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房裏的玫瑰
月色如酒
我的父母是六十年代的北大畢業生，那時是五年製，記得母親曾埋怨因此而少了一年工齡。想不到近三十年風水輪流轉，等他們的女兒再踏進這所學校時，又回到了五年製，不能不感歎命運作怪。
我的身材有些特別，上身小，腿很長，輔導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給我湊了一套軍裝，小號上衣，特大號褲子。褲子雖然長短還合適，卻肥大得像條船。皮帶一打上，我的小腰不盈一握，尤其顯得滑稽，於是我立碼有了個綽號：“荷花水上漂”，它竟成了我一年軍訓的代號。更可恨的是有些人不耐這名字之長，幹脆省略叫我“水上漂”，這名字給人“輕薄桃花逐水流”的聯想，氣得我咬牙切齒，卻又無可奈何。
我們軍訓的地點是河北省正定郊外的某連隊營地。一溜磚牆把營地圍得嚴嚴實實，正前方是鐵柵欄門，有衛兵站崗，連條狗也別想溜進來，真有點當年周亞夫細柳營的味道。營房也是幾溜幾排的標準大排房，裏麵是簡陋的床鋪，一間屋裏十二個人。“簡直像監獄！”我心裏對自己說。
我的情緒很低落，因為腿上的瘡口有些潰爛，奇癢難耐。暑假到南方玩兒了一圈兒，桂林山水，衡山風光，印象不深，南方的花腳大蚊子倒著實讓我嚇破了膽，以致談虎色變。我的兩條腿慘不忍睹，腫得像陀螺。當地人說用紅花油，灑了一大瓶，無效，反而更癢。結果我的手指甲把我的陀螺腿變成了血葫蘆，在北上返京之前就開始化膿。本想以此為由，逃避軍訓，又被父親罵了一頓。隻好“輕傷不下火線”，帶了點外敷藥，便登上了軍訓的火車。
剛放下行李，輔導員便和兩個軍人走了進來。輔導員介紹說，我們同屋十二個女生是一個班，三連二排一班。兩個軍人中那個黑紅臉膛，敦敦實實的矮個子是我們的班長，另外一個白白淨淨的，像個城市兵的中等個是我們的班副（副班長）。班長是湖南人，口音很重，班副隻好連翻譯帶解釋。班副不像班長一樣不苟言笑，還多虧他照應，我才能在軍訓中“存活”下來。
班長先向我們講述了簡單的軍規紀律，特別是軍號的作用：起床號，衝鋒號，熄燈號等，都是軍令，軍令如山，不得違抗。南方女孩兒王劍嘴快，她首先發難，結果所有人笑得前仰後合，她問：“解放軍叔叔，我有個問題。”班長和班副和我們差不多大，可能比有些同學還小，這是個習慣性的稱呼。連班長都臉憋得通紅，總算沒笑出聲，沒失了他的“軍威”。
聽到第一聲軍號聲，我們還在夢裏，看表，早上四點，外麵黑乎乎的，以為聽錯了。王劍說：“是男生連，管它呢！”我們放心地接碴兒睡。第二遍軍號響時，門被一腳踹開，燈光大亮。房間裏立刻炸了窩，就像一顆炸彈開了花。我們都衣冠不整，雖然隔著蚊帳，也看得出有些女生連上衣都沒穿。班長和班副像兩尊煞神站在門口，班長的臉色鐵青。不用翻譯，他聲嘶力竭的吼叫聲我一字不差地聽得明明白白：“你們是軍人，這裏是軍營！你們還以為你們是北京城裏的大小姐？要不要我一個一個到床前請你們下塌啊？懂不懂軍號就是軍令，打仗時違令是要槍斃的。我到操場上等你們，五分鍾不到者，關禁閉。”其實我們十二個人，加我也隻有四個是北京的，其餘的都是外地的。有兩個還是當屆高考的省狀元，一個是國際奧林匹克數學比賽的第二名，天之驕子。班副的臉色也很難看。接著，門“砰”地一聲關上了。
