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下鄉

我是六七屆初中生，六六、六七、六八統稱老三屆。動亂開始，學生停了課造反，先作為炮彈，後成為炮灰，最後造反造到自己頭上，老三屆中占大多數人被發配到農村、邊疆。

1966年文革開始，六六、六七兩屆拖到1968年開始分配，運氣好的進工廠作了學徒，他們是家中的老大或獨子（女）或家中同胞已有務農的。當初誰成為了工人階級中的一員，著實讓沒輪到的人好生羨慕。動亂使得中國的國民經濟幾近崩潰，百業蕭條，而我們這批人恰恰是建國後提倡“人多力量大”而致的生育高潮的產兒。工廠招工有限，僧多粥少，總不能讓千百萬的失業學生晃蕩在社會上。也是出於無奈，於是在1968年底，最高統帥發出指示，一句“知識青年（其實並沒學到多少知識）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他忘了以前說過的——重要的問題是要教育農民——的話），很有必要”，似乎解決了失業學生的出路。

在那個極度個人崇拜的年代，偉大舵手的話一句可是頂得一萬句的，一呼有百應千應，可惜也有成千成萬呼之不應的。但由不得你不應，專門有人吃飽著飯做的就是動員學生下鄉的工作。單說上海，六六、六七屆沒能進到工廠去到郊區農場的人和六八屆初、高中的全部學生，統統是動員對象。就像現在的動遷組動員拆遷戶簽約一樣，他們也是有內定的指標的，他們的手段也是蠻多的。比如騙，把農村、邊疆說得花好稻好；比如壓，把響應不響應去農村的號召提高到是否革命的高度；比如嚇，安徽離得近，江西有米飯吃，黑龍江是農場有工資拿，機會一失，那些地方的人都滿了，以後就隻能到新疆、內蒙更遠的地方……和現在最最不同的是那時的人普遍膽小、單純，比起現在的人逆來順受得多、聽話得多。

頂著風扛著沒去的人也還是有一些的，但大多數人還是被風吹跑了，被吹到了“五湖四海”，這中間的絕大部分都還是未滿二十的孩子呢。遠離了家，和當地的農民一樣，臉朝土背朝天地晨出昏歸，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用相當原始落後的耕種方式討生活，吃不好住不慣做不動之外，還格外地想爹娘想家鄉。對他們來說，那一段日子無疑是煉獄般的生活。一個人犯了罪還有個刑期，還有個盼頭，那叫做坐一天牢少一天。而當初知青下鄉，說的是紮根，說的是一輩子的事，等於給判了無期。有人說，向貧下中農學習，學到了農民們的勤勞、熱情、寬厚，但也學到了他們的不衛生、自私、貪婪、狹隘和小小的狡猾。這話不假，長期以來農民落後貧窮的生存條件決定了他們的人性。

知青下鄉已成曆史，幾千萬下鄉知青陸陸續續地以上調工礦、參軍、上大學、病退等各種途徑回到原城鎮，最後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大呼隆回城風。就如做了個噩夢，噩夢醒來，絕大部分人都如願以償地回到了城鎮，回到了父母的身旁。要說後遺症，當然是有的，八年艱辛還在其次，很多人是心理帶著陰影、身上落下傷病回來的。我們失去了人生那一段最美好的青春光陰，文化低、掙錢遲、戀愛晚、育子晚，人生從此步步脫節。

關於知青下鄉的對與錯，就不用再爭論了，撥亂反正時，最後那批知青也終於讓他們離開農村就是個最有力的明證。至於知青下鄉的得與失，有些不同見解。時過境遷，當苦難變成了遙遠的回憶，苦味淡化成一股豪氣，就有人說，困境磨練人啊，對人的性格塑造也有益處，有了農村苦難經曆的墊底，再怎麽樣的困難和壓力，我們都不怕。也有些人，除了回憶，還多了份戀舊的情懷，還發掘出一些朦朧的美來，他們去的農村成了他們的第二故鄉。

當初的老三屆，現在都相繼到了花甲之年，都先後到了退休的年齡。當初進了工廠的，後來並不一定混得好，很多人在產業調整中失去了飯碗，有些從農村滾了一圈回來的，無畏無懼，倒闖出一些局麵來。所以人生一出戲，你方唱罷我登場，伊伊啊啊，熱熱鬧鬧，靠主觀努力，也靠命運推動，不全由得自己。人生一場夢，讓我們把醜惡的、驚怕的夢都淡忘了吧，讓我們隻把美妙的、甜蜜的夢留下。

2009.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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