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獨權霸百臣屠

      一將功成萬骨枯，獨尊權霸百臣屠。官銜級別難持久，政治區分永異途。
      再觀《三國機密之潛龍在淵》（英語：The Secret Dragon in the Abyss）2018年中國大陸古裝劇，故事背景為三國時期。日本衛視播放題目變為《三國誌》（英語：The Secret of Three Kingdom）。

      日本頂頭上司KY，中國分野職員XY，日本上司曹氏，中國職員荀彧,同在一個公司理念完全不同。
    荀彧早年被稱為“王佐之才”，初舉孝廉，任守宮令。後棄官歸鄉，又率宗族避難冀州，被袁紹待為上賓。其後投奔曹操。官至侍中，守尚書令，封萬歲亭侯。因其任尚書令，居中持重達十數年，處理軍國事務，被人敬稱為“荀令君”。後因反對曹操稱魏公而為其所忌，調離中樞，在壽春憂鬱成病而亡（一說服毒自盡），年五十。獲諡敬侯，後追贈太尉。
    彧在戰略方麵為曹操規劃製定了統一北方的藍圖和軍事路線，曾多次修正曹操的戰略方針而獲其讚賞，包括“深根固本以製天下”、“迎奉天子”；戰術上，曾麵對呂布叛亂而保全兗州三城，奇謀扼袁紹於官渡，險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奇襲荊州等諸多建樹；政治上，為曹操舉薦了鍾繇、荀攸、陳群、杜襲、戲誌才、郭嘉等大量人才。荀彧在建計、密謀、匡弼、舉人等方麵多有建樹，被曹操稱為“吾之子房”。
      如果將日本某公司的KY比作曹氏，那麽勤奮努力的 職員XY就是荀彧式人物了。
荀彧之於曹操的作用堪比諸葛之於劉備。而曹操見了荀彧之後，自己的說法是“吾之子房也”。KY氏尚未做大時，對XY說等我出人頭地了你就是我的“總參”了。KY與XY從此聯手，XY給KY出謀劃策，鞍前馬後，為了中國事業的發展嘔心瀝血，任勞任怨，那認真態度和荀彧的勤勤懇懇，如履薄冰的精神如出一轍。
    就像司馬懿和陽平（劉平）的早年，楊平卻笑著說司馬懿是做大事的人，他隻要做個百裏之才當個縣令就行了，兩人談論著天下之事，司馬懿分析局勢，言語之間意氣風發，楊平笑著說司馬懿胸懷抱負，天底下隻有一個位子適合他，那便是皇帝。
後來二人雖然一個部門，一上一下，而各自一方開拓市場共打天下，一起出謀劃策、遙相呼應，同吃同住，你中有我我中國有你，KY的地位連跳升遷，這時還勉勵XY，二人的印鑒相互使用，二人被認為是“兩人三腳”拚打江山的時候，中國市場和印度市場風生水起，後來越做越大，KY馬上就要成為一人之下數千人之上的專務了，這時他眼裏有很多職位需要人才補上。
    KY與XY第一次有了分歧，KY認為應當從其他公司引進人才，就好像魏國從其他地盤上挖人才似的，XY認為公司文化土壤不同，應該將本公司的人才逐漸推上重要崗位。KY是一言九鼎說一不二的地位了。就像曹操要進爵為王的時候，荀彧意識到，要變天了。這時候的曹操隨著實力的壯大，野心也在不斷壯大。漢高祖劉邦時期定下的“異姓不得為王”。這個時候，荀彧的選擇是，屈服現實還是繼續帶著自己未竟的理想離去。而作為一個有理想，有文化，有堅持的人，哀莫大於心死，況且曹操也容不下一個掌握大權，德高望重卻背離自己路線的人，由此，他選擇的是，帶著自己的理想，離開這個不屬於自己的世界。大概他想的是“待到大漢中興時，家祭無忘告乃翁”吧。
      曆史上的名臣心中有“匡扶社稷”的大理想，但這不代表他們不注重現實利益的考量。

    曹操是魏國公，魏國是漢朝冊立的邦國，漢朝則是它的宗主國，合並並州，幽州為冀州，可以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一個獨立公國，這是荀彧不願看見的——一般的謀士，隻不過幫助君主實現理想和目標，以君主的抱負為抱負罷了，但荀彧在三國眾多謀士中與眾不同，他是有自己的政治抱負的——尊奉天子以順從民意，大公無私以降服豪強，弘揚正義以招攬英雄。這是荀彧給曹操提出的三大綱領，這個綱領的核心就是“存本之思”，“本”就是國本，封建的說國本就是皇帝。而這樣的抱負唯一可以與荀彧相提並論的，就是孔明先生。             
      但曹操並沒有矢誌不渝地按荀彧提出的綱領做。建安元年，兗州牧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從此征袁術，殺呂布，降張繡，平袁紹。這在荀彧看來，是應該且必須的，所以鼎力相助。
      建安十三年，曹操罷三公，設立丞相且自領，可以說是大權獨攬，荀彧也無反對，為其南征劉表獻策。甚至到建安十七年，曹操“讚拜不名，如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等待遇，荀彧都能接受，畢竟蕭何是忠於漢朝的。     
當曹操暗示董昭等人建國時，荀彧如此敏感的人，立馬反對，因為曹操一旦建國，就是代漢而立，這突破了荀彧的底線。
