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民病”,流氓亦英雄

　　日本國民的通病,流氓壞蛋也英雄

　　日本社會麵臨多種被稱為“國民病”：這些疾病影響廣泛，對社會和經濟產生顯著影響。從一百多年前直到二戰結束,日本有不少才子佳人都死於“結核病”。 例如夏目漱石的人生知己、大才子正岡子規,當年就因為肺結核咯血不止,奄奄一息,連夏目漱石前往英國留學,都無法去碼頭送行,隻能在病榻上寫。從明治到大正甚至到日本戰敗之前,日本人的國民病不是花粉症,而是結核病。

　　19世紀末的日本受到一種被稱為“國民病”的疾病肆虐。它不僅侵襲普通民眾，更是對日本軍隊造成了巨大的威脅。這種疾病就是腳氣病，它讓患者體重下降、精神萎靡、心律失常，甚至導致死亡。當時的日本軍隊深受其害，戰鬥力大幅下降。在這個危急時刻，一位名叫高木兼寬的海軍軍醫站了出來救了日本國民。

　　從上世紀1998年開始,日本又患上了國民病：花粉症。患者每10年約增長10%,2019年患者比例已達到42.5%,國民醫療保險負擔的治療過敏性鼻炎的費用高達360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73億元)。

　　花粉症在日本患者眾多，近一半人口可能受到影響，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問題。患者人數持續增長，2019年比例達42.5%，並對消費、醫療支出和工作效率造成經濟負擔。花粉症已成為日本名副其實的“國民病”。

　　癌症：癌症是日本最常見的死因之一，被稱為“最高之死”。

　　患病幾率較高，男性約63%，女性約47%，進入“兩人中一人患癌”的時代。高發與老齡化、飲食西方化、吸煙等因素相關，但早期診斷和治療進步使5年生存率顯著提升。

抑鬱症：抑鬱症在日本患者數量龐大，估計超過270萬人，影響工作和生活質量。

　　斜視：斜視在日本較為普遍，每50人中約有1人患病，患者人數超過270萬，可能影響視覺功能和日常生活。

　　其他疾病：如哮喘等慢性病也具有一定影響，但上述疾病在社會討論和數據中更為突出。

　　這些疾病反映了日本在公共衛生領域的挑戰，政府和個人正通過政策、預防和醫療進步積極應對。

　　當今在日本日本國患上了新的一國民病：“英雄渇望症”

　　“逢廟就得上貢，見寺就得燒香”是中國民間俗語，原指信徒在寺廟祭拜的行為，後衍生為比喻辦事過程中需向多方送禮打點的處世現象。俗語通過“上貢”“燒香”等具體行為，隱喻為達成目的而四處求情的社會現實。

　　當今令和年代的日本就出了“高大上”形象的英雄：高

市早苗、大

穀翔平、山上

徹也。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受到特定人群的關注和崇拜。當然名符其實真本領，天選之子真英雄：大穀翔平是棒球界的天選之子：超高的天賦，高中就定下一生規劃，罕見的能投又能打，192的身高與帥氣的長相，23歲登陸MLB，簽約頂級經紀公司CAA，引發30隊哄搶，7支球隊被選中進行最終的爭奪，最終選擇洛杉磯，希望改變MLB百年來的曆史……這樣的履曆，也難怪生態圈專欄作者、知名解說員都會高呼——“這都是什麽人啊？上帝是不公平的！”

　　日本自民黨支持率逐下降，“英雄”高市氏支持率高不降低。

　　日本國民病之一是“崇拜英雄”不論其好壞的悲劇，哪怕是出現新一代的東條英機再來也會為之喝采送賛禮，哪怕是鬆岡洋右再出世也力為之頌揚竭盡全力。哪怕山本五十六重生日日本也會相信有自已的戰神全世界無敵。而今寄托希詒於高市早苗就相信首位女首相能帶他們在重拾信心的道路上奔跑到底！

