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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天下文章任人寫 (下)━━ 大自然和上帝的公正
(2007-04-26 14:52:44)
下一個
是的,他們確定的存在著,或者遠遠離開了權勢和榮華的中心,或者在權勢和榮華的打壓下忍辱負重,在心靈隱隱地呼聲中── “尋找我吧, 我在前麵等你……”, 他們在中國的夜空下匍匐前行。
這裏有這麽一個前行的中國人,他不願附趨權勢,他不屑走中國主流文人的仕途,他拒絕了二個對立的政黨,二個互相打得頭破血流的政府多次邀請為官的誘惑,甚至拒絕了競選總統的提議。隻有在抗日的非常時期他站了出來出任美國大使,目的是為中國爭取更多的美援。
他不願當花瓶,選擇了做政府諍友的路,他說: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至於為什麽他不願當在中國社會中沾盡好處享盡榮華富貴的官,不願為既清高又名利雙收的學術泰鬥式的花瓶,而要去做那個吃力不討好的諍友,他從未告訴我們。
可是不願當花瓶就可以亂鳴嗎?二個對立的政府都大怒,台灣“圍剿”他,大陸批判他,出了8大本書,200萬字,討伐批臭他。
他鳴了什麽呢?使二個真心誠意地要他當花瓶的政府勃然大怒;他說: 要做一個獨立的人, 提倡自由,崇拜自由,爭取自由,從外力製裁下解放出來。這不是公然與二十世紀中國的主旋律──黨政、訓政、無產階級專政和做黨的馴服工具唱反調嗎?
他說:要用製度來限製君王的權力,要實現代議製、成文憲、民普選。對於無限忠君和愛國的中國人,尤其是已經當了花瓶的君子和學術大師,怎麽能容忍他對我們的國父和紅太陽的權力亂評妄議呢?
他鼓吹大膽批評政府,引經據典地說“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嘿!這不是明目張膽地號召民眾破壞穩定和諧,起來顛覆國家政權嗎?
他還說要容忍反對黨,保障少數人的自由權利。“多數人若不能容忍少數人的思想信仰,少數人當然不會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過來說,少數人也得容忍多數人的思想信仰,因為少數人要是時常懷著‘有朝一日權在手,殺盡異教方罷休’的心理,多數人也就不能不行“斬草除根”的算計了。”這顯然是在教中國人做東郭先生,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明白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不但要打,還要打落水狗,將他們打倒在地,再睬上一隻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他大鳴和平改革,說“第一就是和平的轉移政權,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步的做具體改革,一點一滴的求進步。容忍反對黨,尊重少數人權利,正是和平的社會政治改革的唯一基礎。反對黨的對立,第一是為政府樹立最嚴格的批評監督機關,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選擇的機會,使國家可以用法定的和平方式來轉移政權,嚴格的批評監督,和平的改換政權,都是現代民主國家做到和平革新的大路”。眾所周知,我們的江山是靠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換來的,槍杆子裏出政權,怎麽能夠隨便允許用和平改革來將這鐵打的江山送給帝國主義,資本家的走狗和奴才,讓中國人民再回到萬惡的舊社會去呢?
他的這些胡言亂語就連今天已經變成小龍的和快要在世界上崛起的二個中國都無法接受,何況一百年前他就在那裏用這些話與中國享有崇高威望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革命家胡搗蠻纏哩! 他不但鳴, 還這麽做了。
抗戰勝利, 他給毛澤東寫信, 要求解散龐大的軍隊, 製止一觸即發的內戰。 走英國工黨的道路, 以和平抗爭取得政權。
1952年,他當麵批評蔣介石,台灣無言論自由。他說第一無人敢批評彭孟緝(時任台灣警備司令、特工頭目)。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第三無一語批評蔣總統。
1957年反右後,他說“對於這些受到共產黨的新的殘害的犧牲者,對於成千成萬膽敢公開指責並且與共產黨暴政鬥爭的同胞”表示誠懇的同情和欽敬。
1956年,利用蔣介石70大壽之際,他寫了《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話中有話地規勸蔣介石要做到“無智、無能、無為”。如此“祝壽”,怎不令熱愛權勢的文人和君子憤懣,責無旁貸地對他圍剿呢?
