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不能見到中國人認錯的一天？

愉悅的文章“文革時的打人者──罪錯及道歉”寫得很好，觸到中國一個政府和老百姓心照不宣的回避話題。其實何止文革打人應該道歉，罰錯，對於土改，反右，四清，三年人災被傷害的人都應該道歉，罰錯。如果僅因為文革打了當權的人，社會名人要罰，其它運動打的是一般人，就沒有人管，還不如不罰。文革中打當權人的罪，何須大家操心，清理階級隊伍時就罰了，而且罰得很重。所以更正確的提法，不是以運動的名字來定義道歉和受罰，而是所有在共產黨政權下被迫害的人都應得到道歉，迫害人都應該受罰。

與猶太民族對待曆史災難的態度和處理方法相比，中國人正處於人類另一個極端。 猶太人的做法是：
1。 對於殺害過猶太人的戰犯全力不惜代價的追蹤，繩之以法。
2。 不忘被殺害者，築碑紀念。碑上刻著所有受害者的名字。

中國人不但將受害的名字忘得幹幹淨淨，現在連三年災荒，文化革命死了多少人，都說不清楚。多少年來，我不但對網絡上關於三年災荒死多少人的這樣一個國家應該交代的基本問題吵到互相謾罵，感到傷痛之極，對於右派五十萬的數字我也從來沒有相信過。因為我碰到的朋友，同事，甚至陌路相逢的人，稍作交談，幾乎發現沒有人的親友中沒有右派分子。右派的影子 乃至六十年後的今天生活仍陰魂不散，到處遇到，這五十萬的數字實在不近常理。

至於繩之以法更談不上了，所以才出現愉悅非常謙卑的要求，應不應該罪錯及道歉的問題。實際情況這個問題的阻力非常大，在這個問題上政府和老百姓是惺惺惜惺惺的， 因為當年毛澤東整人的方法是群眾運動，不需要自己親手做，大家責任均攤。追究責任牽一發動全身，揭這個傷痕就要桶中國民族的命根子。

這麽多年來，這個問題上理論的製高點，不管官派文人，民主派文人，甚至武俠小說的最高境界都是冤冤相報何時了，以令世界民族瞠目結舌的大手筆對於幾千萬人的冤死慷慨地鼓吹一風吹，也就是說鼓吹遺忘。實際的情況也是在遺忘，再過若幹年，當事人一死，無人再知道中國人當年做的這些傷天害理的事情。

我在這個問題上確實很悲觀，我不相信在我有生之年，中國人會改變這個觀念。我也不相信我能看到中國人會對於過去自己所做的罪孽心甘情願地和痛哭流涕地懺悔的一天，更談不到看到他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願意承擔法律責任的一天了。記得當年德國戰犯曾經用軍人以服從為天責，為自己的罪孽辯護，但是最後這並不能完全洗刷他們的責任，他們照樣受到了法律的製裁。可是今天的中國人離像德國戰犯那樣承認錯， 用奉命執行來為自己開脫的境界都相距甚遠。

我是一九七八年平反的。我的平反書上是這麽寫的(大意)，“XXX 在一九六四年的清理思想運動中交代了很多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論，被定成反動學生………現在本人不承認，所以予以平反”。

這份平反書沒有一絲歉意，其中說的我好像是在發神經病，所有事都是我一個人在表演，他們是觀眾。更可怕的是這份平反書強調的平反原因是本人不承認，在將來時機到來時，不用改就是一份新的 翻案起訴書，寫的人已為未來的政治反撲留了伏筆。

如果說一九七八年毛澤東剛死，大家對將來的政治形勢發展尚心有餘悸，那麽等到一九八五年，改革已成定勢，情況總應該變化了。答案是no！八五年我出國學習後回到母校任教，在校園中碰到當年將我打成反動學生的工作組組長文世鵬(時任數學教師)，他裝做不認識，一擦而過，沒有說一字歉意。相擦而過的時候，我感覺到一股仇視的陰森之氣樸麵而來。我毫不懷疑如果毛政策重返，此人是要找我算翻案賬的。使他更對我不能饒恕的原因，恐怕還要加上當時我已經破格被提升為付教授，他還是一個講師。

如果說一九八五年共產黨是剛脫下戰袍，換上商袍，那麽到了二零零五年，共產黨已經腐敗成一個比四九年國民黨更墮落的黨了，中國人應該對共產黨過去整人的罪孽有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了。答案還是否定的！二零零五年我在難友秦永廩的張羅下會見了在上海的校友，這些校友都不是共產黨幹部，大部分當時屬於要求進步幫助黨作孽的普通學生。他們見麵時非常寬宏大量的說，我對於你們這些人從來是不歧視的，而且當年我就沒有積極參加那個運動。

為什麽整我的共產黨幹部不願意道歉呢？為什麽參加過鬥我的同學認為不歧視我就是對我的恩賜了呢？

其實答案也不複雜，如果我入了黨，升為政治局委員，那麽排成隊向我來道歉的人就車水馬龍，還要得到秘書批準了。中國事情的考慮方法，不是源自於做人道理，不是源自於已經被共產黨破壞得蕩然無存的祖宗道德，不是源自於漏洞百出的所謂中國法律，更不是源自於西方人人有罪的信仰，而是一種用種種美麗名詞或者複雜邏輯包裝起來的厲害關係的衡度。這就是他們一邊對自己在共產黨統治期所犯的迫害人類罪拒絕道歉，拒絕認罪，而另一邊義正詞嚴地要日本做二戰道歉而不感到荒唐的原因。

