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經濟的罩門

權貴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譯裙帶資本主義或親信資本主義)捆住了東南亞，阻礙了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和現代化；它在造就和維係一個個政治關聯密切的公司和富豪家族的同時，增加了財富分配的不公平，阻斷了普通民眾致富的道路和希望。而由於曆史的原因，東南亞的這種權貴資本主義卻給那裏的華裔創造了致富甚至暴富的機會。

《新聞周刊》記者Joe Studwell報導說，幾年前，他非常幸運的得以與鮑勃·佐利克（Bob Zoellick）共進晚餐，現在這名聰慧的美國人已是世界銀行的新掌門人了。聊天時，他們談到了一個佐利克非常熟悉的地區：東南亞。而且，這位記者也剛在不久前同意寫一本有關東南亞的書。自1997年的金融危機起，東南亞已被中印兩個國家代替，成為發展經濟學家和跨國企業心目中的理想情人，可是，《新聞周刊》這位記者對東南亞仍然非常樂觀。在餐桌上，他向佐利克描述了他心目中的東南亞理想，設想著那次金融危機將如何啟迪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從“權貴資本主義“模式轉變成一個不受官僚和政客操縱的自由市場經濟。當他說完這番話後，佐利克從桌對麵看著他，直截了當地說：“恐怕你會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東南亞仍是家族企業中心隨後3年的研究結果顯示，佐利克是對的。東南亞經濟結構仍然保持著10年、50年，乃至100年前的模式。雖然，他們的數量減少了，但是，香港、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等國家的本土經濟仍然是由那些神秘兮兮的億萬富翁和他們的家族所壟斷。

1996年時，富比士的全球富豪榜上，前二十幾名中就有至少8名是東南亞人；而到2006年時，隻有香港的李嘉誠仍以188億美元的身價排在第24位。不過，不管怎樣，雖然一些東南亞大亨已被其他國家的企業家和億萬富翁取代，但是，東南亞仍然是家族企業的中心。這在普通百姓之間，早已是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了。

40多年來，東南亞地區的國民生產總值的成長和就業機會的增加一直與出口業的擴展同步增長，這些都要直接歸功於跨國企業或者小規模的地方合同承包製造商。而億萬富翁們都在回避製造業和該行業所要求的全球競爭性。相反，他們專注在商品販賣上，通過壟斷和像海港裝箱、房地產、電信和娛樂等聯合性質的地方服務業獲利。

東南亞的億萬富翁仍然維持著他們的優越地位，因為原本預料要來的衝破陳規的浪潮從未到來。甚至被遺產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稱讚為全世界最自由的經濟個體的香港，也未能通過已是世界各地的發展中經濟大國的經濟棟梁的那種反壟斷法規。盡管，東南亞國家聯盟的表麵亮麗，但是，聯盟的各國在為成員國創造一個共同自由市場上卻毫無進展。東南亞國家聯盟隻是一隻紙老虎，陷入不同利益的糾紛，毫無執行法規的實力。

與歐盟不同的是，東南亞沒有任何地域性或者全球性品牌的企業，沒有原創新服務和原創新技術的能力。他們隻有在當地稱王稱霸的億萬富翁，他們在本國媒體的誇大下成為了商場雄獅，但是，從實際的經營成效來看，他們的生產力普遍低於東南亞製造業和全球性企業。就拿一個例子來說吧，香港港口的裝箱費用要比德國的高出2倍呢，如果不是如此，為什麽會高那麽多？

盡管，現在東南亞股市保持牛市，但是，由於億萬富翁們鬆散的企業管理製度，以及他們幕後操縱地方銀行來提供廉價、簡單的替代信用，他們也是造成全世界長期業績最糟糕的新興證券市場的罪魁禍首之一。從1993年開始，也就是第一個巨額國際股份投資進入東南亞股票交易市場起，直到2006年底，泰國和菲律賓的紅利再投資的總美元回報金額實際上是負數。印尼和馬來西亞的股市回報率要比把錢存入一家倫敦銀行裏拿利息還要糟糕。新加坡的回報率不到倫敦或者紐約市場的一半，值得一提的隻有香港。隻有一名夠膽大的投資者才會相信，在經濟結構沒有改變的情況下，東南亞的長期證券回報會有改善。

