咀外文嚼漢字（407）“運命” 與“命運”

　　日文的“運命”：意思是氣數、命中注定的遭遇，其同義詞為“命運”。
　　古代的人常言“運命”而非“命運”。運命者即事情的預先注定的進程也。指生死、貧富和一切遭遇；或指天命氣運。魏晉時期的李康《運命論》：“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唐代的張九齡《感遇》詩一二首之七：“運命唯所遇，循環不可尋。”
　　在二十世紀初的文章中，運命與命運同時使用的，比如，魯迅在《花邊文學》中就有一篇雜文叫《運命》，其中多有關於運命的描述，與今天常用的命運意思完全相同。南朝 宋的鮑照 《擬行路難》詩之十八：“對酒敍長篇，窮途運命委皇天。””楊沫 《青春之歌》第一部第二五章：“兩個運命相同的女人，在寂寞的深夜裏，悄悄互相談著她們的衷曲。”
　　從詞匯的角度說，運命和命運是一組同素異序詞，就是意思相同、語素相同、語序不同。現代漢語中習慣多用命運。
　　法文：Les Destineées；英文：fate、 destiny、 fortune、 lot、 luck、circumstance、 weird、kismet......。
　　命運與運命相同又不同
　　命運，這個詞常常讓人們感到神秘和不可控。但如果深入思考，會發現它其實有著更深的內涵。當你麵對一件事情時，按照你過往的性格和邏輯所做出的行為，這就是命。簡單來說，命就是你的本性，是你一貫的行為模式。
　　然而，有時候事情的發展並不完全按照我們的預期進行。比如，某件事發生了，但你的反應卻與平時大相徑庭，甚至完全相反。這時候，稱之為運。運，就是變化，是命中的變數。
　　運命其實是潛意識的體現。每個人的潛意識都在無形中指引著我們的人生，而人們卻常常稱之為“命運”。運是改變，命是定數。當我們說“逆天改命”時，其實是在說改變自己的本能和習慣。
　　命運並不是一個神秘的力量，而是人們自己的選擇和行為的結果。當人我們麵對挑戰時，是按照自己的本性去應對，還是勇敢地改變自己，這取決於自己。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無論遇到什麽困難和挑戰，都有權利選擇自己的道路。
　　《運命論》是三國時期文學家李康創作的文學作品，主要探討國家治亂與士人出處間的關係。文章先用史實論證“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的觀點，然後提出“樂天知命”的主張，最後告誡人們應明哲保身。聯係魏晉時代的社會環境及作者本人的不佳境遇，這些看似消極的觀點實際曲折地表現出作者的人格和骨氣。
　　李康在文中認為，人生的安定與動蕩是由天運決定的，窮困和顯達是由天命決定的，富貴和貧賤是由時機決定的。他強調人們應當順應天命，明哲保身。

　　運命論：治亂，是由命運決定的；窮達，是由天命決定的；貴賤，是由時機決定的。所以命運將要隆盛的時候，必定產生聖明的君主；有了聖明的君主，必定會有忠賢的臣子。他們彼此的相遇，不是互相訪求而是自然地走到一塊來的；他們彼此的相親，不是有人介紹而是自然地親密起來的。一人吟唱而另一人必定應和，一人謀畫而另一人必定聽從。彼此道德混同齊一，輾轉相合有如符契。無論得失都不會懷疑彼此的誌向，讒言挑撥也不能離間他們之間的交情，這樣然後才取得了君臣之道的成功。他們能夠取得這樣的成功，哪裏僅僅是人為的呢？給予的是天，告知的是神，玉成的是命運啊。
　　黃河水清就有聖人誕生，神祠鳴響就有聖人出現，群龍出現就有聖人君臨天下。所以伊尹，原是有莘氏陪嫁的奴隸，卻輔佐商湯做了阿衡；太公，原是在渭水邊上釣魚的微賤老人，卻輔佐周朝做了尚父。百裏奚在虞國而虞國滅亡了，到秦國後秦國卻成了霸主，不是百裏奚在虞國沒有才能而到秦國後就有才能了。張良接受黃石公授與的兵書，誦讀記載了三略學問的書籍，然後用所掌握的學問遊說群雄，他說的話，卻像用水潑向石頭一樣，沒有一個人接受。等到他碰上漢高祖，他說的話，就像將石頭投向水中一樣，沒有一次受到抗拒。不是張良在勸說陳涉、項梁時就笨口拙舌，而在勸說沛公時就能說會道。那麽張良說話的技巧前後是一樣的，有人不明白前後結果不同的原因是由於不明白君臣所以合離的道理，君臣合離的原因，就像神明之道一樣。所以前麵提到的四位賢人，姓名被史籍記載，事跡應乎天事合於人心，這哪能用賢明愚昧來加以量度呢！孔子說：“聖人清明在身，氣度誌向如神。君臨天下的欲望將要來到的時候，神靈在為之開路的同時必先為之預備好輔佐的賢臣。就像天將降落及時雨時，山川為之出雲一樣。”《詩經》說：“中嶽嵩山降下神靈，生下了呂侯和申伯。就是呂侯和申伯，輔佐周朝成了中堅。”這裏說的就都是命運啊。
