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法律的尊嚴——讀一個人的網絡大追捕有感

讀了楊莉藜《一個人的網絡大追捕》後，深為本傑明．哈裏斯律師的正義感感動。

其實中國在曆史大治的時代，對人命案也是非常重視的，所謂人命關天。尤其清朝，更是一絲不苟。老百姓如有冤屈，可以上告，甚至滾釘板告禦狀。家喻戶曉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案在清朝並非獨一無二。下麵隨便舉一個嘉慶年代的糞坑案為例，可見清帝對人命的重視。由於手頭沒有原始資料，僅憑幾十年前的閱讀記憶寫來，如細節有謬誤，請諒解。

事情發生在清朝西北的一個小城鎮，正是秋收農忙時節，幾個地主的長工去糞坑解手，一起跌落糞坑死亡。長工家屬告到縣府，地主及其兒子被以謀殺罪判死刑。地主家屬不服，上告到知府，省府，皆維持原判。地主家屬仍不服，告禦狀。皇帝派出欽差專審此案，案至此時，已非長工與地主的對抗，而是所有經手這個案件的官員與皇帝的對抗，因為清朝法律極嚴，錯判人命，輕者丟官，重者抵命。所派欽差受到各級官員的賄賂後，維持原判。地主家屬再告禦狀，皇帝二派欽差，仍無法改變原判。最後皇帝請出禦史，禦史走前，皇帝親自拜托。最後被證明是冤案，地主及其兒子被放，所有的審官都被摘去頂子，縣官被殺了頭。有趣的是這個案子的真凶從未被查出來，現代人猜測糞坑的毒氣是殺死長工的凶手。

現在讓我們回到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中校長卞仲耘的案件上來，本傑明．哈裏斯律師站在法律的正義和對生命重視的職業道德高度上，追蹤殺死卞仲耘的凶手（見附錄）。在追索過程中，本傑明對中國人對於罪惡的容忍和冷漠完全不能理解。

其實中國人麵對的是無奈：
１、解放後冤案積壓成山，屈死鬼無數，卞仲耘案件隻是其中一件。　如果要追查卞仲耘案件，那麽別人怎麽辦？如果要全部追查，那麽中國政府全部停工審案，恐怕百年也完不了。
２、這些案件的元凶很可能大部分就是現在政府的官員。在那個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爬上今天高位的官員，怎麽可能手上沒有幾個冤魂屈鬼，所以他們本身就不願查。
３、很多案件的凶手很難說清楚。例如卞仲耘案件，如果凶手是劉婷、或者宋彬彬、或者劉錦，那麽她們當時都是不到18歲的孩子，而且是在國家元首毛澤東煽動下做的，她們確實不能負全部責任。

再加上中國人很少有保衛別人的人權和公正就是樹立社會人權和公正、就是保護自己人權和公正的遠識，奉敬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人生哲學，怎麽可能去管這些已經成為曆史了的陳年公案呢？

難道由於這些理由中國人就應該讓這無數的人命冤死永遠沉入大海嗎？讓中國的那一段曆史永遠成為空白，讓中國人的良心和正義在那一段時間永遠消失嗎？讓我們看看由於我們的無奈和寬容，劊子手和禦用文人是怎麽說的？
以下是在網絡上摘錄的原文：　
　“所謂別有用心是指，大凡改天換地的英雄，都會消滅或戰勝他的敵人，也會觸動社會一些階層和人的利益，甚至難於避免會傷及一些無辜，製造一些冤假錯案，因此，都必然地會招致他的敵人（包括其親屬）的仇恨，招致受損害人及其親屬的怨恨，這些人仇恨毛、指責毛，是很自然的事情，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國社會的其他人，不會，也不應該因為這些人的仇恨和怨恨，就改變對毛的評價。一些人極端發泄對毛的仇恨，要鞭屍，要刨祖墳，不僅說明這些人不僅當年被時代淘汰，即使在今天，由於被仇恨或怨恨迷糊了雙眼和心靈，仍然是與中國社會的主流格格不入的。”　　
“這些被毛整肅過的人不向前看，別有用心地在現在中國發泄和　　煽動仇恨，我們根本不需去理他們。”

從這些令人心驚的話中，我們可見那些傷害和殺死了許多無辜生命的共產黨人，至今毫無心理的悔悟，歉疚，他們反而厭惡受害者談論往事，認為這是發泄和煽動仇恨。這是為什麽呢？這說明由於中國的正義沒有被申張，幾千萬人的冤死沒有換來劊子手的一點良心發現和歉疚。

我認為，象本傑明．哈裏斯律師那樣去一一追究中國的個案，要凶手伏法，雖然是不可能的，但是討回法律的權威和尊嚴，那是絕對必要的。我們這樣做，不是為了發泄和煽動仇恨，而是讓凶手知道法律是神聖的，正義不可被殘踏。他們沒有受到法律的懲罰，不是因為他們是對的，不是因為他們有權勢，而是中國的特殊年代，而是因為毛澤東和共產黨在那個年代造成的罪孽太多太深重了。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應該象本傑明．哈裏斯律師那樣去追查一些影響巨大的個案：
直到當年的作案人不再在亡魂前推卸責任，抵賴，讓他們知道法網恢恢，不可觸犯；
直到現在的當事人和他們的文人不再認為過去被迫害的人是活該，不再認為對死者紀念和對劊子手的控訴是發泄和煽動仇恨；
直到他們就象當年德國總理，誠摯地跪在死亡的猶太人紀念碑前為德國人懺悔一樣，心悅誠服地為他們傷害了無數中國人的罪孽感到良心歉疚。