屋裏又恢複平靜，我們麵麵相覷，不約而同地從床上跳了起來。五分鍾後，我們盔歪甲斜地站在操場上，淩晨的涼風吹得我簌簌發抖。我是班裏最高的，自然站到隊尾。不知為什麽，班長總像是看我不順眼，嫌我口令喊得像蚊子叫，問我：“沒吃飽嗎？”“本來什麽還沒吃呢！”我心裏說，但嘴上又不敢頂撞。“一二三”我喊了五六次，他才罷休。我在想，如果他是當年的孫武子為吳王訓練女兵，為了殺一儆百，首當其衝掉腦袋的可能就是我，誰讓我這麽高呢。
走正步時，班長罵我腳抬得不夠高，站都不會站，好像我是他所看不上的北京大小姐的代表。我本來從心裏看不起這個土裏土氣的農村兵，這回卻真的看到了他的大將軍八麵威風，他昨晚說過：“不想當元帥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我當時一撇嘴：“都想當元帥，還不亂了，我就不想當元帥。”這回他好像存心讓我見識當兵是咋回事。我的眼淚在眼圈兒裏直轉，總算沒掉下來。我知道，真掉下來我會被罵得更狠。還是班副維護我，他解釋說我人高重心高，需要更多練習。
吃早飯時，我們已汗透征衣。
不知道這一天是怎麽過來的，下午收操時我覺得自己都快散架了。班副叫住我：“想不想再練練走正步？我單獨訓練你。”“這是命令嗎？”我問。“不是，是建議。”“好吧。”心裏是老大的不樂意，卻又不好意思拒絕。班副好認真，蹲下來搬正我的腳，我覺得不自在，腿上的瘡口似乎更癢了。也許軍隊就是這樣，沒有隱私權。這樣的好幾天，我真有些不耐煩，但好像班長真的不太挑剔我的正步了。
晚上在水房洗衣服，旁邊的白清與另一個女生不陰不陽地揶揄我：“有張漂亮臉蛋兒就是有用，護花的男人有的是，班副都忙不迭地給她開小灶。”我鼻子裏“哼”了一聲，反唇相譏：“誰稀罕？你喜歡也可以到大太陽光底下多站一個小時，班副隻怕求之不得。”
白清是我進北大認識的第一個同學，是個個子矮矮的、戴著深度近視眼鏡、其貌不揚的女孩。還在排隊領校徽和學生證時她已經把班裏２８個同學的“底細”都摸清了。白清是四中畢業的，雖然不是狀元，卻是北京同學裏高考成績最好的。我，很慚愧，高考是全班倒數第三。本以為進了北大，原來的中學和高考成績都不重要了，沒想到還有跟“曆史”這麽較真兒的人。不知白清怎麽打聽到我父母也是北大畢業的，另一個北京女生王穎和我是好朋友，她告訴我白清到處傳播“水上漂是典型的繡花枕頭，那麽低的分數不知是走什麽後門進的北大。”我心裏雖然有氣，卻又有口難辯。
對我的回答，白清也“哼”了一聲，轉向另一個女生說：“真有這麽不知廉恥的，靠爹媽進北大，感情是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班長是明白人，就知道她是中看不中用的。”我有些惱羞成怒了，王穎氣不過，插嘴了：“有啥奇怪的，班長嫌水上漂個子高，傷了他男人的自尊心。”這好像觸動了白清的心事——她也很矮，她再沒擠兌我。我一方麵感激王穎替我解圍，一方麵又怨她竟也叫我水上漂。
軍訓的一個節目是疊被子，被子要疊得像刀切的豆腐塊兒一樣。我從小在家就沒怎麽疊過被子，但自以為我疊的被子也不是全班最差的，班長卻不依不饒，把我的被子打散了好幾回。班副於是手把手地教我，這兩人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都讓我難堪。
軍訓不到一個月，我們都掉了不少體重。一兩多的茴香餡兒的包子我連吃八個還不覺得飽，油水兒實在太少了，體力消耗又實在太大了。營地裏有個小賣部，但什麽都沒有，又不能出軍營。每天吃飯前還得唱軍歌，哪個班唱得響哪個班先進去吃。於是我們的肚皮和嗓門兒一樣嘹亮。“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我是一個兵”，“打靶歸來”。開始還有人抗議這是非人待遇，結果沒幾天，這些抗議的人也是唱軍歌最響的。