　　豈隻是振興主人的人，導致亂亡的人也是這樣。周幽王被褒姒惑亂，其反常怪異開始出現在夏朝宮庭；曹伯陽得到公孫強，跡象最初出現在社宮；叔孫豹寵信豎牛；禍亂在庚宗時就已造成。吉凶成敗，各按命運所安排的到來，都是不用尋求而自己就走到了一塊，不用媒介而自己就親密了。以前聖人受命於河圖洛書，說：以文德受命的人，七世九世後就要衰微；以武功興起的人，六世八世後就要重新謀畫振興之策。到成王將九鼎固定在郟鄏，占卜的結果是傳世三十代，享國七百年，這是上天所命令的。所以在幽王、厲王之間，周王朝的治國之道就大大敗壞；齊桓、晉文二霸之後，禮樂就衰落下來；文德浮薄的弊病，漸漸地在靈王、景王時產生；巧辯欺詐的風氣，在七國時形成；極端的殘暴，累積於終於滅亡的秦朝；看重文章風尚，在漢高祖劉邦時被拋棄。即使是仲尼這樣道德最高尚的人，即使是顏回，冉有這樣的大賢，以禮法為準繩大力推行文德，在洙水、泗水之間和顏悅色地教學，也不能阻止浮薄風氣的產生；孟軻、孫卿，那樣效法顏、回冉有和仰慕至聖孔子，從容奉行正道，也不能在末世發揮應有的維係作用。天下終於發展到大道沉溺的地步，而無法再加以援救。
　　像仲尼這樣有才能的人，其才能卻不合於魯國、衛國的需要；像仲尼這樣有口才的人，其言在魯定公、魯哀公那裏卻得不到施行；像仲尼這樣謙遜的人，卻被子西所妒忌；像仲尼這樣仁愛的人，卻同桓魋結下了仇恨；像仲尼這樣有智慧的人，卻在陳國、蔡國受到了委屈困厄；像仲尼這樣有德行的人，卻從叔孫武叔那裏招來了讒毀。其思想足以救助天下，卻不能比別人更尊貴一些；言論主張足以治理萬世，卻不被當時的國君信用；德行足以應合神明，卻不能在世俗間得到推廣。先後應聘於七十個國家，卻沒有碰上一個合適的君主。在各國之間到處急奔，在公卿之門遭受屈辱，仲尼就是這樣得不到君主的賞識。到了他的孫子子思，仰慕先聖之道、具備先聖長處但還沒有達到完美的地步，卻厚遇自己培養高名，其聲勢傾動了國君。他所遊曆過的諸侯國，沒有哪一個諸侯不駕著四馬大車登門拜訪；即使是登門拜訪的人，也還有不能坐上賓客位置的。仲尼的弟子子夏，是一個登上了正廳但還沒有進入內室的人。隱退告老在家，魏文侯拜他為師，西河地區的人們，恭恭敬敬地向其德行歸附，把他同夫子相提並論，而沒有一個人敢對他的言論妄加非議。所以說：治亂，是由命運決定的；窮達，是由天命決定的；貴賤，是由時機決定的。而後來的君子，固守著一個國君，歎息於一個朝廷，屈原因此而自沉湘水，賈誼因此而悲哀發憤，不是太過分了嗎？
　　如此說來聖人之所以成為聖人，就在於他們能夠安於天命而自得其樂了。所以他們遇到困厄時並不生怨，居於高位時並不生疑。其身可以受到壓抑，而其思想卻不能受到損害；其地位可以受到排擠，而其名譽卻不能夠丟失。就像水，疏通它就成了江河，堵塞它就成深淵。升到雲上去就變成雨下落，沉到地下去就使土潤澤。本體清純用之洗滌萬物，不會被汙濁淆亂；在受到汙濁包圍的情形下救助萬物，其清純不會受到損傷。所以聖人身處困厄和顯達就像沒有區別一樣。
　　忠直的言行觸犯君主，獨立的操守不合世俗，事理之勢就是如此。所以樹木高出樹林，風肯定會把它吹斷；土堆突出河岸，急流肯定會把它衝掉；德行高於眾人，眾人肯定會對他進行誹謗。前車之鑒不遠，後來的車也繼續翻覆在前車翻覆的路上。然而誌士仁人，還要踏著忠直之路進行而不後悔，還要堅持獨立的操守而不肯失掉，這是為什麽呢？目的是要以此實現自己的誌向，成就自己的聲名。為求得自己誌向的實現，而在險惡的仕途上經受著風波；為求得自己聲名的成功，而經受著時人的誹謗議論。他們之所以身處這樣的境地，是有著自己的考慮的。子夏說：“死生是由命定的，富貴是由天安排的。”所以思想將要得到推行的時候，生命將要顯貴起來的時候，就像伊尹、呂尚在商代周代興起，百裏奚、張子房在秦國漢朝被任用，是不用追求而自然就會得到，不用追求而自然就能遇上的。而思想將要廢棄不用的時候，生命將要微賤的時候，難道隻是君子為之感到羞恥而不肯有所作為嗎？也是因為他們知道即使幹也是不會有什麽收獲的。
　　凡苟且迎合世俗之士，喜歡諂諛獻媚之人，按照貴人的臉色俯仰行事，在勢利之間曲折前行。貴人的意見不管對與不對，讚美之聲都像水流淌；貴人的言論不管可行與否，應對之言都如響之應聲。以窺看盛衰作為精神，以或向或背算作變通。權勢集於某人時，前往追隨就像趕集一樣踴躍；某人失去權勢時，背棄而去就像脫鞋仍掉。他們有話說：“聲名和生命哪一個更親切？獲得和喪失哪一個更有利？榮耀和屈辱哪一個更重要？”所以便鮮潔其衣服穿戴，誇耀其車馬侍從，貪求其金玉布帛，沉溺其音樂美色，左顧右盼自以為是得到好處了。隻看見龍逢、比幹失去了生命，而不想想飛廉、惡來也被滅掉了家族。隻知道伍子胥在吳國被迫用屬鏤劍自刎，而不警戒費無忌在楚國也被誅滅。隻譏笑汲黯做主爵都尉直到白頭，而不警戒張湯後來遇到了以牛車安葬的災禍。隻笑話蕭望之被迫自殺受挫於前，而不害怕石顯被免官自縊於後。所以這些通達知命者的謀慮，各人都是沒有留下餘地的。
