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丘山下永眠著丘德功 (四) 鬥爭會和丘德功的首次脫險

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國城鎮鄉裏，到處張貼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標語，整個中國已經處於一個大動蕩的前夕，空氣中彌漫著一種殺氣。

記 得到農場前，有一天夜晚，我在北京坐電車，突然發現電車上一片死寂，沒有人一個人說話，人的臉在車外一個個駛過去的路燈的熒光下一會兒變白，一會兒變黑， 讓人感到懾人。多年來我總不能忘記那個夜晚向我顯示的恐怖，和當時心中突然襲來的在這個長夜中出現的無比孤獨。我相信那時候很多中國人已經從各種氣息中聞 到了血的腥氣、預感到了一場血光之災將要登上中國之陸。雖然人們尚不知道這場災難來自何方，為什麽而來，是誰去殺誰？當然人們更不知道，在這個城市的心 髒，北京高大和諱莫如深的紅牆之內，琉璃瓦之下，兩個巨頭已經不共載天到劍拔弩張的地步，黑霧和怒氣正從他們的腳下升起，變成黑色的烏雲，將整個京城籠罩 到黑霧之中，然後這些黑雲要慢慢彌漫、向整個中國擴散，覆蓋住整個中國，像一條條黑龍，張開血盆大口，懸壓在中國一個個城鎮鄉裏的上空，等待著喝血。

丘德功就是在這個血雨腥風來到的前夕，被卷進了災難。

農場黨委聽到邵蘭新匯報，四隊出現了反革命事情，有人公然叫囂要消滅解放軍，黨委書記茹作斌勃然大怒，派出了以黨委秘書徐仁芳為首的工作組，去四隊處理丘德功反革命事情。

黨委秘書徐仁芳山東人，部隊轉業。但是徐仁芳看起來不像一個軍人，白淨的臉，整齊的五官，文秀沉靜，說話也是文質彬彬的，更像一個文人。

其 實一個人的文昌在很大程度上並不完全決定於讀書多少和受教育的程度，很多博士說起話來卻是一付魯莽和無知，不同的隻是由於有了博士學位講起蠢話來更是不容 置疑和更加自信了。而沒有受到高等教育卻顯得內秀和很有涵養的人也到處可見，隻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徐仁芳就是其中一個。雖然他的身份、職務、經曆和當時的極 左氣氛使他也在階級鬥爭烽火中衝鋒陷陣，但是肅殺的氣氛仍然不能吞沒他穩重的個性。另外徐仁芳可能由於自己沒有受到很多教育，對有高等學曆的人有著一種天 然的尊重。這種秉性在共產黨的部分老幹部中屢見不鮮，他們由於自己不能進入和懂得所謂高深的學問，而表現出對知識殿堂和有學問的人的敬畏。反而這種對學問 和有學問人的敬重，在解放後大學生中爬起來的知識分子幹部中卻無跡可尋了。這些所謂的知識分子幹部，在當學生時為了要求進步，入黨升遷，不得不荒廢學業， 肚子中通常沒有多少墨水。而由此之後，為了自己在學業上的損失，顯示了一種對不問政治隻讀書的人，乃至知識的怨恨。正是這種心態，他們在政治運動中對這些 被他們稱之為白專的人下手尤為殘忍。

一個鬥爭現刑反革命丘德功的大會在徐仁芳的主持下開始了。

鬥爭會，這個人類曆史上空 前的名詞，對於外國人恐怕會像外星上的童話，對於中國人的後代子孫恐怕也難知其詳了。雖說以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和中國曆史發展的規則，鬥爭會未必就會絕後， 但是百年後的中國鬥爭會肯定會與他們爺爺奶奶曾經經曆過的鬥爭會大相徑庭，可能會添上那時候的中國政治，甚至高科技的特色。如果我不在這裏多解釋幾句，外 國人查百科全書，子孫查曆史書，肯定會望洋興歎，徒勞無得。因為這些不上大堂﹐但是卻將一個時代的中國人折磨得死去活來的東西，中國人是從不將它記載在正 式文字中的。

鬥爭會源出於土地改革，共產黨每打到一個地方，就要將地主的地分給農民。在分地前，必須發動群眾，開鬥爭會，先將地主批倒鬥 臭，這樣農民分地時才能心安理得，理直氣壯。從解放初期反映土改的小說。諸如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等看，土改鬥爭會往往要經過共產黨 派出工作組，反複動員，農民才能發動起來。而我們這裏說的六十年代的鬥爭會無論從形式上，參加人的心態上說已經與土改鬥爭會完全不是一回事了，至今尚沒有 一本小說反映曾經成為那個時期中國人生活重要內容的這種小說。

