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丘山: 走向大自然
浪跡天涯的中國人
黃安林的後麵許有高人指導，例如她一來這裏就選擇電機專業，而不是其他工程專業，當時工程專業畢業後工作不好找，唯有電機是個例外。過了幾個月，黃突然對我說，她要換專業，換到計算機的人工智能專業，我更肯定她後麵有高人了。如果轉到這個專業，她就不要麵對這麽多的數學了，而且將來畢業後的就業前途極為光明，報酬也高。計算機軟件至今為止隻是一種用搭積木方法構成邏輯的藝術，不成為一門科學，不像其他科學需要非常嚴格的基礎學科訓練。我認識一個女牙醫，到了美國，看看計算機專業那麽火熱，掙錢多，就去學計算機，拿了個學位，去幹IT,過了兩天，覺得還是牙醫賺錢容易，又回去幹牙醫了。她這樣肆無忌憚，視入行業如無人境地，說來就來，說走就走，還不是欺負計算機裏麵沒有真學問。你讓她進進電機，機械，物理試試，斷無可能。很多文科的人到美國改學計算機，都沒有困難，但沒有改工程的。再看看舉世聞名的所謂精英集中的矽穀，那些所謂聲振屋瓦的公司，竟然將年紀大的人裁掉，專招剛畢業的年輕人，為什麽？因為它們這個行當，不要大本領和紮實的基本功，隻要能記住新東西，腦筋快就足夠了。所以那裏集中了印度人和亞裔人，決一死戰，這種報酬高，本領不大的地方，成了這兩個民族拚死拚活的疆場。這個時代的主強音，已經從上世紀初，科學巨人愛因斯坦，玻爾，普朗克，費曼，薛定諤等群星爭輝，下降到以掙錢和沽名釣譽為主旨的一個沒有分量的時代。
黃安林轉了專業後，來問我問題就少多了，不過我們常通電話，還是好朋友。我與兩個泰國人住著時間長了，也不習慣，就想搬回學生宿舍去，問題是需要個室友，這時，一個天然的室友借祖國世界革命外交的光，從天而降，是個中東巴勒斯坦人。他在路上截住了我，聽說我是中國大陸人，喜出望外，他說中國是第三世界，是巴勒斯坦的好朋友，幫助他們反對以色列，在他強烈的願望下，我們變成了具有相同的偉大政治理想的室友。我們住在一起非常和睦，他一天要禱告真主好幾次，他禱告時，跪在地上，頭完全碰地，屁股翹得非常高，看起來非常不雅，每當此時我都靜靜地離開房間，讓他專注禱告。
我們住在一個房間二三個月，相安無事，直到一個晚上，大約十點多鍾，我在電視中看一個美國片子，巴勒斯坦人回來了，看到我在看電視，也沒有招呼我，就上床蒙頭大睡，我有些麻木不仁，沒有感到氣氛不對，因為電影還有個結尾，就想看完。怕影響他睡覺，我將聲音減小到非常微弱，人坐到電視旁去聽，看完了，也上床睡覺了。
第二天清晨，四點鍾，我被一個巨大的突然爆發的音音驚醒，爬起來一看，他人已經不在床上，發出巨大聲音的是他的收音機，我真不相信這個小玩藝兒能夠發出這麽的聲音，發音不算，還在桌子上震動不停，令我想起了,有一次我從市場買的那個小活螃蟹,在我要吃它時, 到處跳動和怒目瞪視我的樣子,我將它關掉了，但是已經睡不成了。這不是什麽大事，我以為找個機會與巴勒斯坦人談談，消除誤解就可以了，但他不給我機會，我第一次認識到世界民族基因的差別的潛在作用。