軍號總是在早上四點就響，從起床到吃早飯的空間其實是一天中最長的一段。有一天早上是野營拉練，我跑在最後麵，一邊跑一邊睡，我已經累得做什麽都能打盹兒了。奇怪自己為什麽不生病，也好休息一天。突然間腿上一陣生疼，好像瘡口又裂開一樣。睜眼一看，班長正在我旁邊，不知他是踢了我一腳還是用他手中的小旗杆抽了我一下，反正我徹底清醒了。定睛一瞧，難怪他生氣，隊伍早沒影兒了，沒挨四十軍棍，我就得感謝蒼天後土了。我一言不發地跟著班長，心裏忐忑不安，不知回去他會怎樣罰我。追上隊伍，他們居然都在稍息等我，我更難受了。誰知班長這回並沒有大做文章，我於是平生第一次由衷地感激他。
月底是中秋節，我們每人發了四塊硬得像車輪一樣的北京月餅，還在營地裏的禮堂放了場電影，並被允許便裝出營四個小時。那是軍訓以來我最快樂的一天。不知為什麽，小時候羨慕穿軍裝的，真穿上了，才知道是這麽單調，想瘋了換便裝。
正定府沒什麽特色，惟一的特產就是可以和月餅一比硬度的燒餅。但正定府卻有一人造之景觀，那就是當年拍電視劇“紅樓夢”時建的榮寧二府，給這個土包子城市平添了一點富貴之色。回到營地，我們每個人都是滿抱的食物。我們都饞瘋了，連最土的米花糖都成了好東西。
我腿上的瘡越來越多，越來越厲害，外敷藥都被膿水衝掉，根本不管用了，洗澡跟受刑一樣。我好委屈，好煩惱。出操時細心的班副終於發現了，他向班長請假，帶我去衛生所。
其實衛生所就在操場後麵，小賣部旁邊，從窗戶望出去，正看到出操的士兵。班副把我交給一個身高有一米八還掛零的、穿白大褂的、清清瘦瘦，斯斯文文的軍人，臨走囑咐我不用著急歸隊，班長那兒有他應付。我好感激班副，沒有他，我真不知如何活過來。
這個高個子軍人介紹自己叫李紅軍。我心裏暗笑：“這麽不俗的人，卻這麽俗的名字！”李紅軍是這裏惟一的醫生兼護士。李紅軍仔細地檢查了我的腿，告訴我說這叫黃水瘡，是南方病。他一點不嫌髒，蹲下身子，輕輕地給我上藥，輕輕地給我包紮，真想不到一個大男人竟如此溫柔，更讓我驚訝的是他是個入伍有八年的老兵了，盡管他隻有二十五六歲。“你喜歡軍營嗎？”我問。“有什麽辦法，爹媽都是修理地球的，上大學談何容易？我還有三個姐姐，一個哥哥，參軍對我們來說是最好的出路了。”我無言，生長在北京城裏的我雖然知道上大學對很多人家都是奢侈品，卻從沒有感同身受。
包紮完畢，李紅軍站起身，對我詭秘地笑。“我可以走了嗎？”我問，他說：“光上藥不行，你耽誤得太久了，得打消炎針。”“能不打嗎？”我都不記得上次打針是什麽時候了，母親說我雖然細條條的，但身體從來就很好，感冒發燒一挺就過去了，連去醫院都沒來得及。“恐怕不行，”他說，“膿水太多，外敷藥呆不住，效果不會太大，你可以等一周再看看。”“打針打胳膊嗎？”我又問。“不是，那兒的血脈不成。”“那打哪兒？”我害怕了，他笑而不語。我不知道我的臉是否紅了，但我知道一團火直燒到我的脖根。
我不知我是怎麽出的衛生所，窗口門前有一些探頭探腦，擠眉弄眼的大兵，我感覺他們好像都在嘲笑我。我不知道李紅軍說的是真是假，但我希望不用再回來。
果然像李紅軍所說的，我的腿不見一點好轉，反而更糟，我都懷疑這樣下去會最終全部爛掉。我實在忍無可忍，向班長請假去衛生所，班長無二話，他好像刹那間有了同情心。還是李紅軍，還是那樣詭秘的笑。我覺得很羞愧。“你放心，我不會看你的。”“你不看，那你瞎打呀？”“我會看，但不是……”他有些語無倫次了。我想起在北京街頭曾見過農村婦女撩衣服給孩子喂奶，全無所謂，我想我也許太小題大作了。
