員工。中資公司在香港直接雇用的員工，對香港GDP的直接貢獻，顯然不能與英資公司相比，也不能與美資公司相比。
一方麵，要尊重香港資本多元化；但是，另一方麵，為推動兩製在一之內磨合，中資在香港需要發展。不會危及英資、美資在香港的地位，祗會把香港經濟的餅做大。關於中資在香港的地位和作用，也是香港回歸十年需要總結的方麵之一。
改革開放初期對外瞭解少
中央也沒有料到今天的複雜
中央對香港行使憲製權力，要通過什麽樣的機製？什麽樣的方式？這是香港回歸十年最需要總結的方麵。
香港回歸是一個艱苦的過程。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二十多年來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經曆了巨大的演變。在中英兩國政府開始就香港問題進行談判時，中國對改革開放的理解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中國的國力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中國對西方政治的瞭解與今天也不可同日而語。我相信在起草《基本法》時，寫上最終普選的規定，決策者和起草者對這句話分量的理解，與今天比肯定很不一樣。
展望未來，一國兩製在下一個五年或十年如何演變，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特區管治班子。希望有更多的既熟悉香港、也理解內地的人士加入特區政府。
目前，香港中產階級人士、年輕人普遍有問政參政的欲望。除了競爭立法會議員外，需要特區政府逐步開放，逐步形成製度——社會人士能夠進入政府做官，做官後再經商或者從事其他專業。
建立新製度是艱難的。二十多年前中國開始改革開放時，有多難啊！當時一直圍繞一個哲學問題，就是改革的突破口與改革配套如何協調。改革突破一點，立即受到傳統體製其他部分的阻撓或反擊，感到必須配套。而考慮配套時，立即感到力不從心或者無從入手，又覺得必須選擇突破口。
今天這個哲學問題已經解決了。內地經濟學家已不像二十多年前那樣討論改革配套與突破口的問題了。但這是花了多少年時間才達至的成就。
關於一國兩製不斷開創新局麵所需要的措施配套，是在二零零三年七月以後開始充分認識到的。
未來五年是十分關鍵的。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和對策準備，也就是應因曲折的準備。
陳文鴻：中央要逼迫香港
服從中國整體發展
對於一些事情，中央需要逼迫香港政府去做。比如要逼迫香港整個基建的體製服從中國的整體發展，與內地融合。現在廣州到深圳的高速鐵路時速達到三百公裏，到了香港時速祗有八十公裏，而且不是專線，這是絕對不合理的。
將來的問題是，不僅香港的鐵路網絡追不上廣州，在全國的鐵路網絡中也會處於落後狀態，這是絕對不可允許的。對於重大的基建項目，中央政府要迫使香港跟隨內地的主流發展去做。這些項目如果用中資企業去做，是可以賺錢的，香港政府不做，中央政府也可通過中資企業去做。
港珠澳大橋要建，但是一定要是雙Ｙ，而不是單Ｙ，香港沒有理由排斥深圳的，也一定要有鐵路的。在香港的大嶼山，一定要鐵路連接，不能說橋修建到那?接不上。香港的集裝箱碼頭亦一定要有鐵路專線，要與內地的現在準備建立的集裝箱鐵路網絡連接。所以，對於重大的基建投資，不能夠讓香港政府與本地的既得利益者糾纏在一起，拖累整個基建的進度。
香港的發電站可以維持兩間，但是一定要允許內地的電力公司輸電來香港，兩家香港電力公司的電價沒有理由那麽貴的。現在內地電力公司已經全部準備好了，祗是香港政府不肯開放。廣東省都是從廣西等地輸入電力，技術上是可行的；如果從內地輸電來港，也有利於香港的環保。既然可以輸電，香港還有什麽必要搞那麽多的火力發電呢？何必還要擴建呢？而且，香港的環保要求，至少要與國家的環保標準拉平，沒理由香港的環保標準落後於內地。
對此，中央政府雖然不需要公開宣傳，但是一定要迫使香港政府在重大基建項目上能夠與內地的發展配合，至少以同等水平同等步伐來發展。
李彭廣：中央如果介入太多
不利香港培育自身免疫力
零三年之後，中央通過各種方式加強了對香港的介入。但是以我看來，這不是一個長久的策略。始終，中央需要香港培養起自己的能力，否則處理很多事情會因為來回周折而錯過時機。如果中央對很多事情都要介入，香港自體的免疫力是難以培養。