　　從表麵上看，日本是一個高度發達的現代化國家，但它的內核卻依然保留著濃厚的封建色彩。 整個社會存在著一種無形的、森嚴的等級製度。 這種製度最明顯的證據，就是政治和經濟資源的世襲壟斷。

　　在日本政壇，核心權力被五大政治家族牢牢把控，它們分別是安倍家族、麻生家族、鳩山家族、小泉家族和福田家族。 這些家族通過門閥聯姻和世襲罔替，構成了日本政治的核心圈層，首相職位常常隻是在幾個世家大族之間流轉。

　　在經濟層麵，日本的命脈則被六大財團所操縱，包括三井、三菱、住友、富士（芙蓉）、三和以及第一勸業銀行財團。 這些財團通過複雜的交叉持股方式，結成一個巨大的利益共同體，控製了日本絕大部分的經濟資源。 這種政治世襲和經濟壟斷的結合，使得日本社會結構異常穩定，但也極度固化，普通人難以跨越階級的鴻溝。

　　這些門閥和財閥並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並且共同圍繞在一個核心周圍——日本天皇。 天皇製是世界曆史上最長的君主製度，近代明治維新後宣稱“萬世一係”並寫入憲法。 盡管二戰後天皇已不再是擁有實權的國家元首，但其作為“日本國的象征”的地位，使其成為維係這些傳統權勢集團的精神紐帶。

　　二戰結束後，美國原本有機會對日本的社會結構進行徹底改造，包括清算天皇的戰爭責任和解散財閥。 但由於冷戰的需要，美國將日本打造成東亞的反共橋頭堡，這一清算過程被擱置了。 雖然美國占領軍采取了“解散財閥”的措施，對財閥的壟斷勢力造成了一定打擊，但隨著戰後日本經濟的複蘇，這些財閥又以新的形式重新集結起來。 對於裕仁天皇，美國更是選擇了保留其象征地位，隻迫使其發表了否定神性的人間宣言。 這使得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根源和社會基礎未能被根除。

　　曆史記錄了天皇製與軍國主義的緊密聯係。 明治維新後頒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規定“天皇神聖不可侵犯，總攬統治權”，確立了二元製君主立憲製政體，這種保留封建殘餘的政治製度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重要根源。 在二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長期推行“天皇崇拜”，將天皇塑造成“神授統治者”。 即便在戰爭後期日本敗局已定，裕仁天皇仍拒絕投降，甚至喊出“一億玉碎”的口號，號召國民為天皇而死。 直到遭受原子彈攻擊，他才不得不接受終戰協議。

　　這種對天皇的絕對服從和崇拜，成為一種精神枷鎖。 在日本，即便是最極端的右翼分子，在天皇麵前也會表現出畢恭畢敬的態度，因為天皇是他們極端思想的精神圖騰和最終寄托。 這種深植於社會文化中的觀念，使得軍國主義和極右翼思想始終存在回潮的土壤。

　　天皇製不僅與政治、曆史問題相關，也滲透到日本的社會文化中，與一些社會現象存在間接關聯。 例如，日本社會強調的“不給別人添麻煩”的傳統，深深紮根於其文化，造就了日本人高度自律但也容易產生疏離感的國民性格。 這種文化氛圍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對權威和曆史問題的公開反思與批判。 再如，日本社會麵臨嚴峻的少子老齡化問題，　2023年老齡化率高達29.1%，這雖然是全球性現象，但其背後的社會結構僵化、年輕人生存壓力大等問題，也與固化的社會階層存在一定關聯。

　　在審視日本社會的各種頑疾時，無論是表麵上的政治世襲、經濟壟斷，還是更深層次的曆史修正主義風險和文化壓抑現象，都會發現它們最終以某種方式指向了同一個核心。 這個核心就是天皇製度，它作為日本傳統權力結構的象征中心和精神支柱，持續影響著這個國家的走向。日本人心中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