李紅軍很明白我的尷尬，他把閑人趕開，關上門窗，拉上窗簾。他為了讓我放鬆，邊打針邊和我聊天兒。他說他沒事兒時也常在窗口看出操，看到我好幾回，說我挺引人注目的。“是不是我最高最傻？”我在矯情。“不是，”他說，“你最漂亮。”我心裏一陣得意——等的就是這句話，想不到大兵的嘴也會這麽甜，並不都笨得像棉褲腰。
我正準備離開，他叫住我說還得再來四次，一共五針。我已經無所謂了，覺得能來衛生所躲避操練也不錯，便很痛快地答應了。
第三次來衛生所是周末，連隊放假，但不能出營門。李紅軍好像剛從外麵回來，手裏拎的像一包水果小吃，我不禁咽了咽口水。他第一次問我訓練的情況，我說班長很凶，班副還行。他說其實我的班長是這裏最好的，雖然嚴格些，但他帶出的兵在演習中是常勝不敗的。我告訴他我現在在練射擊，單發還行，連發十顆子彈九顆飛天，而且差點走火傷人。最難過的是衝鋒槍的後座力把我的肩膀都震掉了。他說打衝鋒槍是有竅門兒的，我回去一試，果然肩膀不再受傷了。
我正準備離開，他把那包水果點心遞給我。“這是？”我不解其意。他說：“拿去給同學們分分，你們這些大學生，也不容易。”我有點慌了，從來沒經曆過這個，這是不是糖衣炮彈？他是不是好人？我心跳如雷。
我沒有拿，我覺得我不該拿。我不知道他們每個月有多少津貼，肯定不會多，我和他算什麽呢？但我有了心事。每次出操跑步經過衛生所，我總覺得有雙眼睛在盯著我。終於有一次，我鼓起勇氣猛回頭，正看見李紅軍站在窗口，似乎在笑。我的心不禁劇烈地跳。
“停止前進，”班長大喊，“立正，向右轉，向前看，稍息。”他走到我麵前，“你，出列。”我哆嗦了一下，心中暗暗叫苦。“是”，無奈，我一步向前，感覺白清在我身後冷笑。
“為什麽回頭？還有沒有組織紀律，都算老兵了，還這麽散漫？”“報告班長，我，我，我脖子癢。”我不知所雲。我聽見身後有人笑，恨不能有個地縫鑽進去。
“脖子癢就回頭，知不知道，當年抗美援朝，有個士兵為了不讓美帝發現我軍的目標，被燃燒彈活活燒死也不動一下，什麽精神？”我咧嘴：“太慘了！”但我沒敢出聲，依舊昂首挺胸，目視正前方。“回去關你禁閉，好好反省反省！”我有些發傻了，還沒有女兵被關過禁閉呢，以後咋見人？
班副總是在最關鍵時候救我，這也許是白清最討厭他的緣故，說他是好色之徒。班副說：“下不為例，這次記過一次。”班長好像也覺得罰重於過了，沒再堅持，我在心裏對班副真是感激涕零。
再見李紅軍又是一周以後了，他對我說團部有台縫紉機，他可以求人幫我把褲子改改，太難看了，腰也太肥了，兜不住。我猶豫了半晌，想起那個外號，我答應了。改回來的褲子確實好多了，雖然還是有點大。我有點懷疑不是縫紉機改的，針腳不太像，但我沒有問。
“對了，你叫什麽名字？”李紅軍問，我笑得直不起腰，認識這麽久，他才想起來問。我眼珠一轉，留了個心眼兒，“我姓何名花，我叫何花。”心裏在罵自己：“怎麽把外號用上了？真土。”“好名字！”李紅軍讚道。“到底是農村人。”我暗暗撇嘴。
都有點盼去衛生所了，一來可以逃避操練，二來不用看班長的臉色，三來可以無拘無束地聊會兒天兒。我喜歡神侃，在軍營根本沒得機會。熄燈號一響，不睡覺就是跟自己跟大夥兒過不去，本來就沒幾個小時能睡覺。
最後一次去衛生所打針，我心裏有一絲遺憾——再沒有理由來這裏了。那針也神奇，我的腿好利索了，雖然留了幾塊若隱若現的疤痕。李紅軍送了我一包點心，我不再拒絕，但我偷偷塞了十塊錢在他的白大褂口袋裏，我不想欠他的。他叫我別拘束，有空來玩兒。這包點心惹得王穎好一頓盤問。