第二天四點鍾收音機又響起來了，也許這就是中東人表示不滿的方式, 有些恐怖主義的色彩，跟他們那個地區政治鬥爭手段確實吻合，為了安全，我覺得我應該及時搬走，放棄這個第三世界的盟友，我有點傷心，不過我也安慰自己，我的可憐的祖國的遭遇比我坎坷多了，我們在災荒年代， 自己勒著肚子，甚至餓死人，還給第三世界送去支援，結果呢,歐洲唯一的明燈也息滅了，還和南邊的小兄弟打起來了，要傷心的話，不要去跳江嗎。還記得我出國前，在北京接受教育部培訓時, 官員一再告誡我們,為了安全,不要住黑人區,黑人當然是第三世界的,是我們的弟兄，而美帝是我們的敵人，為什麽官員要我們遠離黑人弟兄，去與敵人住在一起呢？我真是太愚鈍了，沒有懂得這些官員的臨別贈言，句句都是出自肺腑啊。
我暫時找不到室友就一個人住了. 隻是黃安林還經常打電話來。 有時候學校的英語教師會請我們全部大陸同學到他家中做客。 他曾經作為客座教授去中國教了二年的書。他去中國時正是大陸人剛走出四人幫陰影，窮得叮當響，對所有海外人無限羨慕和無限躬腰的時候。 那時候不要說美國人了，一個香港人， 一個台灣同胞到中國都會受到貴賓的待遇，有一個海外親戚的榮耀與幾年前有一個海外關係的倒黴正好完全抵消，所以從曆史的宏觀來看，我國的政策往往是非常公平的。這個教授在中國那個特定時期，受到的友好對待使他終身難忘，事實上當時這些數量有限的外國教授一到中國就被要出國的高幹子弟分配了，他們的一切生活和人的接觸都是精心安排的，隻是他們本人不知道而已。這位教授沒有孩子，後來在中國過繼了一個孩子，劉XX,在學校念計算機。他為了報答在中國的知遇之恩，對大陸人超倍的友好，隻要逢節就會請我們去，這時我們所有的大陸學生共濟一堂，氣氛非常熱烈。我們這個團體已經慢慢發展得小有規模，小劉，年紀最小，也就是教授的幹兒子，在念計算機，小徐，這個學校的第一個大陸學生，二十左右，在念電機，小何， 三十左右， 在念國際關係，小趙和小王夫妻倆個，在念經濟，還有一個三十多的王女士，與小趙和小王夫妻一樣都是吉林來的，在念教育。當然還有黃安林，我的老朋友，現在在念計算機。由教授所搭的這個橋梁，使我們慢慢都熟悉了。
在此之間，有一件不太聰明的事情，令我至今不忘。問題還出在黃安林身上，那時候大陸女孩子剛出國，對國外的女性化妝非常投入，問題是她們從來沒有用過這些化妝品，加上袋裏錢不多，買的都是低檔的化妝品，所以臉上塗上去後，就顯得過分濃烈，像中國京戲中的花旦。我這人平時是不太注意這些事的，與黃安林補課時，單獨相對那麽長時間，從來沒有覺得這是問題。直到有一天小趙等找我談，說黃安林的樣子有些損害大陸人的形象，台灣人都在背後笑話，是不是應該提醒一下，他們認為我與黃安林關係好，去說問題不大，我一開始沒有同意，但後來由不得他們一再鼓動，就答應了。說實話，我並沒有將這件事看得非常了不起，以為隻要輕輕一說就可以了，但事後回憶小趙對我講的時候那個眼神冒著火花，不太良善，我才明白我上了大當。
我是這樣對黃安林講的：
小黃， 你的妝是不是可以化得淡一些。
黃安林有些奇怪，她不懂我為什麽會說這個，因為她知道我不是注意這些事的人。
怎麽了，不好看嗎？
我有些支吾：
不是我，他們覺得不好看，讓我來對你講講。
誰知黃安林一下炸了，跳起來了,
我化妝，我願意，不好看就不要看，管你們什麽事,你真是狗抓耗子，多管閑事 ......
她一口氣大聲叫了幾分鍾。
我從來沒有看到黃安林發這麽大脾氣, 嚇呆了,
黃安林跳了半天, 看到我一副不知所措的可憐樣子,才停下來了,過了一會兒她說:
你老黃是個大笨蛋, 我對你有個忠告, 以後再也不要去對女孩子的化妝說三道四, 更不要聽別人的話, 來做這種討罵的蠢事.
