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LAMAR 的時候,學校有一二百個台灣同學,隻有一個大陸學生,後麵又陸續來了幾個,但最多的時候也沒有超過十個,那時剛開放不久,大陸人都沒有錢,雖然都是高幹子弟,但手頭都緊俏。
我是以訪問學者去的,我想還是拿個學位回去好,將來回國有好處, 我將這個想法與導師WHITE 說了,他非常支持,他說他幫我付學費。 所以我在做研究同時,也去上課,就與台灣同學有了很多接觸。
那年LAMAR撥了一大筆錢做獎學金,專門到台灣招了近二十個已經有碩士學位的人來讀博士,這些人非常優秀,大部分是大學的講師,無論學問和智力都是一流的,後來在美國我再沒有機會遇到這樣高智商的台灣人,才知道我遇到那批人在台灣也是卓然不群。當然這些人嫌學校差,後來大部分都轉走了,那是後話,我都離開了。
兩岸隔了這麽久,雙方都對對方很好奇,我們常常在食堂吃飯時相互交換一些信息。 一開始很謹慎, 說話時都是探索性的,往往乘周圍沒有人的時候,問一些敏感的問題。那時候台灣在美國的勢力很大,學校裏有職業學生,監視其他人的行動。倒是我沒有顧慮,孤家寡人,想說什麽就說什麽,他們非常驚奇我的直率,什麽都說,還是公費的,當他們知道我勞改過後,對我非常同情,常常問起我勞改的生活,我告訴了幾個片段,他們聽的時候眼睛常常紅紅的。
一開始,雙方說話大部分都是無關緊要的問題,有時候會突然假裝無意問一個問題:這些問題才是他們真正想知道的,有一個同學問我,是不是在大陸小鄧(鄧麗君)比老鄧還受歡迎,我說大家確實非常喜歡鄧麗君,他們聽了恍然大悟,特別高興,說還以為報紙造出來騙他們的,竟然還是真的。他們經常拿報紙上看到的一些消息來與我核對,尤其一些在毛澤東時期的政治迫害的問題。
我也參加他們學生會主辦的一些活動,尤其是迎新會。我倒是蠻喜歡他們的這種會議式樣的,沒有主席台,也沒有主持人,圍成一個圈,誰都可以講話,有幾個組織的人,也隻是站在圈中央,講起話來比大家方便一些而已。然後,就是每個人介紹自己,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高個子的年紀比較大的念電機研究生的人,他年紀輕輕,頭頂已經微禿了。他的介紹是這樣的,我這次來這裏發憤苦念書,什麽其他事情都不幹,否則太對不起我的老媽了,這次離開台灣時,我老媽給我跪下來了,求我這次一定要拿個學位回去, 光宗耀祖,否則他們再也丟不起這個人了。 我在這裏求各位大哥大姐,以後我半夜敲門來問功課時,千萬幫忙給我開門。後來我跟他的私人關係很好,他常來問我功課,他的商業觀點很強,每問一次,都要報答我一下,或者給我帶點吃的,或者領我去哪裏一下,因為他有車,很方便。我告訴他不必這樣,我願意幫他,但他仍堅持。其實我蠻喜歡這個人的,直爽,又幽默。每次和他出去,他總是抄近路,從人家草地穿過去,一邊穿,一邊說,我們中國人現在時間有限,不能像他們那樣死板。然後他補充說: 我是很愛國的,每次我被人家抓住了,如果是壞事,我就主動告訴他們我是日本人,如果是好事我就說是中國人。
後來我們愈來愈熟了,看來我已經取得他們的信任,說話就愈來愈隨便了,我們也經常一起討論一些政治觀點了,這些台灣同學都不複雜,他們普遍認為大陸的根本問題是窮,他們相信隻要大陸富起來了,就會像台灣一樣走向民主,我當然覺得不這麽簡單,但是這是很難讓他們明白的,所以跟他們的討論都適可為止。
他們裏麵也有幾個政治見解非常激烈的人,信仰三民主義到了與大陸毛澤東時期信仰共產主義的程度,一提起蔣介石父子崇拜到五體投地,就像文化革命大陸崇拜毛澤東一樣,這些人一碰到我,就要宣傳台灣怎麽好,攻擊大陸政府, 我總是聽著,不太與他們辯論。我隻是奇怪一件事,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女同學,她們一旦崇拜一樣事情的時候,非常專橫跋扈,激烈,視異為仇,與我在大陸上大學時候一樣,女同學總是容易走在政治風浪的尖峰上。