好久我沒去過衛生所，但每次去小賣部，總不自覺地向衛生所望一望，隻有幾步之遙而已，我知道我管不住心猿意馬。
一天正在和班副練臥倒和匍匐前進，冷不丁抬頭，李紅軍正站在我麵前，衝我微笑招手。我嚇得汗毛直豎——我不是做夢吧？扭頭看班副，他沒什麽反應。我抽身跑過去問他：“你怎麽在這兒？”他背個小藥箱，一臉的詭笑：“怎麽不去我那兒玩兒，怕我吃了你？”他說有個男兵休克了，他來救護，順便來看看我。我有些慚愧，說的也是，我為什麽不能大大方方地去他那兒玩兒，難道我心裏有鬼不成？
我約了王穎去衛生所玩兒，回來王穎也是一臉的詭秘：“好英俊，”她說，“還不快抓住，等什麽？”“你胡說什麽呢？”我佯怒。“裝什麽假正經。我再明白不過了。”我方寸大亂，我以為這不應該發生，但王穎以為很正常。“怎麽可能？他是農村人，又沒什麽學曆。”“愛情是無條件的。”她說，“說什麽愛情，也太早了點兒。”“對不起，咱不知道您尚未成年。”王穎好整以暇。
熄燈號響了，我失眠了，想起明天又可能挨罵，我更輾轉反側了。
我忍不住時不時地去李紅軍那裏，但絕口不談感情，隻是東拉西扯說閑話。李紅軍的眼光有時熾熱，有時無奈，有時悲哀，但他也沒提起過。他仍然買東西給我，我也仍然給他錢，他並不拒絕。我下定決心，這絕對不可能，我的父母如果知道，不會饒了我的。大學生活還沒正式開始，我就要斷送自己的前程嗎？
後半年的軍訓生活過得挺快，當畢業典禮上我們齊呼“首長好”時，當我看到證書上我的連級幹部軍銜時，我看到了北京，燕園已經在招手了。我去和李紅軍告別，他有些哽咽，我好難過。他擁抱我，我扭過臉，不給他吻我的機會，我隱隱聽見他歎了口氣，我的心裏在流淚。
在踏上火車時，班長班副來送行，班長的眼裏竟閃著淚光，我好生驚奇。遠遠地，在送行隊伍的最後邊，最不引人注目的角落，我看到了李紅軍，我的心不自主地抽搐。
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吃的，一陣囫圇海吞。母親好心疼，說我成了黑蹦筋兒，但生活有條理多了，看來這次軍訓有價值。
回校一個月，收到班長班副的信。我心裏下意識地盼李紅軍的信，但又轉念他不會沒有這點自知之明。晚上晚自習回樓，看樓的老太太問白清：“你們屋有沒有一個叫何花的？有封她的信。”“何花，這麽土的名字，不是水上漂吧？”“瞎說什麽？”王穎白了她一眼，轉對老太太：“技術物理係有一個，我幫您帶上去吧。”我已經感覺不到我的心跳了。
拆開李紅軍的信，上麵沒有抬頭和落款，隻有兩個大字——想你！我的淚水立刻漫上了博雅塔。我沒有回信，我不敢，我隻是反複默默地唱那首最流行的歌曲：“曾經是對你說過這是個無言的結局，隨著那歲月淡淡而去……。”
到美國後的第一年，我認識了一個台灣來的博士導師，他說在台灣，男生大學畢業都要從軍一年。他的一個朋友在守金門時複習托福，竟沒看到敵軍飛機飛過。軍法無情，結果軍事法庭判了死刑，槍斃時他哭成了一灘泥。我不知道這故事的可信度，但我知道我聽得毛骨悚然。比起這個故事來，我的軍訓真是小菜一碟了。
到美國後的第二年，和男朋友去打靶。男朋友對我的槍法讚不絕口，說我是神槍手。我瀟灑地吹吹槍口上似有似無的白煙，自鳴得意：“那是，好歹咱也是個正連級，能帶百八十號人馬呢。”有意無意之間，李紅軍的臉，那個有近十年軍旅生涯而仍然溫柔似水的男孩子的臉又浮現在眼前，我興致頓失，“走吧！”我說。男朋友因為比不過我，也興味索然，我們一同走出了射擊場。
打那以後，我再也沒摸過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