      曹操何其聰明，便派董昭去試探荀彧的口風，荀彧又何其正直，告訴董昭“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之後便是“太祖由心不能平”。後來大家都知道，曹操罷免他尚書令職務，荀彧來到壽春，神秘去世，享年五十。      
      荀彧眼中，曹公應永遠是那個興義兵，除暴亂，秉持忠誠，堅守謙讓，匡扶朝廷的義士。
    KY最後走上"極右"之路，最後和YK分道揚鑣。幸好時代變了，三國時期的荀彧不得不以身謝國，民國時期的陳布雷對蔣介石的失望一樣自我了結，悄然退出曆史舞台。         XY和KY不是臣與君之關係，雖然最後XY被冷凍、被“雪藏”，那些猥瑣不堪、無才無學的“外來”者取代，外來者反而被捧上XY的上司位置，明顯是對XY的羞辱。靠邊站後隻能忍辱負重等到定年退職的那一天。之前就像徐庶進曹營，不與設一謀。道不同，不予為謀也。隻要不翻臉就各自東西最為妥善。
      古往今來君臣之間，一旦翻臉臣就不得善終。何況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呢。君會讓臣之間相互打鬥，狗咬狗自相殘殺，作壁上觀，左右豐原，最後漁翁得利。偉人之下，讓高崗反劉少奇、周恩來，後高崗死，又有劉少奇反彭德懷，反劉少奇的林彪最後隻有選擇逃離“自殺”的另一種賭博形式。總管家、日常秘書田家英。田家英（1922—1966），1966年5月，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給田家英以沉重的打擊，在他蒙受陷害時他以死相抗，他離世之際僅僅40歲。周小舟（1912—1966），1936年春奉中共中央指示赴南京，秘密與國民黨宋子文、陳立夫的代表談判國共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問題。8月，轉赴延安向中共中央匯報談判情況，旋任軍委主席毛澤東的秘書。廬山會議上周小舟被錯誤地定為“反黨集團”成員，受到撤銷職務處分，被派到瀏陽縣大瑤公社任黨委副書記，接受改造。1962年6月，調任中國科學院中南分院副院長。“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批鬥，1966年12月26日在廣州服用安眠藥自殺身亡。
      “一將功成萬骨枯，一君領袖百臣屠，一尊君臨萬人奴”。上世紀後期，中國政治人物自殺名人：
      高崗，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8月17日服安眠藥自殺身亡。
      鄧拓，《人民日報》總編輯，1966年5月17日自殺身亡。
      田家英，曾任毛澤東秘書，1966年5月23日自縊身亡。
      姚溱，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被姚文元稱為“閻王殿大判官”，被康生的秘書恐嚇後於1966年7月23日自縊而死。
      舒慶春，筆名老舍，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現代著名小說家、文學家、戲劇家，被北京女八中（現北京市魯迅中學）紅衛兵批鬥，1966年8月24日深夜於太平湖畔跳湖自殺。
      黃紹竑，1966年8月31日用剃刀自刎身亡，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民革中央常委。
      周小舟，曾任湖南省委書記，1966年12月26日服毒自殺。
      李立三，1967年6月21日服毒身亡，時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
      陳昌浩，1967年7月30日服毒自殺，時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
      陳璉，林業部教育司副司長、全國婦聯常委，1967年11月19日墜樓自殺。
      張琴秋，紡織工業部副部長、全國婦聯常委，1968年4月22日墜樓自殺。
      閻紅彥，解放軍上將、雲南省委第一書記，1969年1月7日服毒身亡。
      於會泳，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免職後審查逮捕，1977年8月31日自殺身亡。
      李震，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國少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部長，1973年10月20日自殺身亡。
      王寶森，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長，1995年4月4日，外出至懷柔，開槍自殺。
      江青，1991年5月14日（77歲）在北京其保外就醫的住處自縊身亡。