後來黃安林也沒有接受我的勸告，我好像發現她的妝化得更濃了。
不過這件事並沒有影響我和黃安林的關係，我與黃安林一直到離開LAMAR 都是好朋友，我隻是奇怪，以我們的交情，為什麽我離美國時沒有和她留下一個聯係方式，也許是我認為我不會再到美國來了，而黃安林是不會回去的， 留也意義不大。 第二次來美後，我曾經在網上找過她的資料，毫無收獲，可能她用的是假名字，無法找，而且中國後來蒸蒸日上，以她的背景，選擇回去的可能非常大。
我獨自住在宿舍的一段時候，晚上很寂寞。美國的寂寞對於大陸人來說常常是窒息的，很多人無法適應回去了。幸而這時候又來了一個要我幫助功課的人，就是那個在念教育係的王女士。
這次補課與上次與黃安林大相徑庭，麵對王女士，我有些心神不定，為什麽呢，我也不很明白：
是因為上次我與泰國人合住，而這裏我們是孤男寡女在深夜獨對？
是因為黃安林是個沒有結婚的年紀比我小不少的姑娘，而王女士是個比我稍稍年輕的已經結婚的女士？
我不知道。不過我覺得這種困惑應該不是單方麵的，如果我感覺到騷動，不安，那麽從心理學的角度看，很可能對方也有這種騷動，甚至誘惑，我的不安，是不是對方發出的心理電波引起的共鳴，為此，我仔細的觀察了王女士一下，王女士，三十多歲，燙的短發，臉上的線條很細膩，精致，五官靠的比較近，沒有北方人的那種粗獷， 但是也不像我熟悉的江浙南方女人的那種秀氣，是一種我陌生的女性。看起來她很嚴肅，沒有一點有其它不良思想的表情。當然我也非常擔心我的不安和不定，被她發現，也就加倍的顯出嚴肅。這就造成我們補課的氣氛變成一種肅穆和僵硬的環境，與我和黃安林在一起時那種輕鬆活潑，完全不同。
不過這種氣氛也不是完全沒有可以挑剔的，因為王女士來問我的內容是統計和概率，而這正是我的盲點，我的數學基礎主要在分析數學，例如微積分和微分方程，我從來沒有學過統計和概率，當然即使這樣我讀她的教材，理解得比她可能還是好一些，說得更確切一些我們是一起學，我將學的體會傳遞給她，這樣的教師當然是不稱職的，但她似乎也不太計較。所以我們的對話完全是用數學用語構成，其意思非常不清楚，但是也不完全枯燥，否則王女士不會再來了。我們倆個就在異國的深夜，相互看著，大眼對小眼，說著雙方都不太懂的一知半解的概率名詞，中英文混在一起，構成一種非常複雜的意思，麵部表情超常的嚴肅和專注：
This is an random occurrence phenomenon
really, 它也可能是，still have chance to occurred.