　　那麽要問：大凡人們之所以奔走競爭富貴，是為了什麽呢？樹立聖人之德必須尊貴嗎？那麽周幽王、周厲王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必須權勢嗎？那麽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揚雄、董仲舒門庭冷清。必須富有嗎？那麽齊景公擁有四千匹馬，不如顏回、原憲檢束其身。是為財物嗎？那麽拿著勺到河邊飲水的人，不過飲個滿腹，離開屋子到外麵淋雨的人，不過淋濕身子，超過了這個需要的河水雨水，是無法再接受的。是為名聲嗎？那麽善惡記載在史冊上，詆毀讚譽流傳千年，賞罰由天神的意誌所支配，吉凶對於鬼神最明白，這本來就是可怕的。將要以此來愉悅耳目快樂心意嗎？譬如命禦者駕車遊覽五都的人，就可以看到天下的貨物全都陳列在那裏了；提著衣裳登上汶陽的山丘，就可以看到天下的莊稼像雲彩一樣多了；挽著椎髻的士兵守衛敖庾、海陵兩座糧倉，就可以看到小山一樣的糧食堆積在眼前了；插上衣襟登上鍾山和藍田，夜光、璵璠的珍貴就可以看到了。像這樣，東西特別的多，而歸自己所有的又特別的少；不愛惜自己的品節，卻愛惜自己的精神；大風驟起塵埃飛升，塵埃飄散卻不停止；六種疾病等在前麵，五種刑法跟在後麵；利害產生在左麵，攻奪出現在右麵；卻還自以為看清了生命和聲名的親疏，分清了榮耀和屈辱的主客呢！
　　天地的大德叫生長萬物，聖人的大寶叫地位。用什麽來守住地位叫做仁，用什麽來端正人心叫做義。所以古代做王的人，隻用他一個人來治理天下，不是用天下來奉養他一個人；古代做官的人，是利用官位施行他的義，不是因為利祿貪求他的官位。古代的君子，羞愧得到了官位卻不能進行治理，不羞愧能夠進行治理卻沒有得到官位。探究天和人的本性，考查邪和正的分別，權衡禍與福的門徑，最終得出關於榮與辱的謀慮，其區別十分顯然，所以君子要舍彼而取此。至於出來做官和在家隱處要不違其時，靜默和說話要不失其人。天體轉動眾星運轉，而北極星仍停留在老地方；璿璣像車輪一樣不停轉動，而衡星像車軸一樣仍居中執掌。既明白事理又知識淵博，以保全自己的節操，將這長遠的謀慮留傳下去，以安定保護好子孫，以前我祖先的朋友便曾這樣做了。

　　李康（生卒年不詳），字蕭遠，三國魏中山（今河北定縣）人。性耿介，不合流俗。曾作《遊山九吟》（今佚），魏明帝十分欣賞，起用為尋陽長，後封隉陽侯。原有集二卷，已佚。今存《運命論》，載《文選》。文中竭力宣揚天命論，但文筆流麗，其中“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眾，人必非之”等句，頗著名。事見《文選》李善注引《集林》。《運命論》是一篇洋洋灑灑的大文章，內容繁富，思想複雜。文中的一些具體譬喻、分析，似不無可取之處；但總體的立論，卻不無偏頗。由於作者目睹曹魏政權後期大權旁落在司馬氏家族手中，感慨國家興衰、君臣遇合之無常，又不得其解，於是便把一切都委之於運命，公然提出：“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認為這種“運”是無法改變的，個人的出處窮達貴賤都是受個人命運的“命”與時代命運的“時”擺布的。為了證明這點，他列舉了許多曆史上正反麵的人事，如“百裏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子秦也”；張良在圮上受書後，以《太公兵法》遊說群雄，沒人明白，等到遭遇漢高祖，則每言必聽，常用其策，“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這都是運命使然。再如孔子是一代聖人，其“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反而德行不如孔子的子思與子夏，卻勢動人主，風光一時，這就是命運所注定的。
　　《運命論》是用駢文筆法寫成的政論文，其辭采之精美，語言之整齊，音聲之講究，典故之宏富，庶幾可謂是一篇十分成熟的駢體文，它對後期駢文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毛澤東：“過去美國人罵我比希特勒還希特勒，蔣介石罵我們是共產主義的土匪。李康《運命論》說：‘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就是人必罵之，人不被別人罵不好。”

原文：李康〔魏晉〕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將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誌，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
　　夫黃河清而聖人生，裏社鳴而聖人出，群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裏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遊於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誌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雲：“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
　　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祅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強也，征發於社宮。叔孫豹之昵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鹹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偽，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訚訚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
　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仇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己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曆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候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
　　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迕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然而誌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誌而成名也。求遂其誌，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曆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裏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
　　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窺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為得矣。蓋見龍逢、比幹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鏤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
　　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闃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於史冊，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紒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為物甚眾，為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疏，分榮辱之客主哉。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回而辰極猶居其所，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嚐從事於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