      姬鵬飛，國務院原副總理、外交部原部長，2000年2月10日，在北京家中服安眠藥自盡，終年91歲。（略）

三國讀曹荀，現代解毛林
曹操比荀彧大八歲，曹操需要荀彧，荀彧也需要曹操，幾十年出生入死相追隨。曹操的人生許多危機都是荀彧給予解圍。
然而人性和獸性之不同就是人都有一個獨立的圈子，人生活在社會群集的交往中。和“物以類聚，鳥語群分”不同的是人可以類聚、可以群分，然而人和人之間思想的交流是賴以生存的一根看不見的紐帶。其實荀彧完全用不著尋死，因為曹操主演是責怪荀彧在劉家和曹家之間站隊站“錯”了，盡世間的交道中雖然是嚴重“錯誤”也並非是為了私心雜念而損人利己。所以曹操本來打算讓荀彧離開朝廷和自己遠征。在這樣的語境下由於感情的糾結荀彧采取了自殺方式了卻了一時的恩怨。如果荀彧想開一點，離開朝廷失去的隻是一群文臣的親密關係，然而隻要他不倒還能有所建樹。當然誰也說不準，是在戰場上被敵軍殺死還是以不尊帥令的理由而死。崔琰、孔融、楊修等儒生之死所需要的就是冠冕堂皇的“理由”。許多場合許涉及到人性中最隱密、最深層、最複雜的方麵，任何普通人的好心腸、同情心、寬宏大量的理解都是無濟於事的。
當年的毛高關係也是如此，毛對高的最初評價還是很高的，因為沒有蘇聯的支持整個事業都會崩盤，起碼不會如此壯大。然而在後來的權力分配過程中為了製衡劉周坐大利用高崗的權欲擺排場的心理，去壓一壓那些不把毛放在眼裏的人，高就真的去暗中活動了，然而這一切又返回到毛的耳朵裏，覺得勝算不多，以少勝多太費事，隻能舍小求大。便有了後來的對高的群起而攻之，劉周陳鄧更是落井下石，如果高崗不死，本來毛已經打算將他放任某省副書記過度，毛也托人帶話（但據說汪沒有轉達到本人的耳裏），還是自我決絕了。
如果高崗能想通一些，離開京城失去的隻是一群上下級的親密關係，然而隻要他不倒還能有所建樹。當然誰也說不準，說不定在某個環節又出事，例如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批倒批臭或被打死等等，對於高崗來說可能會有“生不如死”的屈辱。君要你死所需要的、不缺的就是冠冕堂皇的“理由”。
自高崗事件以來，黨內高層不正常的政治環境日益惡劣，出於高層政治生存的需要，林和左的一派學會了一種通過迎合領袖的左的政治傾向來保護自己的“政治生存之道”。
毛在廬山會議上把林彪當作救兵，他就從隱居狀態前來會場講台，高調讚頌毛。當他這樣做時，得到領袖更大的信任與巨大的利益回報，他由此而當上了國防部長。這也讓因長期病患而處於邊緣狀態的他，由於重新回到聚光燈下而深受鼓勵。
七千人大會上，彭真建議領袖在黨內進行自我批評，毛在大會上為三年大饑荒承擔了自己的責任。
   在此關鍵時刻，毛再次請林彪出來救駕，林彪用比在廬山會議上更高的調子，讚頌領袖的豐功偉績與偉大英明。他說：“我們在大躍進中所犯的所有過失，都是因為沒有聽領袖的話，隻要我們聽了領袖的話，就不會犯現在這些錯誤了。”林彪的出場，再次語出驚人，原先已經形成的黨內反思與糾錯氣氛，被他一掃而空，領袖對他的感激是可以想見的。毛後來對身邊一些高級幹部說：“林彪這樣好的發言，你們誰能做出來？不能就好好學嘛。”
    領袖對林彪再次投桃報李，林彪在黨內的地位也越來越高。作為一個因嚴重病患不得不在政治生活中處於邊緣狀態的人，這種榮耀感，往往如同強心針一樣，使他重回人生的高峰體驗。
廬山會議後，毛通過各種方式要求林彪檢查，但林彪就是不檢查。任何人勸他也沒有用。在林彪看來，毛已經對自己不再信任，毛就是要通過要他寫檢查，來讓他靠邊站，他就是不給毛這樣的機會，看毛怎麽辦。
    毛對林彪不願意檢討越來越不耐煩，於是采取“拋石頭”、“摻沙子”、“挖牆角”的方式對林彪施加壓力，林彪仍然不為所動。兩人的矛盾越來越深。
    1970年10月下旬，毛患病，且病情越來越重，並轉成肺炎，因為他的保健醫生在外地，周恩來派了另外3名專家級的醫生來診斷，毛火了，就說他們是“林彪派來的”，是“按照林彪的指揮”治病。毛用雙拳錘擊前胸說：“林彪大約希望我的肺髒爛掉。”
毛曾談林彪出逃：“隻要不跑 政治局委員還他當”。然而明明知道一個有嚴重生理與心理疾患的病人，對世俗生活的無趣，對政治的厭倦，以及常識理性不斷在內心的呼喚，也讓他難以接受毛的激進政策的人最終的歸路是什麽毛比誰都清楚。就像曹覺得荀不會自殺一樣，毛也絕對不會相信林會坐飛機外逃。
然而習慣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林，被捧上天很舒服，然而一旦當作“自由落體”地掉下恐怕是無法經受人類思想上的折磨罷了。
1971年9月13日深夜12點20分，在山海關機場的寒風中，林彪禿著頭，喘著氣，爬上自己的256號三叉戟專機臨時放下來的軟梯，飛機起飛後二個小時就墜落於蒙古溫都爾汗。這就是“九一三”事件，發生至今50周年了。
荀彧死後不久曹操頭風病發不久就死亡，林彪出逃實際上也是毛早死的誘因之一。古有史家說曹荀，今少證據論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