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病退

（一）

1969年初我插隊到寧波。做了一個月的農活後，春節到了，休假回到上海。母親說了，你去農村，住親戚家，生活費付得少也不好意思，這樣我每月要擠出13元來，還有路費什麽的，開銷太大。而你呆在上海，家裏隻不過多個人吃口飯罷了。

我聽母親的話，強留在上海。說強留，是因為開頭幾年，居委會不斷有人來煩，動員我下鄉參加勞動。我生在上海長在上海，就因為“聽話”了，“響應”號召了，就連逗留在上海的權利都沒有了？心裏反感的很，這是什麽世道？但敢怒不敢言。

母親叫我的二個進了工廠的哥哥每人每月給我5元錢零用。母親又說了，隨便什麽朝代，荒年餓不死手藝人，學點本事總不會錯的。我學會了裁剪和縫紉，1972年中美建交後電台開播學英語節目，我也跟著學起來。一晃幾年過去了，我早晨買菜，上午學習，下午做縫紉活，晚上看看書，雖然生活很有規律，但心情很不舒暢。看那些分到工廠留在上海的，有工作做，有工資拿，談起了男女朋友，我好生羨慕。到1976年，我26歲，在農村人的眼裏，我著實是個“老”姑娘了。

在寧波的幾個姐姐對母親和我就有些看法，覺得再這樣下去可不是個事兒。是啊，知青下鄉，別人都吃得起苦，日曬雨淋地跟著農民一起出工，這樣才有機會，陸陸續續調入供銷社的、進工礦企業的、推選入校讀書的，有了出頭的日子。寧波總還算是個發達地區，幾年後隊裏的下放青年已所剩無幾。而我人在上海，再怎麽機會也輪不到我的頭上來。她們認為，趁著下放知青都上調得差不多了，我應該立即下去，一邊吃點苦頭好好表現一番，一邊花錢通通關係，二方麵湊合，應該能取得個“前程”。母親算是被說動了，而我，也早厭倦了那種老大不能自立的生活，我準備好了去吃苦，去經受磨難，然後“修”成“正果”。在那年春耕時節，我返回了離開六年之久的鄉下。

（二）

“逃”回上海七年後的“上海人”又來了，我感覺到村裏的人都用異樣的眼光打量著我，和其他知青比起來，我是“另類”，我多少也有點自卑。且不去管它，我拿起農具，跟著出工。那年代不顧自然規律，拚命向土地索取，一年要播種三次。我到那兒時，正值農活最忙的三搶季節。就連長年做慣了農活的，到那時也個個都筋疲力盡，臉麵浮腫。我是抱著受磨礪的決心下去的，其中辛苦，不必多說。

我的小姐夫在當地人頭熟，門路粗，幾個轉彎，打通了關節。好像是五、六個月後吧，好像是花了三、四百元錢吧，時隔太久，都有點遺忘了，反正是夠快的，替我弄到了“解放證書”——一個寧波北侖港的招工名額。按手續，這紙通知將由公社送往大隊，再下達到我手中。雖說知青上調是當年解決知青問題的政策之一，但能夠這麽快就辦下來，得到消息的我，當然相當喜悅，沒等拿到調令，便向上海家中報喜。

誰知形勢有變，早幾年就出了個內部文件，對因病因殘喪失勞動力的知青可以讓他們退回原籍城鎮。就在我去農村的那些日子，那個政策的口子有所鬆動，放寬了疾病的條件，一傳十、十傳百，越來越多的知青準備通過這個途徑離開農村。母親了解了病退程序，正準備通知我呢。我家隔壁弄堂有個女子，她也插隊落戶到寧波，但不和我同一個公社。同病相憐，在上海時我們還比較談得來。母親說她正在鄉下辦病退手續呢，叫我無論如何先和她聯係一下。