他的鳴,使他不但沒有做成政府諍友,卻淪喪為政府討伐,學者、正人君子批判和親友離棄的反動文人。
曆史上被一個政府攻擊的人實在是太多了,但是被二個對立政府同時罵為“國民黨走狗”、“與共匪特務費正清合謀”、“共黨幫凶”和“洋奴”的人就如鳳毛麟角了。這顯然打破了著名的毛氏定律 “ 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都要擁護。”
曆史上被政府,民族和愛國文人批判過的人也實在是太多了,但是能夠招惹起學者和專家用幾百萬字口誅筆伐的人,那可能也是絕無僅有了。
他鳴的這些言論,不管怎麽上綱上線,充其量也隻能算作對政府的建議,為什麽會引起二個對立政黨如此強烈的反應呢?唯一的解釋是他說的話已經穿越了政黨的層次,深入到民族性中去了,也就是說,他說的事情,觸到了我們民族最敏感的地方,是我們民族最不喜歡聽和最不願做的事情。
現在讓我們到這個全黨,全國和全民族討伐和批判的“ 反動文人” 和“美帝國主義奴才” 的狂海暴洋中去略見一斑吧!
以下是部分批判文章的典型標題:
《胡適哲學思想反動實質的批判》
《批判胡適的實用主義哲學》
《胡適實用主義批判》
《胡適思想批判資料集刊》
《胡適反動思想批判》
《批判胡適實用主義的反動性的反科學性》
《揭露美帝國主義奴才胡適的反動政治麵貌》
這些標題下的作者差不多包羅了所有學術泰鬥的名字。例如,馮友蘭。他寫的《哲學史與政治──論胡適哲學史工作和他底反動的政治路線底關係》,其中有一段說:“實用主義者的胡適,本來認為曆史是可以隨便擺弄的。曆史像個“千依百順的女孩子”,是可以隨便裝扮塗抹的。”從此胡適的名字與“曆史是個可以隨便裝扮塗抹的女孩子”結下了不解之緣,被批判的文人到處引用。
曾經請他吃飯,因為他要評《女神》而大喜,竟抱住他和他接吻的郭沫若,現在成了批判他的權威和批胡委員會主任。
他的朋友和親族當然也不能沉默了。他的得意門生羅爾綱,1955年在《兩個人生》中寫道,胡適的反動思想控製了他的前半生,使“我這樣一個落後的知識分子卻變成了行屍走肉。”,也就是同一個羅爾綱在1931年9月15日給他的信中曾寫道“……一個行屍走肉的青年,居然在先生栽培之下複活起來,而決追隨左右,以獻身於學術。” 橫跨二十年的兩個意義不同的“行屍走肉”,哪一個是真的呢?
他的小兒子胡思杜在政治研究院畢業思想總結中寫道“在他(胡適)沒有回到人民的懷抱來以前,他總是人民的敵人,也是我自己的敵人。在決心背叛自己階級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親問題上有劃分敵我的必要。”聽說他看到這些話時,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麵對自己的所諍變成了異端邪說和洪水猛獸,被中國的千軍萬馬口誅筆伐,以至要“批倒批臭”,“掃進曆史的垃圾堆”,於此境,於此時他是何感何情,這些都被曆史的大浪吞噬而去,無人再知了。直至他去世前夕,台灣還爆發了一場稱得上“慘烈”的“中西文化論戰”,批判、圍剿他的文章成批出籠,甚至引發了一場中國曆史上罕見的“思想官司”,如果他不死的話,這個批判、圍剿可能尚方興未艾哩!
他思考一生,著述一生,宣道一生,卻一生都受到不公正的、近乎野蠻的攻訐與批判,是他的思想太超前了嗎? 還是他所熱愛的這個國家的“曆史負擔”太沉重?