我覺得很難，this is the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等等， 諸如此類。
時間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過去，我不由去看鍾表，可是王女士還沒有離去的意思，但也沒有要和我聊數學以外東西的動向，我有點心猿意馬，但是馬上就守住了，看看王女士雖說有時有些答非所問，但表情總是那麽嚴肅正經，我馬上做出更嚴肅的表情，心裏不斷告誡自己，一定不能丟派，露出我心內的那個隱藏的誘惑。
我們就這樣在補著奇怪的課，每天晚上盼著一起來填補那種吞噬中國人的美國的一點聲音沒有的死一樣的寂靜，每天分別時都有一種重歸黑洞的惆悵，但是又都牢守著中國古代的禮節，相敬如賓，沒有越池。這種在中外男女關係史，愛情故事，言情小說，從來沒有人描寫和探討的區域，一種非常罕見的不進不退又不能分的僵持，一直到老賈來才不得不結束，因為我開始有了新的室友。
現在每當回憶起那些與王女士一起度過的那些夜晚，我覺得很是甜蜜和溫馨，如果我們真的守不住盤踞在心裏的誘惑，像幹柴烈火那樣燃燒起來，那麽這個回憶就不會這麽輕鬆和詩意，而有一種俗氣了，那種故事中外小說家寫了太多太多，大部分以悲劇結束。
我與老賈的相逢也是命運奇怪的安排。 嚴格說他曾經是我的老師，教過我金屬工藝學。在我快要被定成反動學生時， 他也曾經眾人拾柴火焰高地扔了幾根小幹枝，我在我怎麽成為反動學生的回憶中會寫這些往事。現在在國外重逢，還住在一個房間裏，真是不可思議。 當然老賈現在對我特別尊重，可能已經忘了當年的事，畢竟我當年隻是一個乳臭未幹的普通學生，或者他還記得，不去提它，老賈是非常聰明的人。
老賈比我年紀大十歲左右， 是解放初期的清華畢業生。共產黨重工輕理，更輕視文科，所以解放後清華比北大要吃香得多。那時候共產黨急需有知識的幹部充實部一級的官僚機構， 所以北京的各個部委，大學領導，科學研究領導層中布滿清華畢業生，他們形成一個清華網。辦事特別容易，相互打個電話，到處開綠燈，這個曆史的形成應該與反右有關係。
中共曆史上一個最重要的標誌就是反右運動，在這個運動前，它躊躇滿誌，想露幾手給中國人民看看，給世界看看，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段子寫了他們剛進城時的這種又興奮，又擔心， 又勉勵自己的心情。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城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啊。今天是進京‘趕考’，精神不好怎麽行？”正要上車的其他中央領導人都跟著笑了。周恩來點點頭：“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被退回來。”“退回來就失敗了。”毛澤東一腳在車上，一腳在地下，平平地說了句震撼人心的話：“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反右之所以重要， 因為反右後的共產黨已經不再是進城時的共產黨，不再考慮好成績，變成一個騎在人民頭上的超法律的肆無忌憚的太上皇， 從此以後反黨成為超過一切罪行的令人談虎失變的可怕詞。反右後共產黨什麽都敢做，不怕有人，也沒有人敢再批評他們。也就從這個時候開始，共產黨做了一件非常傷天害理的事情，如果共產黨的政治運動傷害的是5 % 的地富反壞右，那麽這件事傷害的是全國人民 ，最有趣的是這件事至今不但沒有人批判過，而且無人提起過，我在這裏賣個關子，不說是什麽，我將在吃的人生那篇文章中以震撼人的文字將這件中外史上空前的共產黨醜行公布於中國人民和世界。