我在學校教書時的一個周末的晚上，無意走到工字樓的一個房間中，發現當年運動中整人的一批政治輔導員和激進的黨政幹部濟濟一堂，在集會。二十年過去了，他們這個黨中之黨，圈中之圈，仍緊緊的抱成一團，分析和對付大局。而他們之中的姣姣者，就是現在正在主政的政治局委員和胡錦濤。這些人都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大學中飛黃騰達的，在那個階級鬥爭為綱的歲月中，他們飛黃騰達的功勞和政治資本除了整了多少人，還能夠是什麽呢？ 與我同庚的周永康就是在我們那次清理思想運動後入黨的。一個出身資本家的子弟，在那個時代，整人運動後入黨，為什麽還需要說嗎？令人深思的是我們這些反動學生都不是倒在當時中國的領導階級工農子弟的手中，也不是倒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後代的手裏，無一例外的都是倒在出身資本家地主，或者父母是曆史反革命而背叛本階級的新共產黨手裏，這些新共產黨的激進，極左和殘酷無情才真正令人觸目驚心。試想如果現任國家的領導人中相當一部分都是靠鬥人染紅的頂子，相當部分又都是背叛本階級的新共產黨，他們麾下的嘍嘍輔導員會笨到來向我道歉嗎？

就算倒退一步，真要到了中國的大形勢要求這些人麵對自己的罪孽，該道歉的道歉，該負責的負責的時候，事情也不會那樣簡單。可以不失大錯的預言，那時在中國土地上恐怕發現的全是當年和毛澤東階級鬥爭對著幹的英雄， 而當年整人的凶手恐怕會稀少得如鳳毛麟角。在這個不誠實到了病入膏肓的民族的麵前，任何法律，信仰，道德恐怕都無能為力。

我在教書時曾與當年我班的團支書的妻子有過這麽一段對話，他們夫妻倆全是黨員。大學中黨員是非常稀少的，非炙手可熱的人物入不了黨。她的丈夫就是將我打成反動學生的主角之一，他的父兄都是右派，於是他背叛了本階級以比正統共產黨百倍的瘋狂來抓反動學生。

她說：“現在楊(她丈夫)已經完全改變了，他現在正在攻讀係統工程，他現在是趙紫陽智囊團外圍的人，很多地方都在請他做報告。”

我說：“可是係統工程是需要很好的數學根底的，楊的數學基礎恐怕不夠吧。”

她說：“所以他非常想與你合作。”

我不語。

她又說：“不要以過去的眼光看楊，楊現在對毛澤東很痛恨，他寫了很多罵毛澤東的文章。”

我說：“當年你們說我攻擊毛澤東思想，反對毛澤東，其實我並沒有反。現在你們自己開始反了，我還是不反，等到將來毛派再出來了，你們又會說什麽呢？是不是再將我打成反毛澤東分子揭發出去？”

她說：“你神氣什麽？你不是就憑著鄧小平上來嗎，要不還不是狗屎！” (憤然離去)

這段對話清楚說明了中國國情所在的位置。觀念是非的色彩淡到幾乎看不到了，人們削尖腦袋鑽營的是從那個時代中榨取最大利益。而當時代改變成相反的觀念時，他們又馬上變成另一個模樣去榨取利益，根本無需轉彎，將他們以前在榨取利益中傷害的人，傷害的事忘得幹幹淨淨。而永遠不變的是他們的貪得無厭，殘酷無情。

有一個朋友曾經想盡辦法讓國外長大的孩子知道中國與美國的區別，兒子怎麽也不明白。最後他說，這樣吧，美國的士兵從戰場上回來需要進心裏調整班訓練一段時間， 才能正常生活，而中國的士兵從戰場回來，不需要任何心裏調整，就可以得意洋洋的投入工作，而且津津樂道戰爭的英雄故事。兒子說，爸爸，我好像懂了一點了。

在我一九八七年決心放棄教職，移民美國的時候，曾經對一個摯友講過下列話:

等到這批中共打天下的功臣都去世以後， 中國的將來仍然沒有領導階級工農分子的戲，中國的將來必是太子黨和背叛本階級的新共產黨爭鹿天下。

沉默了一段時候， 我又說：

如果中國的將來隻能在這二者中選一的話，我寧可太子黨當政，雖然從人性上來說他們都是自私貪婪的，但是背叛本階級的新共產黨在人性上的扭曲和畸形更為可怕，他們的不動聲色，深於城府，殘酷無情極為可怕。

二千年以來的中國政治證明了我的看法與實際情況出入不大。

作為本文結束，回到我開始講的話：在我有生之年，我相信我會看到共產黨政權倒台，在我有生之年，我相信我有相當的機會看到中國特色的民主社會，在我有生之年，我相信我隻有很小機會看到中國特色的民主社會到達台灣目前民主水平的一半，同樣在我有生之年，我不相信我會看到中國社會的民主水平到達西方社會的一半，最後，我認為不但我自己，就是我的子孫在有生之年，也看不到中國人會對他們在共產黨階級鬥爭歲月中傷害的人，慘死的人，誠摯的道歉和承擔責任，並對死者一一哀悼，像猶太人和德國人做的那樣。

同時，我也不無擔心在我有生之年，中國社會也有可能會回到互相殺戮，陷害，出賣的時代。而促成這個可能的並不完全是中國殘留的毛派，也不完全是在現社會中混得沒有人樣的所謂地痞流氓和低能兒，更不是那些海外的所謂民主法*輪*功分子，其中真正促得最起勁的應該是中國目前最炙手可熱的大財主和億萬富翁，他們正不遺餘力的將這個社會向懸崖上逼，逼到它無路可走的時候，這個社會就隻能從懸崖上跳下去了。至於跳下去後是置死地而後生，還是一場新浩劫，那是無法預言的。

也許這個民族吃的苦還不夠，還要更大的災難才能清醒。

中國的路， 苦難深重， 漫長岐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