不過即便像我這樣對洗腦不為然的人,洗腦對我也不是完全沒有影響, 譬如說我怎麽看就看不慣台灣的那個青天白日的太陽旗。我與一個台灣學生同宿舍的時候,他在他的床頭貼了一個書本那麽大的小太陽旗, 我看了特別不舒服,我倒不是因為什麽兩個中國的事情,我覺得那個問題對我荒唐,他們倆個政府一會兒好,一會兒打,誰當老大,誰當老二都差不多,中國還是一個,怎麽能變二個。我可能是小時候看那些打國民黨兵的電影受的影響,一看那個太陽旗就覺得刺眼,我就對那個同學提出來了,他對我的為人很清楚,沒有往政治鬥爭那個方向想,就將它取掉了。
我跟台灣同學的講話後來到了很隨便的程度,我知道他們都當過兵, 看著他們一個個文弱書生的樣子,我覺得他們要是跟中國解放軍打起來,那就是要被屠宰。我真的很同情他們,不忍心看著他們被殺,就跟他們說,要是與大陸打仗了,你們千萬別認真,趕緊逃。這是不能打的,你們不是跟我這樣的人打,你們要跟大陸的農民打,那些人在文革中,走資派出錢給雙倍工分,他們就拿著刀,衝上去,見人就砍,你們有這個膽量嗎,現在給你一把刀,你敢砍我嗎? 他們想想不能,非常誠懇的謝謝我告訴他們這些肺腑之言,說他們記住我的話了,一點也沒有懷疑我這是蠱惑他們軍心的話。
他們也告訴我很多台灣不好的事情, 尤其是弄虛作假的事情,我在台灣的罐頭裏吃到鵪鶉蛋時,他們就告訴我是假的,他們說台灣人專門會做假,我印象最深的是關於他們有個大名鼎鼎的托福補習班,好像是叫光華補習,他們告訴我他們考托福,GRE 全靠這個補習班,關鍵是考試的那一天,他們全待在補習班裏,光華派出了多個英文高手到美國去,參加那裏的考試,每個人的任務就是各記住幾個題目,然後連夜用電傳送回台灣,光華那天夜裏徹夜不眠,另外有高手立即解題,在那裏的學生馬上強記答案。所以參加光華沒有考試考不過去的。後來美國發現了這個漏洞,就改成台灣第一個考試。我聽了這些事,倒也沒有什麽大驚小怪的,一種似乎早就熟悉了的感覺,真是同文同宗啊,感到我們之間更接近了。所以大陸說的兩岸血熔於水,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但是台灣學生留學美國有一個很好的傳統,他們來了後,不管家境貧富,都去飯館打工,訓練一種獨立精神,不知現在來的台灣學生還有沒有保留這個好傳統。
我在LAMAR 待了二年,按照規定就要回去了,其實我當時已經被TEXAS A&M 接受念博士了,我左右考慮還是按規定回去吧,免得引起不必要的懷疑。 回去前,我想到應該給我家裏人買些東西。我沒有車,每次買東西就請台灣同學帶我到MALL 去。有一次在一個服裝商店裏看到小女孩穿的連衣裙,我想我走時女兒二歲,現在四五歲了,一定很高了,穿著這件裙子簡直像個小公主,我反複看這個裙子,下不了決心買,因為太貴了,後來我將這件事忘記了。
在我快要離開美國的時候發生了兩件事。
一天晚上我在宿舍看書,那個拉我去MALL 的姓楊的同學來了,他走進我宿舍,神色有些緊張,問我出去不出去,我說不,他又問我,會有人來嗎,我說不會,他說他有一樣東西要給我,說著就走了。過了幾分鍾,他來了,帶來一個裝潢非常漂亮的盒子,裏麵有兩件小女孩的公主裙, 我感動得難以說話,就要給他錢,他很嚴肅的說,不能,不能,然後緊張的看看門,說清你收好,不要讓別人知道,我走了。我記得他在台灣是清華大學的一個講師,其他一無所知。
還有一天,也是晚上,來了一個台灣同學,帶來一小瓶酒,他說, 他知道我要走了,知道我非常簡樸,從來不喝酒,但是臨別了,他想送我這瓶酒,他說這是非常名貴的法國酒,叫我千萬別送人,要自己喝,在中國的家中喝。我因為實在不會喝酒,覺得喝了也是浪費,後來還是送人了。
啊,我在LAMAR 的那些日子啊,那時我正當壯年,四十歲左右,現在我已白發蒼蒼,可是回首想起這些事仍曆曆在目.
我很感動。我和他隻是同學而已。那麽善良的人,做好事還特別在意別人的自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