我們鼓吹的不是冤冤相報，我們鼓吹的是製冤者必須從心裏知錯。我們這樣做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將來的中國不再出現這種殘忍的殺戮和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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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楊莉藜：《一個人的網絡大追捕》

自今年2月開始，一位名叫本傑明．哈裏斯（Benjamin Harris）的美國律師，在自己的博客裏貼出了一組文章，探尋40年前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中校長卞仲耘被毆打致死的來龍去脈，追查謀殺這位四個孩子的母親的元凶。哈裏斯雖然不諳漢語，但是憑著20年研究謀殺案的經驗和西方人特有的認真和執著，從並不十分豐富的英文資料入手，循蹤覓跡，抽絲剝繭，一步步鎖定可能的凶嫌。

哈裏斯的調查是從卡瑪（Carma Hinton）拍攝的紀錄片《八九點鍾的太陽》（Morning Sun）開始的。這部電影雖然耗費了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和其它組織的大量資金，但是一經公映就引起了不少華人學者的批評，焦點集中在拍攝者美化那場民族浩劫，對於曆史事實隨意進行詩意化處理。盡管很多對中國缺乏了解的美國人輕信卡瑪對於文革的描述，哈裏斯卻從細節入手，通過邏輯分析和語言分析，找到了很多疑點。通過這一番條分縷析，哈裏斯得出的結論是：《八九點鍾的太陽》是在為謀殺卞仲耘的重要嫌疑人宋彬彬遮掩，而宋彬彬本人也在利用這個機會為自己開脫。

此後，哈裏斯還閱讀了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的有關英文資料，張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英文版有關章節，觀看了胡傑的電影《我雖死去》的英文版，了解了宋彬彬和劉婷婷在美國的行蹤。他的追捕仍在繼續，博客上不斷有新的內容出現。他還留下了電子郵件地址：[e-mail]，期待知情者提供更多的證據。

對這位把中國人民的事業當成自己的事業的人權“白求恩”，我們所知不多。但相信他在探尋真相，追查凶手的過程中遭遇了不少的艱難，體驗了不少來自中國人的冷眼。象許多看不懂中國人的老外一樣，中國人逆來順受的功力和對於罪惡的容忍和冷漠讓他驚詫莫名，因此，他把自己的這組文章命名為《一片死寂的中國：卞仲耘之死》（China’s Great Wall of Silence，直譯是《中國沉寂的長城》），慨歎那個自稱泱泱古國，欣逢盛世的地方居然可以容忍無辜者含冤而死，作惡者逍遙法外。

就卞仲耘之死這一個案而論，盡管前有王友琴，後有胡傑等人在一絲不苟地記錄曆史，探尋真相，為國人，也為哈裏斯這樣的外國人進一步還原曆史，厘清是非留下航標，但是，哈裏斯那無奈的慨歎並非沒有道理。40多年了，卞校長的沉冤至今得不到昭雪，冤魂至今得不到撫慰。雖然當年製造了血案的8、9點鍾的太陽們已經到了含飴弄孫的年齡，目睹了慘劇始末的教工也已是風燭殘年，卻沒有一個人站出來為自己的作為做過絲毫的懺悔，更沒有一個人站出來指認凶手。這種麵對血泊的集體失語，豈止是一種冷漠！更是對罪惡的縱容，對受害者的加倍踐踏，對人類良知的褻瀆！

盡管宋彬彬是北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頭目之一，曾經給毛澤東獻上紅袖章，並由毛賜名“要武”，盡管同在北師大女附中的劉婷婷曾經親口誇耀自己打死過三個人，對她們我們同樣不能有罪推定。但這裏的問題是：既然她們二人有勇氣為自己撇清責任，為什麽不可以說出真正的凶手？如果說一般的當事人仍然生活在恐怖之中，不敢越過官方劃定的界限，這兩位權傾一時的高幹子女，又長期生活在美國這樣的自由國家，為什麽沒有膽量講出真相？

在最近貼出的一篇文章中，哈裏斯真誠而急切地呼喚道：“劉婷、宋彬彬、劉錦（音）以及所有的紅衛兵們，別太沉緬於舒適的晚景。我們決不會忘記！

”我希望那些當年的紅衛兵們等聽到這位美國人的呐喊，更希望他們能聽到自己良知的呼喚。或懺悔，或檢舉，不要讓自己的晚年在良心的折磨中度過，不要讓這場血案塵封進無法考據的曆史。

記得當年聽說有外國漂流隊要對黃河長江進行處女漂，中國的壯士們義憤填膺，摩拳擦掌，忙不迭地組織起自己的漂流隊，搭上身家性命也要奪回首漂記錄。不知這樣的愛國者們的“驃悍”是否已經失傳，倘沒有失傳，聽到哈裏斯的網絡大追捕的故事，會不會拍案而起，利用比哈裏斯好上一百倍的調查條件，趕在他做出最終結論之前抓出元凶？如果這樣的愛國者太多，不便擁擠在卞仲耘的案子上，不要忘記中國還有千百萬類似的案例：誰槍殺了林昭？誰輪奸了張誌新？誰挖去了鍾海源的腎？誰割掉了李綠鬆的舌頭？……關注每一個國民的生存和自由，而不是稀裏糊　塗地為某個虛幻的政治概念揮灑狂熱，這才是愛國者應有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