他從他卓越的學識和見解起步,譽滿天下,他以他與權勢的不合作結束,謗滿天下,心力交瘁地離開了世界。他的墓誌銘上寫著:
“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的人, 現在在這裏安息了!”
在所有評價他的話中,最深不可測的恐怕應屬毛澤東了。毛澤東說:“到了二十一世紀的時候,可以給胡適平反。”
這裏語言大師毛澤東用他高深莫測的語言傳遞的信息實際是在語言之外。胡適真否會得到平反並不是毛澤東想告訴大家的,中國的下一代人連王維林是誰,六四是什麽都不知道,三年大災荒到底有沒有餓死人都搞不清楚了,以後能不能想起一個並非英雄,並非明星和並非國家領導人的胡適,實在無人可以知曉。
這裏的毛澤東是在以他固有的非凡氣概對曆史說,我知道胡適的價值,但是我現在還要批判他。可憐的胡適,他的真正知音恐怕正是他的這個最可怕的敵人哩!
在中國古老的文明道德的千鈞重負的壓力之下,在上一世紀曾經激昂過多少熱血的中國人的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熊熊的火焰之中,在澎湃的偉大的中華民族拋頭顱,灑熱血的愛國激情的洪流中,在洋洋幾百萬字的花瓶文人的考古道今,論中引洋的學術大文之前,胡適被作為洋奴,反動分子,賣國賊壓碎了,燒毀了,衝垮了,批倒批臭了。
上帝給了一個胡適給中國,可是中國人不需要他,又將他還給了上帝。
現在我們要回到我們的本題,天下文章任人寫來了。在告別胡適的時候,讓我們默默地重讀一下他一生最喜愛的一首詩來懷念這位中國的先驅大師吧:
“萬山不許一溪奔,
攔得溪聲日夜喧。
到得前頭山腳盡,
堂堂溪水出前村。”
是的,政黨可以勝利,國家可以勝利,曆史可以勝利,道德可以勝利,理論可以勝利,邏輯可以勝利,學術可以勝利,主義可以勝利,人民可以勝利,可是在勝利之外,是不是還有一個東西,這個東西不是權勢,不是名利,不是公義可以達及的,它決定於你本身,決定於你站在哪裏?你離它有多近?
我們可以寫邏輯無懈可擊的文章,可以寫自成係統的文章,可以將別人駁斥得體無完膚,可以寫充滿智慧,充滿學問的文章,可以名滿天下,可以光宗耀祖,但是生活中,勝利的,征服的,在上風的,得意的,成功的就一定是好的,美的,正確的,善良的,深刻的和公平智慧的嗎?
1988年美國的總統競選辯論是在老布什和杜卡基斯中進行的,那一次辯論似乎杜卡基斯占了上風,老布什非常被動。尤其杜卡基斯講話時,老布什總想打斷他。置杜卡基斯的告誡而不管,這次老布什又故態複萌,杜卡基斯連看都不看他,用非常客氣和非常輕蔑的口氣說:“再一次請你讓我講完了再講,好嗎?請”,老布什碰了這麽一個釘子,非常尷尬地像一 個做錯事的孩子站在那裏, 不知所措。
結果是老布什贏了選舉。當然他贏的因素很多,不可從一事去做分析。不過我還是問了幾個美國人,為什麽在辯論中窘態畢露的老布什贏了。幾個美國人都告訴我,杜卡基斯太厲害了,顯得冷酷無情,反而沒有老布什顯得更有人性,讓大家能理解的人的本性。
當一個民族能夠從弱者,輸方,平凡者中看到光輝和真諦的時候,這個民族是長大和成熟了。
我們這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有沒有人想過,如果上一世紀我們沒有走義和團的路,沒有走三民主義的路,沒有走共產主義的路,而是按照,這個被三民主義,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徹底批倒批臭和打敗了的帝國主義奴才的話去變革,那麽幾百萬的戰爭死亡,幾百萬的異黨清肅,幾百萬人(千萬?)的餓死等等災難還會發生嗎?是的如果我們這樣去想一下,像他說的,走和平改革的道路,容忍反對派的意見,製止政府和總統的權力,那麽如此龐大的無辜的生命死亡,如此頻繁的殘忍的互相撕殺,如此荒唐的種種政治鬥爭還會有嗎?如果真是這樣,恐怕不但對於那些災難中身亡的人和消失的家庭是一個福音,就是對於從那個多災多難的世紀狗洞中鑽出來的我們每個人來說,又難道不是福音嗎?
