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的沒落

中國文學從二十世紀初開始，向著政治宣傳工具，追求商業價值的胡編亂造轉化。至二十一世紀初期，已經完全脫離了對人性的思考，對民族苦難的關注，對時代風雲變幻的記載， 墮落成權勢和錢財的二奶。

上世紀初，五四時代，文學從舊文化向新文化轉胎，胡適，魯迅，劉半農，陳獨秀，粱啟超，王維國等等具有深厚文字功底和思想深度的思想家的誕生，使中國新文學在一個極有希望的序幕下開始了。

國民黨和共產黨各領風騷的三十年代至解放初，沈從文，冰心，茅盾，曹禺，老舍等等也是後幾代中國作家不能望背的。就連共產黨文人，趙樹理，周立波，丁玲，孫犁等等也是非常優秀的作家，但是他們不得不在毛澤東的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約束下掙紮，將他們刻劃的活生生的人物歸納到一個共產黨要求的政治結果中去，所以他們的作品也成了應時的犧牲品。解放後我們再也聽不到像艾青 “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那樣氣勢和悲慟的詩了。總體上說這一代人在思想深度上已經比胡適，魯迅那一代人大為遜色了。

到了共產黨如日中天時，文學已經變成共產黨籠中的鳥，青春之歌，紅日，林海雪原，金光大道，歐陽海之歌等等都是根據共產黨一時的政策臆想出來，完全脫離現實的作品。這些作家寫作已經完全不顧忌現實的限製，而隻考慮黨的需要了。這些作品的生命甚至都不能延續到共產黨的整個曆史時期，因為共產黨的政策不斷在變化。

隨著四人幫倒台應起的傷痕文學，使文學從唱詩班式的歌頌有限度地回到了現實主義基礎上，像張賢亮那樣的作家都有著豐富的生活基礎，可惜由於短視的功利主義和思想人文基礎的淺薄，使他們沒有到達更高的高峰，中國在經過了令人顫栗的四分之一世紀的苦難之後，失去了產生“靜靜的頓河” ， “ 暴風雨”， “ 飄” 那樣時代巨作的機會。

介於傷痕文學與商業文學之中的高行健先生是一個異數，他的“靈山” 和“ 一個人的聖經” 完全不理睬中國這幾十年心照不宣的文學規則，走上了孤獨的心靈摸索之路，由於走得太遠而不能為同時代的文人理解和接受。他的“ 一個人的聖經” 是我讀到的最真實的關於文化革命的作品，感到可惜的是涉及到的場景隻是文化革命的一個極小部分。

此後的商業文學已經非文學可言。文學已變為共產黨宣傳隊，香港式的武打胡鬧，少女的思春幻想，以曆史為名義的現代曆史故事胡編，一鳴驚人式的性語言，和各種反常規語言堆積起來的汙穢組合等等, 混合起來的討好觀眾口味的大雜燴了。

中國文學正應驗著魯迅作品中九斤老太太說的 “一代不如一代”，從沒落走向名存實亡。

現代網絡的興起可能使很多真正有才能的中國作家浮上水麵，改變這個被權勢和錢財控製的文壇。但是數量如海洋的網絡，如果得不到卓有見識的提煉，也同樣可以淹死這些脆弱的嶄露頭角的作品。所以斷言網絡文學對中國文壇的影響尚為時太早。

[巴黎細雨]

格丘山先生，一連看了您許多文章，您一定跟文學有點關係，要不怎麽分析的那麽透徹，那我很想問問您，怎麽看餘秋雨，餘傑和於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