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丘山: 走向大自然
浪跡天涯的中國人
徐進是第一個到LAMAR 的。他來的時候二十多歲，攻電機學士學位，依我做過教師的目光一眼看去，瘦高個，帶付眼鏡，應該是那種在班上總考前名的會念書的學生。
徐進父親解放前是中共東南亞的地下黨負責人，解放後任福建一所中國著名大學的黨委書記，在文革中遭到非常慘烈的批鬥。那時徐進隻有三四歲，父母被拉出去鬥，他蜷縮在家裏的櫃子裏發抖，沒有吃的，餓得發昏，沒有一個人來管他，這個記憶如此深刻地烙印在他童年的腦子中，難以磨滅。他還沒有懂事，已經遍嚐人的凶殘，冷漠和自私。
一個人童年的殘酷經曆會影響他的終身，個性弱的人會變得懦弱，個性強的人會變得鐵石心腸，冷眼對世界。記得我在北卡時與中央黨校教授，著名曆史學家鄒先生於此有過一段對話，我談起當官的應該有一種道德，那就是對窮人，底層人的同情和關懷，鄒先生反駁我說，這是不存在的，習近平，他突然提起了習近平，我當時不明白為什麽他要拿習近平來說事，因為當時是胡錦濤當政，習近平並不出名，比他風頭健的大有人在，現在回憶起來，鄒先生畢竟在黨校教書多年，有很多內部消息，習近平將接班，他們可能早有風聲，他說習近平當年父母被鬥時，他形如孤兒，衣衫襤褸，沿著長江要飯，從上遊要到下遊，誰給過他同情和關懷？得到是人世的白眼，唾棄，勢利，嚐遍的是生存的酸甜和蒼涼，如果有一天他當政了，他為什麽要給這些衣衫禽獸同情和關懷，他可以做一百件他自己要做的事情，但是其中不會有一件是對這些禽獸的關懷。是的，仔細看習近平的像，初看是一種憨頭憨腦，細看有一種執拗，一種超出西北人性格的冥頑不靈。
徐進告訴我，他恨毛澤東，他將幼年的不幸大部分歸罪於毛澤東，他牢記著父親臨別時的話，孩子去吧，好好念書，學一門技術，永遠不要去搞政治，如果能留下，就留在那裏，不行的話，記住這裏還有你的家。他確實勤奮的念書，念得非常好。也不太與別人交往，隻是在吃飯的時候， 與台灣同學在一起，那時候他的身邊隻有台灣同學，他就大罵毛澤東，等到我們大陸同學陸續來LAMAR了，他不再罵了，但是留下了沉重的恐懼，他非常害怕他罵毛澤東的話會傳到大陸同學那裏去，再傳到領事館去，將他抓回去。今天人對徐進的這種恐懼難以理解，但是八十年代初，毛澤東的餘威尚在，人們對當年因對毛澤東語言不敬，甚至不小心說錯話， 弄壞了肖像而死於非命家破人亡的記憶仍刻骨銘心，所以徐進的這種恐懼我完全理解。徐進對我非常信任，每當對我說起這種擔心，我總是安慰他，但是我覺得我無法完全消除他心中這些疑慮。我也沒有想到這些疑慮會對徐進以後造成這麽大的傷害， 所以世界上很多事情是無法完全用邏輯和推理說清楚的。
徐進出現劇烈的變化是82年的寒假， 老賈受他父親過去的老朋友的邀請到美國北方的一個家庭去過聖誕節。老賈走後引起了徐進的極大不安，他一再來問我老賈去哪裏了，我告訴他老賈去他父親朋友家過聖誕節了，他就是不相信，他對我說，他相信我是老實人，但是老賈不是，他是中共的密探，一定是去領事館匯報他在台灣同學那裏罵毛澤東的事情了，我向他以人格保證沒有這個事情，他還是不相信。
天下確實沒有全好的事情，我一直羨慕老賈威嚴的儀表，不要發脾氣，大家就尊重他，害怕他，而我就不行，常常為了事情的不公平，氣得暴跳如雷，火冒三丈，人家， 包掛我的孩子都常常不買賬，要是能像老賈那樣多好，和藹悅色的就讓大家服服帖帖。老賈的臉不僅威嚴，有時讓我想到莫紮特在深夜受到一個像僵屍的人委托寫安魂曲，那個像僵屍的臉令莫紮特無限畏懼，認定是冥王派來的聽差，寫完安魂曲就死了。
不過我當時沒有想到一件事，為什麽徐進會這麽害怕，以至於我怎麽解釋都無濟於事，現在回想起來，很可能有小趙的功勞，小趙那次看到老賈枕頭下的領事館信封後，對老賈無限尊重，聽話，但內心一定不快樂，他是不是將自己的發現和情緒傳染給了徐進，我當時怎麽沒有想到這一點，隻是對徐進的這種恐懼無法自拔，愈陷愈深，非常不解，莫名其妙。
下麵我開始了一段很麻煩的日子，徐進愈來愈不正常了，一天要打幾次電話給我，反複不清的問我老賈去哪裏了，而且語言越來越無倫次，我斷定他已經瘋了，就到他宿舍去看他，他生活已無法自理，就是和我糾纏老賈去哪裏了，我給他打了飯，但我是沒有力量來照顧他的，我就將大陸的同學都找來了，我的本意是大家輪流照顧一下，但是沒有得到響應，小趙說話了，我們各人都忙得很，不可能有這個時間，小趙認為，應該聯係領事館，讓領事館解決。我不是非常同意他的意見，我總覺得徐進隻是一時卡住了，過幾天就回過來了，不想將事情搞大，所以我們的討論不了而終。
回到宿舍，我又接到徐進的電話，他在電話裏哈哈大笑起來，聲音變得非常懾人，他說他要投奔自由世界了，我們再也看不到他了。說著電話突然斷了，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是要投奔台灣？