貧富差距越來越明顯

《新聞周刊》的報導說，對亞洲的工人和中產階層來說，過去10年最顯著的變化，就是越來越明顯的貧富差距。依據國際上通行的吉尼標準來衡量，東南亞最富裕的兩座城市，香港和新加坡，如今的貧富差距與阿根廷的都市地區有得一比。金融危機過後的時期，在菲律賓、泰國和印尼3國，每天生活費不到世界銀行貧困線的2美元的人口比例，要比拉丁美洲還要大。如今，隨著東南亞富人繼續憑著先輩的遺產過著奢侈的生活，普通民眾的夢想在破滅，看起來，東南亞國家那些在溫床上長大的政治和經濟精英很有可能將使得他們的國家墮落到拉丁美洲的地步。

造成東南亞以及整個富豪階層這種現狀的原因，一部分要歸咎到殖民主義。雖然，泰國從未被殖民化，但是，國王自從16世紀起，就雇用波斯人和中國人來經營壟斷交易品的貿易和租稅農場(tax farm)。在印尼，華裔企業家也在歐洲人到來前，與爪哇人貴族們一起形成了壟斷管理的格局。

本地人和外來人的權勢劃分

《新聞周刊》的報導說，通常，東南亞國家的精英們之間有種族的分野，當地人要的是官位，當政治企業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他們反對外來競爭對手的非本族人，要維護自身的政治權力，後來，他們又與西方殖民者形成合作關係。外來人通常是華裔移民，他們是經濟企業家。所以，在印尼，荷蘭人給那些有頭麵的華裔商人起了些專賣和假性軍銜的稱呼，如少校、中校、上尉等。直到1898年，一直控製著菲律賓的西班牙人把華裔大商人稱為“gobernadorcillo de los sangleyes”，翻譯過來就是商人州長。

在馬來西亞，英國人和當地的皇族合作販賣貿易、挖礦等執照給華裔和印度裔移民，與此同時，鼓勵本地人重操耕田的老本行。在馬來西亞，本地馬來人在官僚體製及巫統中扮演主導的角色，而華商則在馬華公會中扮演主要的角色。上世紀4、50年代，東南亞獨立運動期間，新東南亞領袖們創建了一個政治統治經濟的係統。

在泰國，軍方領導人要求掌握華裔經營的公司的大部分實權，並且，成為公司董事成員；馬來西亞的政治精英清楚的列出他們對華裔商人的要求，這些協議在當地被稱為“the bargain”。另外，當泰國和馬來精英要與頗具規模的華裔商人家族打交道，東南亞兩個戰後時期最大獨裁者，印尼的蘇哈托和菲律賓的馬科斯，則要對付一些新出頭的無名暴發戶，從而獲得絕對忠誠。例如，在短短幾年裏成為印尼首席大亨的林紹良，和從清潔工搖身一變成為億萬富翁、被《財富》雜誌曾將其列為菲律賓首富菲律賓商人陳永栽。

政治關聯增加公司價值

專家們的研究顯示，如果某家企業的大股東或高級管理人員中有一位是：（a）議院議員（MP）；（b）大臣或州長；或者（c）與某位高層官員有密切關係，那麽這家企業就被認定是與某位政客存在關聯。而這種關聯能夠增加公司的價值。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兩國，是學者們認為研究企業政治關聯的典型地區，他們提取大部分案例集中在這些國家。

研究發現，當商業人員從政時，企業價值會獲得明顯的增加。而且無論何時，隻要商人當選為內閣總理而不是議院議員，或者是大股東而不是管理人員從政，那麽這種新的關聯將會對股票價格產生更大的影響。政治學家Fisman的研究推斷，在印度尼西亞，關聯密切的企業其價值大部分來源於政治關聯。而且，他還特地比較了在傳聞印度尼西亞總統舒哈托健康日益惡化的時期，不同程度的政治披露為企業所帶來的回報。在那一時期，與舒哈托關聯密切的企業其股價比那些關聯不密切的企業股價下跌更大。而且，當消息更負麵時，股價的反應更劇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