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隊落戶的點點滴滴（1—4）

歲 月 留 痕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早已被定性為十年動亂。我們出生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生育高峰期，當時不顧中國國情，生搬硬套蘇聯老大哥的經驗，鼓勵生養，多子多女的還被評為光榮媽媽。等到二十年後我們都到了就業的年齡，那時卻正是中國因為動亂致使經濟處在崩潰邊緣的時候，大批的城鎮青年麵臨失業的尷尬。於是領袖振臂一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這也是形勢所迫，別忘了領袖過去曾這樣寫道：“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真是此一時彼一時也。

領袖一聲令下，街上天天敲鑼打鼓地動員，學校、裏委會和父母單位三路夾擊開展政治攻勢，成千上萬計的學生被卷入這可怕的洪流裏，無可抗拒地沉浮其中。打小居住在城市的我們，突然地離開了父母的羽翼，落戶到封閉落後的農村，還得日複一日地去幹從來沒有做過的沉重的農活，承受著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打擊，這種經曆怎不刻骨銘心？十年動亂結束，絕大部分知青都告別了噩夢返回了城市，回首往事，說是“不堪回首的蹉跎歲月”也好，說是“人生經曆的一份難得的精神財富”也罷，時光無情，歲月留痕，盡管三十多年過去了，在農村生活的許多往事仍會常浮上心頭。

 

血 染 田 埂

長江中下遊地區被稱為中國的魚米之鄉，顧名思義，是盛產魚蝦和稻米的富饒之鄉，然而到了農村一看，才知道這種說法早已名不副實。我插隊落戶之地慈城，曆史上曾屬慈溪縣，那時已劃歸寧波市管轄。慈城周邊沒有天然湖泊，雖有千縱百橫的河流，但水量並不充沛的河水有太多的用途，供灌溉、供洗滌、天旱時還得供人們飲用之需（用明礬沉澱之後），河裏有魚，但少得可憐，小得可憐。

至於稻米，說來更有苦衷。相對家家戶戶人丁興旺的人口繁衍速度，田地就顯得愈來愈少。那時的政治形勢是“以糧為綱”、“備戰備荒”，隻允許在極少的土地上種植蔬菜和其他經濟作物，勉強地供村民們自己的食用，其它的土地都必須種上糧食作物，每年村裏留下不多的定額口糧後，其餘的全部由國家統購統銷。那時總是幹一些違反自然規律的事情，種糧吧，改一年一熟為一年二熟、一年三熟，還美名其曰：“向土地要糧”。畝產的提高，靠的是農民艱辛的勞力付出、肥沃田地的透支和病蟲害的猖獗蔓延。對土地的過分索取，導致投入更多的化肥和殺蟲劑，而增產的糧食，都充實到國庫，糧價由政府控製，農民一年四季的辛勤勞作，換不來生活水平的提高。

這不，說起水稻田裏無法扼製的越來越多的螞蟥，連老農民都連連搖頭歎息：太厲害了。插秧季節，一捆捆稻秧已四散地拋在水田裏，螞蟥隱蔽地藏在水田四周泥和水的交界處，等待著。當人們跳入水田裏開始插秧，螞蟥就迅疾地朝人們裸露著的小腿遊去，像極了寸許長的一根根浮在水中的黑色粗紗線，立即，每個人的腿上都或多或少的被螞蟥叮著了。

插秧好手，兩腿微分，左手滿握秧把，用拇指和食指分送給右手幾株，成一撮筆直地插入泥土，左腳外兩下、兩腳中間兩下、右腳外兩下，插成整齊的一排，動作一氣嗬成，背朝天臉向地如雞啄米似的，又快又準。如此插了幾排，就筆直的往後退一大步，他們在退步時，都不忘用空出來的右手往小腿處狠命地摞幾下，那些螞蟥，動作慢的，才剛附在腿上還沒來得及下口呢，動作快的，也隻剛弄破了表皮還沒怎麽吸到血呢。然世間萬物性各不同，螞蟥以吸血為生，聞到了熱血的氣息，又怎能趕得走？剛摞走，馬上又叮了上來，如此重複，三番五次的，人們的雙手不得閑地忙著插秧，螞蟥總有得逞的時候。

至於我這種假泥腿子，眼看著兩邊的人們都先後地越退越遠，心裏就發慌，陷在水田中央，不更成了眾螞蟥之“的”了嗎，真是顧得了手顧不了腿啊，螞蟥們遇到我這種“裸”腿，那個高興啊，邊吸還邊往肉裏鑽，等我感到了痛，那必是螞蟥鑽得太深了的緣故。輕輕地捏住螞蟥滑溜溜的那露在外麵的半個身子，把它拔出來，腿上的傷口還不斷的往外淌著血，而螞蟥的身子已漲得鼓鼓的，有食指般粗細了。

嗜血如命的螞蟥，會辨別出血腥味，往皮膚的破損處吸附上去。不僅吸人血，連黃鱔血也吸，我看到竹簍子裏的黃鱔，是插秧時被人們順手逮住的，被螞蟥叮得啪啪亂跳。它們藏在泥土裏過冬，生命力極強，據老農說，螞蟥如蚯蚓一樣，一斷二時，首尾二段，就馬上再生變成了二條，隻有用鐵絲等物直捅才能讓它完蛋。

