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對曆史保持溫情和敬意

書架上有一本192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年鑒》，厚厚一大冊，因為時間的關係，書已泛黃。年鑒是資料性的東西，作為書來讀的時候極少，如果遇到了涉及那個曆史時期的史料，有時會拿出來查閱一下。商務當年出版的此類書很多，我有幾種，編輯水平都很高。像《重編日用百科全書》（1934年出版），三大冊，保存了當時很多重要的史料。如果研究民國時代的日常生活，特別是日常生活中的器物，這套書很有用，我對民國時代一些事情的認識，就與常常翻看這本書有關。

《中國年鑒》出版時，北伐還沒有成功，但從年鑒收入的各種資料看，這個社會還是在努力，並很有一些新東西。

我們讀曆史，如果先從資料下手，有時反而會更容易看到真實的情況，而再好的教科書也難免有誤導人的地方。看這本年鑒時，注意到兩件小事，特別有感慨。一是那個時代真是落後，人民真是貧窮。書中有一個“中央任用各官赴任程表”。是規定官員任命和到任的期限，當時分為“有交通的地方”和“無交通的地方”。

以北京為中心，到順天要十日，直隸十五日，奉天二十日，吉林二十五日，龍江三十日，山東二十日，山西二十日。這是有交通的地方，而沒有交通的地方，我們今天聽起來真是恍如隔世了。到熱河三十日，陝西四十日，甘肅七十日，四川六十日，廣西六十日，貴州一百日，雲南一百日。往南到廣東是三十日，江南其它地方也要二十日。最遠是新疆，期限為一百六十日。

從官員赴任的期限看，那時社會是一種什麽樣的情形，大致可以有一個了解，當時中國隻有極少的工業，所有現代化的東西還隻停留在觀念裏，這是它落後的一麵，對於這一麵，我們今天是完全有資格來給它一個評價了。但在另一方麵，我們卻不一定有資格來評價它，這就是當年的政治結構和地方自治。

比如1911年頒布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整個框架體現了現代憲政思想的理念，《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已有這樣的規定；“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人民保有財產及營業之自由；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人民有書信秘密之自由；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人民有信教之自由。”它在宗教一欄中列出的就有：孔教、道教、佛教、回教、猶太教、基督教等，而且對外人在華的教會人數、神職人員、團體和所有活動都列表統計，非常真實。

《中華民國憲法案》第四章是關於國會的內容。參眾兩院議員選出辦法，大體與美國相同，參議員按地方議會及選舉團體選出，眾議員按人口比例選出。具體條款我就不說了，隻說兩條：第四十六條規定：兩院各得受理國民之請願；第四十七條：兩院議員得提出質問書與國務員或請求其到院質問之。

民國初年的憲政曆史本來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有人認為並沒有落實，隻是一場鬧劇。我以為不能這樣看，民初的憲政曆史是有問題，但那個問題是憲政實現初期必然要經曆的過程，此點當年許多憲政專家都已指出過。更重要的是要看那個憲法的內容有沒有與世界文明主流融合的傾向，如果在這個意義上來評價民初憲政曆程，我以為就比較符合實際。

我手邊還有一本1946年申報館出的《申報上海市民手冊》，對於上海第一屆市議會選舉的整個過程記載甚詳。我把它的條文和選出來的議員仔細對比了一下，感到很有啟發。

這本手冊還附了許多照片，其中就有當選市參議會議長的潘公展宣誓的照片。我查閱了當選市參議員的簡曆，有兩個感覺，一是文化程度很高，多數人有大學和留學經曆；二是相對年輕，基本是四十歲左右的人為主。整個憲政的設計和操作過程基本上是以歐美憲政曆史為參照的。

手冊對於這次完成了的市參議會的選舉有兩個評價：

一是：“民主政治的基礎，基於民權的運用，基於政府與人民平等權力的調和，務必使民選而受人民監督的政府，真正為人民謀福利，達到‘民治、民有、民享。’”

二是；“參議員是人民的代表，他們從社會各階層，各區域，各團體中由市民投票選舉而產生出來，代表市民參與督促市政，代盡言責。在這種意義上，上海市參議會的成立，實是全國政治邁向民主憲政的一步，它是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記程碑。”

了解了這段曆史，如果再聽到有人說中國人教育水平太低，憲政會把最壞的人選出來那種話，我是不大相信了。

民初中國的憲政曆史不是沒有問題，而是問題很多，但那些問題是操作中的問題，而不是能不能操作的問題。

中國現在是在鄉村開始民主試驗，西方對此評價甚高，這自然有他們的道理，多少有一點，總比一點沒有要好，但這個評價如果過了頭，就不對了。

我看過中國憲政專家、當時西南聯大政治係教授張佛泉在《今日評論》（錢端升主編）上的一篇文章，他有一個意思是說，憲政在中國是一個新東西，而中國所有的新東西都是從城市開始的，他對當時中國已經開始的市縣地方自治都提出了批評（而如今還隻在鄉村試行），他認為重要的問題不在那裏。我想他那個意思在半個世紀以後，可能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