六十年代鬥爭會不是從土改鬥爭會脫穎而出的，它的正宗祖脈應該是反右運動。 反右從共產黨請求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幫助整風開始，要知識分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直到黨認為事情的性質起了變化，不能再言了，就發 生工人農民“不答應”了，走上講台，要與右派辯論。右派在“工人農民”的討伐下，不經一擊，辯論會很快就變成了右派認罪會。當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以中國 人不寬恕的民族性格，自然不能息戈卸甲，“控製不住憤怒”的右派的朋友、親人、和同事，義憤填膺的，躍躍欲試爭取進步的，心懷叵測的和心驚膽戰的都必須一 個個上場，輪番與右派劃清界線，表示憤怒，這時候，中國曆史上的一個特殊產物，鬥爭會誕生了。

鬥爭會，從五七年誕生，到六十年代，經過幾年的實踐，已經發展到非常成熟了。

它 的第一個特點是反右後的任何單位都具有對自己的下屬開鬥爭會的權利，也就是說每一個基層黨組織都具有將一個下屬打成與曆史上的奴隸地位一樣卑微的地富反壞 右的無上權利。這個單位黨委無法無天的權利已經使社會上的公檢法係統形同虛設，在這樣一個環境中工作和生存的中國人，其做人的基本權利實際已經毫無保障， 喪弘至盡。

鬥爭會的第二個特點是黨的積極分子反而不太上場，愈是親近的同事、朋友、同學、兄弟、夫妻、愈是要上場，愈要無情。所以從人性上說，鬥爭會的殘忍和冷酷，它的亙古未有，世界獨特，正是定位在這第二特點上。

今天有人去責備那時的中國人愚蠢和無情，未必見得公平。任何一個理性的人處於其境，都未必會比那時的中國人瀟灑。試想一下，如果一個人被置於地獄之邊，一個個黨的積極分子虎睜圓眼看著你是否劃清界線，否則就會將你也推入那個萬劫不複的火海之中，你孰去孰從？

這 裏說地獄和火海，絕非誇大之詞。淪為階級敵人的嚴酷確實與陷身地獄隻在伯仲之間，它超過了法律的任何刑事懲罰，甚至死刑，因為它意味著不經任何審判，不允 任何辯護，不存在任何上訴可能，一個小小的單位黨委，轉眼之間就可以令一個人喪失工作，家庭，變為像奴隸一樣的賤民。賤民在中國社會的意義就是，不管走到 哪裏，任何人都可以侮辱你﹐殘踏你﹐做最苦的工作﹐沒有申辯的權利。而且一旦淪為為賤民，就是階級敵人，終身都是敵人，永無期滿之日。其影響將延續到子 孫，他們無論升學和分配工作都由此受到歧視和不公平對待。

這麽一個荒唐的，實際上已經突破了人類曆史上任何一個政府係統司法的，使每一個 普通人離地獄隻是近在咫尺的製度，既然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社會中形成和發展起來了，到了文化革命發展到它的頂峰。而後由於政府的官員在文化革命中自 己也嚐到了這個製度的殘忍和不公平，而暫時的被擱置，不再被使用。這裏說暫時，是因為，造成這種荒唐製度的根源並沒有被充分認識，而待到受過這個製度直接 傷害的官員慢慢將這些記憶淡忘，或者離開人世以後，新的少壯派再在中國升起的時候， 它完全可能卷土重來。

丘德功的鬥爭會就在群情鼎沸的口號聲中開始了：
打倒現刑反革命丘德功！
打倒仇恨解放軍的反革命分子丘德功！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會場一片肅殺，尤其像我這樣已經被戴帽子的反動分子更是提心吊膽，喊口號時拳頭舉得高高的，聲音喊得大大的，唯恐人們說我同情丘德功。

丘德功站在會場中間，低著頭，臉蒼白和憔悴，顯然已經多夜無眠。

首 先是汪深發言，他有板有眼地敘述了，他怎樣在辦公室辦公，下班的工人怎樣一個個走過隊部門口，然後大部分人都過去了，最後來了丘德功，扛著鋤頭， 一邊走一邊唱。先是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到了隊部門口唱起我是一個兵，最後一句唱的是消滅解放軍。他當時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聽了一遍，還是消滅解放軍。