香港商界，不論是外資、中資或者本地華資，到目前為止基本上都是在吃免費的政治午餐。我們看任何歐美國家，財團對政治的捐獻是很可觀的。但是香港商界對政府的智囊機構、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公民教育機構，投入是很少的。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因為製度本身保障了他們。中央應該考慮，如何讓香港的財團真是要交出他們的入場費。比如對政治組織的捐獻也好，自己成立一些智囊機構也好，或者捐一些錢出來給某些機構做一些有規模、有係統的研究也好。
延伸一下，改革並不是要多出一些錢，而是如何調配現有的資源。問題是，在大學?麵做香港研究、政策研究，是沒有前途的。因此，一定要調動相關的積極性，讓不同的階層可以做到不同的成就出來。
李彭廣：資深公務員不知大變局來臨但他們往往有能力架空特首
我覺得問題出在認知方麵，特別是掌握著政府資源的政府官員，在認知方麵有問題；他們不知道一個大的變局正在來臨。他們沒有這種認知，自然就會有盲點。這個盲點的結果，是浪費納稅人的錢，浪費人的青春。所以，一定要調動各界的積極性，衝破認知的盲點，這樣才會優化管治係統。
我們需要優化政治基建，如果沒有政治基建，就會出現很多濫竽充數的人。
資深公務員的角色轉換也是一個必須高度關注的問題。在推行高官問責製之前，任何一個行政長官上台都要任用資深公務員，因此任何一個行政長官都有機會被架空，而且資深公務員已經自成一個係統。
這就引申出另外一個問題，由於任何一個特首都是由這班資深公務員服務，一旦有任何政策轉變的時候，而這種轉變又不為資深公務員接受的話，就會出現另外一種阻力。為了減低資深公務員的影響，才有零二年的高官問責製的推行。
所以我想，行政長官要在未上台之前，應該有一個起跑的台階或者說較高的起點，哪怕是一百公尺或者四百公尺，都要讓他跑，跑起來自然會帶動風勢，就有了規模，形成管治班子的雛形。如果一百公尺都不讓他跑，祇有十公尺的預熱距離，真正進入長跑路程就顯出準備不足。現在由於不想有個影子內閣，所以準備的預熱路程就很短。這麽短的預熱，進入政府開始長跑的時候，在缺乏堅實管治班子的支持下，就一定要依賴公務員的協助，這樣子就容易被架空或發生扭曲的情況。
當年董建華和陳方安生在政策上的分歧，鬧至不可收拾，就是突出了空降的行政長官和資深公務員的矛盾；或更準確地說，是領導班子的組建出了問題。就以母語教學為例，不管母語教學是好還是不好，但特區的管治班子都不能統一意見，那麽如何能有效管治呢？其實，不能統一意見，祇是反映深層次的領導班子係統未能重構和更新的問題。
管治係統的更新工作，是特區提升管治水平的一項係統工程，必須要與參與係統同步更新和改革。這個係統工程要盡快開展，如果未來一兩年都沒有改變的話，將來特區的管治就會更困難。
劉乃強：座談會結語
此次討論很精彩，我也算這個圈子的，平時都很少聽到這麽精彩的討論。因為此次講的問題，這麽深入、精辟，在市麵上是很少聽得到的。
我們絕少意識形態的偏見，都是從宏觀出發，從維護香港利益的角度來看待香港現在存在的問題。既有對香港現存政治、經濟的分析，也有對政改設計的評價，有對文化與政治互動關係的探討，還有對未來人才的期盼，我自己都深受教育。相信我們的讀者，會在今年七月份得到這份有關香港問題的精神大餐。
評論員簡介：
周八駿：經濟學博士，香港特別行政區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中國光大集團高級研究員，中國光大資料研究有限公司董事。
李彭廣：英國倫敦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學哲學博士，現任香港嶺南大學政治學及社會學係副教授和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主要研究範疇包括：投票行為與選舉政治、議會和政黨政治、治理與製度設計、政策製訂和公共選擇。兩本英文專著以及諸多論文。除教學和研究外，亦常在媒體評論香港政情。
陳文鴻：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
陳祖為：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係教授，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胡恩威：香港文化藝術界知名人士，導演過多部戲劇。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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