可是今天,人們找盡所有的理由為勝利者唱讚歌,也不肯到曆史的廢墟上將被我們鄙棄的東西重看一下。這難道真是我們嗎?一個喜歡權勢,喜歡錢財,喜歡名利,喜歡榮譽,喜歡好話,大話和阿諛,也決不反省自己的民族。
一個逆權勢的思想,有時候需要比幾個世紀還要長的時間才能,甚至於永遠不能被一個浸透災難和罪孽的民族領悟。
如果權勢是這樣不潔淨,而反叛權勢又是這樣沉重,我們還能找到一個地方,那是一種遠離權勢的思想和智慧。那裏沒有真理攀登的艱難,那裏沒有辯論的激情,那裏也沒有教誨和宣道,在那裏感到的隻是一片遠離人類文明的平和和寧靜。
那樣的文章和思想,與其說在告訴你什麽,或者要你相信什麽,不如說它將你帶到了一個陌生的境界,一片新的土地,留下的是讓你自己在那個新的境界中去感覺,去思想。當我讀到愛因斯坦的“人類的現有知識在大自然前幾乎等於零。”和高行健的靈山的結尾“周圍靜悄悄的,雪落下來沒有聲音。我有點詫異這種平靜,天堂裏就這麽安靜。”,這時,人類的喧囂離我愈來愈遠了,在那裏人們的爭強好勝,虛榮,自私,殘忍都變得沒有意義了。
是這篇文章該結束的時候了。
寫吧,天下的讀書人,寫吧,天下的文人,
寫得天老地黃,寫得日暮月昏。
寫轉瞬即逝文章的人,何必悲傷,讓它們如煙,如雲一樣去吧,就像在風中曾經飛舞過的一片樹葉,歡樂,輕逸,如果它曾真正擁有瞬間,那麽誰又知道那一瞬間中不曾含有全部永恒?
寫青名垂世文章的人,不要失望,你們的文字,坐落在浩渺如海的圖書大堂的書架上,有一天,會有一個萬年後的人,從那積塵的書堆中找到千萬年外的你,向你微笑。
熱愛權勢的人,唱吧,舞吧,抱住權勢的大腿為它唱一曲最動人的頌歌。
崇拜錢財的人,賺吧,撈吧,貪吧,將天下的錢都賺過來偷過來搶過來堆成山吧。
陶醉在七情六欲的人,跳吧,扭吧,舉起生命的美酒飲它到通宵達旦,直到血色一樣的曙光升上燈紅酒綠的高樓之巔。
在逆流和歧道上攀登的人,不要悲傷,大自然和上帝從不以人們想象的公正來報答每個人,那就是以成功,榮耀,錢財和權貴來分配給所謂的好人,正直的人。以災難,疾病和厄運來懲罰所謂的壞人。但是它確實以它的方式公平的報答了每一個在自己的思想,情趣和愛好中生活的人:如果你能在苦難中見到智慧,在淡泊中見到深刻,在挫折中見到樂趣,在瞬間見到永恒。
重要的是當一個人來到這個人生和世界,他所得到的一切,實際上就是他的思想,他的氣質,和他的追求在那個時代的權勢,錢財和文化的壓力下畫出的一條軌跡,這條軌跡就是你,上帝給了一個你,一個你自己,沒有比這再多的了。為了自己,我們不應有憾,有嫉和有恨。
唱吧,舞吧,寫吧,天下文章任人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