汪深說完， 大家憤怒的叫起口號：
打倒反革命丘德功！
堅決要求嚴辦反革命丘德功！

接 著是批判發言，幾個顯然已經事先安排好的發言一個個輪流過去。最後是主持人徐仁芳講話，他的話也是這類會議的老套子，丘德功你必須老老實實接受群眾的批 判，進一步交待你的罪行，爭取寬大處理，對抗是死路一條。講到這裏，看來會議應該接束了，但是奇跡發生了，徐仁芳出乎大家意料的，突然對丘德功說，丘德 功，大家花了這麽多時間幫助你，你對大家講一講你的認罪態度。

徐仁芳出乎常規的給了丘德功一個說話的機會，連丘德功自己都沒有料到，誰也不知道徐仁芳為什麽這樣做。丘德功先是一愣，但馬上反映過來了，他的機會來了。

丘德功突然哭了起來，跪了下來：

“請大家饒了我吧，我就算是一個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也不會傻到大白天去唱消滅解放軍，我家裏有妻子，還有一個四歲的孩子，我不為自己想，還要為她們想想，我要成了反革命，她們怎麽活下去啊”

說到這裏丘德功已經聲淚俱下，淚流滿麵，跪在地上，將兩條腿挪動著，跪到了汪深的麵前：

“汪師傅啊，你大人大量，救救我吧，我代大李小毛求你，過去如果我有對不起你的地方，這裏我向你賠罪，汪師傅啊，消滅解放軍和消滅蔣匪軍，兩個音很接近，很容易聽混的，告訴大家你沒有聽清楚吧！”

誰也沒有想到鬥爭會會變成這個樣子，這種情形如果發生在北京的大學中，馬上就會有要求入黨入團的進步分子跳起來，聲色俱厲地指著丘德功的鼻子叫邱德功老老實實，不要演戲，可是這裏不是北京，下麵坐的不是知識分子，沒有一個工人有跳出來立功的意思。

大家看著徐仁芳， 現在應該是主持會議的主持人嚴詞嗬斥丘德功站起來，回到會場中間去，可是徐仁芳像個沒事人一樣，他的眼神中閃出一種迷離的光芒，望著我們看不到的空中，誰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麽。

汪深尷尬地麵對著跪在地上向他求饒的痛哭流涕的丘德功不知所措，這個時間繼續了大約一分鍾，這是極為靜寂的一分鍾，大家都屏氣斂息的看著汪深，等待他說話，終於一個工人家屬不能忍耐了，叫了起來：
“汪師傅，丘德功在問你呢，你到底聽清楚了沒有？”

“我，我”
汪深支吾著，不知說什麽好。

從幹部轉為工人的李雲飛忍不住了：
“汪深，你聽清楚就說聽清楚了，沒有聽清楚就說沒有聽清楚，大家等著你說話哩！”


李 雲飛出身烈士，深得領導信任，過去在人事保管擋案。但是他有一個無可救藥的毛病，就是上天造就了他有特別強的理解力，卻沒有起碼的分析能力。他又有將他理 解的事情和東西，不管是否合乎時宜，用非常極端和尖銳的語言立即表達出來的愛好，他這種沒有理智和原則的緊跟形勢的第一反應能力，使他始終處於當時正確的 大風大浪的尖頭上，而毫不意識不同時期風浪的浪尖可能正是完全對立和一百八十度相反的。他也由此被他強烈的第一反映能力所累，由於嘴快嘴臭得罪了大部分領 導和工人，最後被從幹部貶為工人，在隊裏當康拜因手。

會場上一雙雙火辣辣的目光盯住了汪深，汪深頂不住了，汗一滴滴流了下來，
“我，我，我沒有聽清楚。”


徐仁芳像久旱逢雨，好像在盼望這句話，等這句話一到，連想也沒有想，就立即反映，

“啊，老汪，你也真是的，沒有聽清楚，這話怎麽能夠隨便說呢？”

然後徐仁芳大聲地加重語氣說：

“散會！”

這個鬥爭會就這樣虎頭蛇尾，結束了。徐仁芳回去後向黨委書記報告汪深沒有聽清楚，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今天我在回憶這些舊日的往事時，仍不得不對徐仁芳在那個如履薄冰的階級鬥爭時代中顯示的人性，智慧和勇氣肅然起敬。

不 幸的是，雖然丘德功逃過了這一劫，這一劫最終是不會放過他了。他的莫須有的尾巴已經被牢牢卷到人手之外的國家政治風暴之中﹐由不得他自己和任何個人做主。 現在不管是邵蘭新、汪深、徐仁芳，甚至農場的黨內書記茹作斌，都無法再控製丘德功的命運，這就像一個氣球，一旦發出，即便線被剪斷，飄到了中國的政治天 空，它的命運隻能隨著天空的風雨雷霆去上上下下翻滾，去喜怒哀泣， 地下望著的人隻能叫喊興歎， 再無控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