那天我問姐夫借了自行車，那是輛男式的28寸載重車，我騎車從鎮上出發到她那公社去。田埂路高低不平，坑坑窪窪，半途時，天空烏雲密布，不一會兒，傾盆大雨潑頭蓋腦地倒下來，荒郊僻野的，連個躲避的地方都沒有，渾身透濕。好不容易尋到她的住所，沒見著人，得知她已拿到公社同意病退的材料回滬了。至今仍清晰地記得那雨後泥濘不堪的田埂路，也幸虧我十幾歲就學會騎車的“童子功”，竟然能安然無恙不摔不磕地騎了回去。

拿上調令到北侖港報道，從此領工資自立，多現成的事；放棄調令搞病退，農村退出沒問題，上海是否接收？多懸心！萬一雞飛蛋打，該怎麽辦？我舍不得放棄那得之不易的上調機會，但母親的態度相當堅決，一定要我立即搞病退，容不得我再多猶豫。

聽說我改主意了，我小姐夫所托之人當然求之不得。又是小姐夫領著我到相熟的醫生那兒弄妥了疾病證明，公社也很快辦下了退回材料。以前吃的苦和花的錢都算是白費了。那次回滬是乘海輪，中途遇到點風浪，我趴在鋪上直吐，心情就如一望無際的大海般渺茫。背水一戰，能否成功？

（三）

回家後，立即拿著一應材料送到區政府知青辦（當時叫區革命委員會，簡稱區革會）。我的主要疾病是慢性腎炎，還有美尼爾症、腎下垂、胃病、精血不調等病症，有的病沒有硬指標，提出來也不作什麽數的。慢性腎炎是假病，每次化驗小便，用暗藏在衣服裏的針戳破手指，擠點血混在小便裏。每周三是知青辦的病退知青接待日，我從此開始了長達一年每周去那兒“報道”的病退曆程。坐鎮那兒的是不知哪兒調來的醫生，他們掌握著對我們生殺大權。一開始，醫生說我的病屬於病退條件，也許醫生也會懷疑作假，隻是不來點破。醫生丟下話來，既然病了，那就積極治療，這些病都是屬於能夠治好的或可以緩解的，所以不符合病退條件。

我當然不能讓病好轉，但每次往小便裏摻血，肉眼操作，弄不準確，於是驗血報告上的紅血球或多或少，“病情”很不穩定。這樣下去可不行，我得弄點治不好的新毛病，增加力度。我想到我在小學時右手臂曾骨折，傷後手臂功能一時無法恢複，我又聯想到周總理的手，在延安時為避讓江青而從馬上摔下來，沒有好好治療，從此右手一直屈在胸前，無法放下。我那時極瘦，手肘部的骨頭外突得很難看，我開始來硬的了，開始讓右手始終處於90度左右的位置。一星期又一星期地堅持著，時間一長，手臂僵硬了，無法再伸直。硬拉，疼得叫起來，這是條件反射，醫生能斷定那不是裝出來的。

我的右手已喪失了部分功能，病退材料加厚了，但知青辦的答複還是令人喪氣，說我的病還不夠嚴重，右手隻是部分喪失勞力，達不到“完全”喪失勞動力這個要求。當時很著急，也很氣憤，都這樣了還不讓回來，難道真的要到人橫著癱著才讓進嗎？

（四）

現在看史料方知，1978年底的統計數字，全國知青總數2000多萬，因招工、參軍、上學、病退、落實政策和開後門等公開和非公開渠道回城的約占一半，還有1000萬滯留農村。也就是說，到1978年年底，解決歸宿的人還不到一半。而我搞病退的時間是1976-1977年間，病退的門是開了，從剛開始的一絲縫到那時的一、二虎口寬，門開得不夠大，猶如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得耐著性子排著隊慢慢來。可當一個人把後路都斷了，橫下心要回城，你叫他不著急別上火，可能嗎？

沒有新的材料遞交，也沒有知青辦的“麵談”通知書，但因為心裏焦急，我繼續每周往知青辦跑，去那兒隻是聽聽消息，都是在搞病退的知青，大家說些不知從哪兒飄出來的真偽難辨的社會傳言，至於個人的病退內容和經驗則是沒有誰會如實相告的。