插秧一天下來，我是腿無完膚，屬重傷，但看看其他人，腿上多多少少也都被螞蟥叮咬過，泥腿子都成了血腿子。在回村的田埂上，留下的是收工的血腿子們斑斑點點的血跡。

 “瘋” 牛

從小在心目中就認定牛是最溫順的動物之一。魯迅先生的那句“俯首甘為孺子牛”在那個時代更是經常被引用在文章中，或作為座右銘隨處可見。

不錯，在完全靠人力來耕作田地的農村，牛是農家之寶。解放後土改劃定成分，我落戶的那個堂姐家原該評為下中農的，可就在土改前不久，他家東拚西湊地買了頭牛。少許的土地又加上了那頭牛，他們不幸被劃為中農成分，家中的三子三女，從此和參軍、招工、競選農村幹部無緣，盡管他們的子女個個都身強體健、聰明能幹。

我到鄉下後，最害怕的是家家戶戶都養著的大黃狗。有的看到人就一通狂吠亂撲騰，有的卻喜歡繞在人的腳邊亂蹭，吠也好蹭也好，我都極害怕的。和狗相比，牛是龐然大物，體積不知要大多少倍，但我走在牛的身邊，卻一點都不害怕，還會友好地伸出手去撫它的背。我盯著牛的眼睛看，覺得它的眼神是溫柔的、安順的，還流露出些許的悲哀。草原上的牧民把牛糞曬幹作為燃料，而在江南的農村牛糞則是寶貴的肥料，我曾做過這樣的農活，把一坨坨濕濕的牛糞裝在簸箕裏，用手掰開揉碎後撒入一壟壟的農作物間。

可是有一天，我卻怕起牛來，馴服老實的牛突然發起瘋來。在一個不大的水泥地的曬穀場上，我看見一頭強健的牛掙脫韁繩在打穀場上來回狂奔，牛蹄踩得咚咚響，牛鼻子裏噴出一團團白霧，身後揚起一團團蓬塵。看著這頭“瘋”牛，原想穿過打穀場的我隻得心驚膽顫地止步不前。當然，彼“瘋”牛並非現在報刊上常見的真正的瘋牛，因為人們給它們喂食含有牛內髒等合成的顆粒飼料後得了瘋牛病，人如果吃了染病牛肉，病菌就可能侵入人的大腦使人致死。我看到的隻是一頭正在發情期的公牛，因不讓它和母牛們呆在一起，而把它隔離在打穀場上，在不滿地發泄著怨恨呢。

對我的驚怕和無知，周圍的人們給予善意的嘲笑。難怪農村的孩子早熟，一是生活的艱辛使他們過早的明白了柴米油鹽的來之不易，過早地割草、喂豬，做力所能及的事，幫家庭分挑了重擔；二是因為有大自然中雞鴨豬狗牛羊等許許多多這些個動物的“生活老師”，時時處處的在演示著生命的繁衍。

 

 

方 言 和 上 海 人

有這種說法，寧和蘇州人吵架，不和寧波人說話。概因吳語語調婉轉，軟糯動聽，而寧波話聽起來則是硬梆梆的。有一則笑話，寧波人家裏來了客，於是留客人用飯，主人說道：“鹹菜自家揉，淡淡的，五哥哥，莫客氣，下飯菜沒啥但飯要吃飽。”用寧波方言把這話說一遍，北方人可能啥意思都沒能聽出來，摸不著頭腦，而我們上海人聽了，卻會誤認為寧波人留客人吃飯搞了一桌子菜呢，有鹹雞（鹹菜）、茨菇（自家）、肉（揉）、打幾個蛋（淡淡的）、魚嚐嚐（五哥哥），還很客氣的說小菜沒什麽啊，飯吃飽啊。

上海的寧波籍人很多，我父親就是，13歲到上海學生意，在上海生活了七十多年，鄉音不改。從小就聽慣了寧波話的我到了寧波，一開始仍有一些話聽不明白搞不懂。比如螺螄，他們叫“螄螺”，兩個字都是第一聲，而牛奶，他們叫做“乳露”，發音和螄螺完全相同，隻是念第四聲而已。

初到農村的我，白淨的臉上戴一副眼鏡，說著一口上海話，被視為異類。頭幾天裏，隊裏的老老少少都用異樣的眼光打量著我，就像那時難得一見的藍眼睛高鼻子的外國人來到上海被人圍觀和注視一樣，那時不叫老外而叫外賓，也就是說，初到農村，我是享受到了外賓的待遇了。寧波人規矩大，親戚中長輩和同輩的直呼我其名，晚輩的就按輩分來稱呼，比我年長十歲左右，仍一口一聲的叫我“小阿姨”，他們的兒子則喊二十歲還沒到的我為“小阿婆”，弄得我好不尷尬。而隊裏其他的人，就一律“上海人”、“上海人”的來稱呼我，在我聽起來，語氣中帶著輕蔑的成分。是啊，當時的知識分子早已被打入十八層地獄後再踏上了一隻腳，誰有知識誰反動。我當然算不上知識分子，但城裏的學生，弱不經風的樣子，鼻梁上架著副眼鏡，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看到狗就嚇一跳，看到蟲子會哇哇叫，來到農村後，如果沒有家中接濟，靠掙工分吃飯必得餓死，也難怪要被農民們輕視。

難忘那次的出洋相。一日出工去鋤田，一隊人扛著鋤挨個兒走在田埂上，經過一處平整的、上麵沒種任何莊稼的田塊，他們饒著這塊地走。這不多走許多路嗎，為什麽不從田裏直穿過去呢，我也不動動腦子，抬腿就走進了這塊田裏，人立時就陷了下去，刹那間淤泥已沒上膝蓋。原來這是塊表層結起硬殼的淤泥地。周圍的人大笑著忙伸手把我拔了出來，在他們的哄笑聲中，我隻得羞愧無奈地拖著滿身的泥巴回家去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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