為什麽反右後無人再敢批評共產黨呢？有人想過這個問題嗎？因為反右反的並不是共產黨的敵人，共產黨外麵的人，恰恰相反，它反的是它在奪取蔣介石政權中曾經對它有過汗馬功勞的出過力的，對它非常崇拜的在國內外有名聲的知識分子，民主黨派人士，反的是那些聽取周恩來花言巧言解放後從國外回到中國建設祖國的知識分子，反的是那些在它的基層，曾經作為地下黨，黨外圍，黨基層為它賣過命的青年知識分子，這些人自認為有威望， 有本錢，有功勞，是黨的主人，朋友， 或者仰慕者， 有責任有本錢有資格幫助共產黨，才在反右中發言，而現在夯不啷當一下子都被鏟除了。中國從此沒有了再敢批評中共太上皇的人了， 這些人的鏟除，使共產黨的官僚機構中一下子出現了知識幹部的短缺， 而清華幫的這批年輕的畢業生就在這個時候無功受祿的進入了北京的部委，大學領導，科研領導，市委領導，布滿了共產黨的官僚機構。
與當年那些為共產黨賣命的知識分子不同， 清華幫一進共產黨是沒有本錢的，他們以對共產黨的衷心，聽話，緊跟來建立他們在共產黨中的地位，升官進爵。 我將在我怎麽成為反動學生的回憶中比較詳細的論述這個曆史。
老賈是清華的， 像剛解放的清華畢業生一樣， 那時候共產黨的教育方針還沒有來得及影響解放初的大學成份，這些人基本都出身於國民黨的官僚家庭，資本家地主家庭，正因為如此這些人在以後共產黨的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中衝鋒陷陣比正牌的共產黨更鐵麵無情。老賈的英文非常好，尤其口語，我從他的隱約其辭中感覺到他父親在解放前與外國人關係非常密切，他說他父親是一個美國人辦的中學的校長，我猜要比這複雜，直至我們相處的時候，他在美國仍然有很多父親當年的朋友，他這次以訪問學者到美國來就是自費， 由他父親的過去朋友經保，這在我那個時代是非常罕有的。
但是老賈沒有像他的同學一樣進入共產黨的官僚機構，也沒有入黨，這可能和他極其隱蔽的世界觀有關係，他隻是享受著在北京辦事特別方便的清華關係網的利益，他從來不談他的政治觀，但是在文革中，他告訴我他是大慶公社的搖羽毛扇的幕後人，高幹子弟薑楊隻是前台的領導人。當時占北京石油學院90%群眾的大慶公社是真正的造反派，而隻有一二百人的北京公社是貨真價實的保皇派，裏麵集中了差不多全部在政治運動中整人的政工幹部。我由此判斷老賈的政治態度與共產黨基層幹部不一致。
從威嚴的角度看， 世界上有兩種人， 一種人看起來很厲害， 動不動就要訓人，暴跳如雷，還有一種人，從來不發脾氣，講話非常和氣，但是有一種威嚴，讓人看了不怒自威，這才是真正厲害的人，老賈就是後一種人。
我與老賈住在一起，相處不錯。老賈的英語是我碰到的大陸那個年紀中最好的，他完全可以聽懂英語地方廣播，有一天，他聽到地方廣播說，我們的一個留學生在接受訪問時說他非常恨共產黨，因為他祖父是開藥店的， 解放後被共產黨槍斃了，我們都很奇怪，覺得這裏大陸留學生除老賈和我以外，都是高幹子弟， 哪裏來這麽一個人，我們分析來分析去， 這一定是小趙欲蓋彌彰造出來的故事。實際上我們從他的老鄉小劉那裏知道，小趙的父親是省軍區首長，他的妻子是省組織部長。他們的英語非常好，與美國人交往很多。有一次小趙在電視上表演炒菜，他的中國廚藝確實是一流， 得名師指點， 非美國的中國飯館的那些濫竽充數廚子可以相比。可是這次在電視上表演卻出了洋相， 他炒菜時， 有一塊肉跳到鍋外麵去了， 掉在灶台上， 他趕忙有手撿了，扔回鍋裏，我們樂得哈哈大笑。
在我們大陸學生中小趙兩口的條件是最好的， 他們有車， 有廚房， 但是他們像躲瘟疫一樣躲著我們，怕我們麻煩他們，我們平時買東西都是請台灣同學幫忙，我們對這個情形心照不宣，但是也沒有什麽辦法改變他們。 可是有一天老賈說他有辦法，我說怎麽辦，他向我要了一個我領事館給我每月寄錢的信封，我說幹什麽，他說有用。然後他研究了小趙偶爾到我們宿舍來看我們的時候愛坐的位置，正好是在他的床邊，他就將那個信封放在枕頭下麵， 但是露出領事館那幾個字在外麵。我說有用嗎，他說你等著看吧。
那天小趙來了，果然坐在那裏，我也發現了談話時他有點心不在焉， 老是用眼睛去瞄領事館的信封。第二天回去後，他非常熱情的打電話來，要請我們去吃飯，到了那裏一再提議要幫我們去買東西，完全變了一個人，回來後，我肚子都笑痛了，誇獎老賈聰明，老賈隻是淡淡地說我太了解這些人了。
但是樂極生悲，我們誰也沒有想到， 這件事的後繼影響造成了一個真正的悲劇， 這就是我要寫的本文第三部分， 徐進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