其實知青辦的醫生也有同情心，他的親屬中、他的朋友中，難道會沒有去邊疆的、到農村的？我申請病退的時間也長了，有一次麵談時醫生說了：你的毛病不夠啊，你還有什麽其他的毛病嗎？當事者迷啊，他的話讓我清醒，我前麵提交的病已被否決，如果不再加點資料上去，怎麽可能讓通過？我懂了，還得沒病找病，還得弄點什麽病出來。

人有時會犯糊塗，當時我真恨不得真的生點什麽病出來。急中生智，有了，我疲勞時尾椎骨經常會疼痛，得拍張X光片子查查。那時拍張片子也不容易，骨科醫生每月領限額。幸好我二舅找到了熟人，讓我很快拍到了X光片。最開心的是拿到片子和報告：有陳傷，尾椎偏右斜，第三、四節套疊。像中了個頭獎似的高興萬分，也像在黎明時看到了曙光。時間嘛，一年多過去了，病情嘛，又增加了，果然材料交上去不久後，我拿到了日夜企盼的準遷戶口的通知。

那本舊戶口本我現在還珍藏著，前麵一頁，“1969.12.24 遷出”，隔開一頁，“1977.11.28 遷入”。整整八年光陰，而且是人生最美好、精力最旺盛的那段時光，我生活在陰影之中。

（五）

轉眼1978年的春節到了，那麽多年後，我重新以上海人的身分而不再是什麽流動人口的身份呆在了上海，心情格外舒暢，心中的憂鬱和壓抑一掃而光。

重新做回了上海人，最要緊的是開始鍛煉，恢複右臂功能。忍住痛，每天無數次地把僵硬的右手臂一點點地往下拉，讓它盡量伸直，然後一點點地往上推，讓它盡量屈緊。時間太久了點，人說傷筋動骨一百天，打個石膏二、三個月後就能拆除，而我讓手臂硬僵著，何止百日？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論點終於壓住了“按既定方針辦”和“兩個凡是”，中國撥亂反正，開始走上正軌。知青返城的大門是完全洞開了，幾乎是無條件接收。像我這樣懸心吊膽地搞了一年病退的人，真有點“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的懊惱。就像大海的潮汐，大浪過後，海灘上總會有些遺留。也不是所有的知青都能如願返城的，比如那些和當地人結婚的，以不破壞婚姻和家庭為前提，他們就不再被城市接收。很多人寧願離婚，留下孽債，不顧一切地回到城裏。還有那些上調當地工礦企業的，當初脫離農門時是多麽地開心，應了一句老話叫作“笑得早的不一定是笑得最好的”，那些地方企業地處偏僻，勞力強待遇又不高，看到別人回城就隻有眼熱的份，但十幾、二十年後，他們還是買斷了工齡或辦妥了退休，陸陸續續地葉落歸根了。

也有少數個別現象，在下麵混得不錯，或做官當領導，或做生意發財，樂不思蜀，他們還瞧不起那些一窩蜂似地回城，回城後又混不好的人呢。是啊，我們這批人，起步晚、文化低，再碰到城市改革中很多企業的關、轉、並、停等大調整，回城了，也不等於進了保險箱，從此無憂無慮，還得看個人的命運造化。

文化大革命運動後來被稱作“十年浩劫”、“十年動亂”，文革中發生的一幕幕，大字報大遊行、造反有理、早請示晚匯報、抄家批鬥、文攻武衛、隔離審查關牛棚、學生大串聯、深挖洞廣積糧、野營拉練、政治學習製度、知青到農村邊疆……，這些東西對70後、80後、90後來說，已是生疏，他們可能從書本中或父母口中知道一些，但非身曆其境，到底無法真切感受。而我們，如今回憶起來，卻仍曆曆在目。

2008.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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