現在為了下文的繼續，我要介紹一下背景資料。八十年代初的台灣完全不是今天這付熊樣，還雄心勃勃的與大陸要一爭高下，他們打的牌是以台灣的民主自由對決大陸的專製，所以初到美國的大陸學生和學者成了他們爭取的目標，隻要有一個大陸學生和學者投奔台灣，中央日報就在頭版頭條以反共義士的稱呼加以報道，造成轟動效應，以此證明大陸人士向往台灣的民主製度。我在美國的二年，前後大約有十多個大陸人投奔台灣，成了反共義士。
我覺得我隻能打電話給領事館了，我實在不願意打這個電話，在我印象裏，那是個是非之地，最好不要涉足，但是目前的事情我覺得不告訴領事館是不對的，因為徐進瘋了，不是真正要投奔自由世界。
我拿起電話來手都有些顫抖，不知道接我電話的是何方神聖，沒有想到接我電話的這個教育領事比我還反動，以後我們臭味相投，在電話裏一起交流在美國見聞和心得，大罵中共和大誇白人（不是美國（：））， 他原來是一所著名大學的外國文學教授，不知怎麽搞來當教育領事了。記得一次我在電話裏談起最近碰到的一件不太悅心的事情，他連想都沒有想就說這一定是黑人，白人不太可能這麽做，所以此公對美國白人的崇拜比我有過之無不及，我們都沒有在美國白待。那天在電話裏他詳細聽了我的報告，他反複問我是不是肯定徐進瘋了，我說肯定，在我與領事談到一半的時候，三四個台灣學生進了我房間，我隻能將電話掛掉，這幾個台灣學生平時都與我很熟，現在半夜跑來與我大談大陸的風景，顯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將我控製了，哪裏也去不了。我表麵上不得不陪他們聊山海經，實際心急如焚，不知領事館明白不明白為什麽電話突然斷了，也不知領事館下麵決定怎麽辦。
後邊的情節我已經記得不太清楚，隻記得黃安林來了，她怎麽來的，是我叫的？還是她聽到風聲來幫助我？不過她來後我情況好多了，我變得自信了，毅然做出決定，告訴這幾位台灣同學，如果他們是為徐進這麽做的，那是沒有必要的，徐進生病了，他瘋了，台灣同學假裝不明白，我說我要打個電話，讓黃安林陪他們。我就到衛生間裏去與領事館打電話，我告訴領事館幾個台灣同學突然來了，在我房間裏，估計徐進已經找了他們，要投奔台灣了。我還告訴領事，我對台灣同學說徐進瘋了，不能當真，但是他們隻是奉命行事，不太相信我，領事館仔細聽了我的電話，告訴我，他們正在研究怎麽辦，叫我有新情況，就立即告訴他們。
後來這些台灣同學走了，第二天我發現他們看到我很不好意思，他們顯然已經知道做了一件傻事情，而且現在全部台灣同學都知道發生什麽了：徐進昨夜要求投奔自由，他們的頭領如獲至寶，以為可以在中央日報上又產生一個反共義士，立即將幾個主要大陸學生控製，又定了加急機票，幾個人送徐進立即去台灣，可是到了機場發現徐進語無倫次，不像正常人，顯然搞一個精神病人到那裏當反共義士，是架不住記者訪問的，所以又將徐進拉了回來。現在他們看到我羞愧難當，臉非常尷尬，我倒是沒有什麽，這種誤會在我們這兩個手足兄弟中常常發生，是完全可以原諒的。
我將新情況告訴了領事館，次日，教育領事和另外一個中國官員來了我們學校，他們帶了不少我們中國學生來美國必帶的寶貝，諸如景泰藍，雙麵繡之類的東西，去見校長了。回來後，他們告訴我，學校態度非常好，他們答應後麵徐進的生活全部由學校負責，直到徐進家人到來。然後他們回去後會馬上聯係徐進家人，我如釋重負，卸了一付擔子。
幾天後領事告訴我，他們聯係到了徐進的叔叔，他在泰國，將過來接徐進去泰國。電話結束時，領事加了一句，他叔叔不簡單，銀行的數字是八位數，領事顯然非常驚奇，那時候中國人都窮得很，這是天文數字。我倒是不奇怪，我從徐進告訴我的情況看，他父親解放前是中共在東南亞的負責人，那麽他叔叔很可能也是這一條線上的。
徐進事情真實和完整地記載了一個，中國剛走出暴政，經濟各方麵都處於遠遠落後於其他國家，人們心裏載負著前一時代的傖傷和包袱，遠離家鄉，在天涯海閣尋找出路的悲痛故事。那是一個極其艱難的時刻，在那個年代，在遠離中國的它鄉，所發生過的悲痛故事，應該遠遠不止徐進。
後來我與領事倒是成了朋友，因為在對待中國文化的態度上，以及對待西方人文的繼承上我們看法非常一致。有趣的是，我1983年回中國時經過舊金山換飛機，居然在機場碰到了他，然後我們就在機場一起抨擊中國，交流在美國得到的心得而忘了時間，最後我突然發現上機時間快到了，我說我們趕快去找中國民航，他說不要找，走過去，哪個最亂，不排隊的就是中國民航，我聽了感到好淒涼，我知道，這是一種傷心疾首的傾訴。
飛機上，在莽莽的雲霧中，我向下俯瞰，美國大地上樓房星羅棋布，山河蜿蜿蜒蜒，我的心在說，別了，AMERICA，謝謝LAMAR，謝謝得克薩斯，謝謝美國，你讓我看到了一片我從未見過的土地，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社會和一個與我們完全不同的人類。
那個時候我從來沒有想過，幾年後，我會重新回來，變成它的移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