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渝富模式”

點擊重慶渝富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渝富公司）網站（www.cqyfzc.com），發現網戰信息出奇地簡單，簡單得有點神秘。

即將迎來十年直轄的重慶，已經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3100多萬人口，大城市帶大農村的格局似乎還沒有變，群山疊翠、兩江環抱，千萬年來，大自然賦予這個城市氣候、水、土地、礦產、能源、生物、旅遊人文景觀等正急速變成市場要素，正深刻地改變這座城市！

近幾年來，重慶大造高樓、道路和橋梁，官員的口頭禪是：“重慶三個月換一張地圖。”在繁榮的背後，人們在思考三個問題：

一是重慶的資源稟斌是有限的，資源，特別是土地資源過度開發利用，那留給後人是什麽資源？是什麽產業？

二是政府配置資源還是市場配置資源誰更有效率？

三是誰監督資源配置主體？政府能當運動員又兼裁判員嗎？

在政府和市場兩個舞台上，重慶市民能夠感知政府、銀行、企業、土地、資金、資產六大要素重組的精彩演出！

重慶市土地總麵積8233.36平方公裏(折合12350.9萬畝)，數據顯示，重慶市1996年總人口為3022.77萬，人均土地僅為0.273公頃(4.09畝)，為全國人均0.78公頃(11.7畝)的1/3。建設用地52.86萬公頃(792.98萬畝)，占土地麵積的6.42%。未利用地154.19萬公頃(2312.89萬畝)，占土地總麵積的18.73%(其中難利用地占76%)。《重慶市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明文指出：土地利用不平衡，粗放量大。多年來，建設用地以外延拓展為主，用地規模迅速擴大，少數地區利用不充分，經濟效益差；征而不用，閑置撂荒，重複建設，浪費土地現象時有發生。部分農用地實際利用水平和產出率低。《中國經營報》報道：重慶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土地危機。2004年重慶土地出讓金達到了80億元，成為重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被稱為重慶的第二財政。但是，重慶土地出讓金從2002的11億元飆升到2004年的80億元的同時，重慶可供開發的土地也越來越少。按照有關部門的統計，1997年～2010年，國家批準重慶市規劃用地總量為4萬公頃。截至目前，重慶市已經用地3．47萬公頃，占總量87％。這意味著重慶市今後幾年的時間內，隻有0．53萬公頃土地可作為開發、建設用地。業內人士指出，這必然影響未來重慶土地出讓金的收入。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區縣為了招商引資依然進行著激烈的土地價格大戰，導致了土地收益進一步流失。有關人士尖銳地指出：地方政府把子孫後代的地都賣了，今後要討飯吃了。

筆者分析有關報道：重慶土地出讓收入10年飆升50倍！《經濟觀察報》嶽戰野2006年06月26日報道：1997年重慶直轄時，當年的賣地收入是2億元，2003年不過22億元，2004年這一數字飆升到80億元。2005年的土地出讓收入飆升至106億元。這部分收入占地方財政收入的26.9％。

掌控重慶土地資源的是當地的9大投資集團，其中，地產集團和城投集團是重慶市政府的“土地儲備中心”，被政府納入土地收益考核當中，不但要考核每年的土地收益，還要看土地的增值情況。這兩家公司掌握著重慶市大多數的土地。

一般的說法是，重慶地產集團至少有10萬畝的土地，這9家集團掌握的土地在30萬到40萬畝左右。

而重慶通過對土地的經營，也獲得了成倍放大的收益。2003年9月底重慶市國資委成立時，重慶市屬經營性國有資產總額隻有1700億元左右，到2005年底已達到3685億元。在新增資產中，9大投資集團就增長了1200多億元，占70％，這些增加的資產絕大多數都是土地資產。

據此，9大投資集團從銀行拿到了巨額貸款。2005年9大投資集團在銀行的貸款餘額為880億元，占重慶市金融業貸款餘額的23％。

這9大集團所有的投融資都是建立在資產（主要是土地）的抵押上，未來對於土地經營的水平，將直接影響到這9大集團與銀行的資產狀況，也將直接影響重慶金融市場。

這或許可以解釋，重慶市2005年一年的投資規模就突破了2000億元，但是市級財政債務並沒有增加，仍然保持在一百多億元的水平。重慶市政府方麵認為，所有投資都由投資集團組織，市財政既不直接借貸，也不作借貸擔保，財政債務就得到了控製。

據記者了解，今年重慶市土地出讓金收入將占到市財政收入的1/3左右。

不過，重慶一位房地產公司的負責人說，地產集團這樣的公司不但在土地定價上擁有話語權，而且通過土地出讓數量的調節，間接地取得了房屋定價權，這就擠壓了房地產公司的生存空間，造成了重慶本地房地產公司的羸弱。根據重慶市社科院城鄉所的調查，從2002年到2004年，重慶市累計空地麵積近40平方公裏，占年度規劃用地麵積的50%以上，這些企業不願意進行開發的大多數原因都是，成本高而售價低，利潤微薄，風險大。

有報道說在2004年一季度時，重慶市主城區商品住宅均價1952元/平方米，2007年年1月主城商品住房的成交均價為2844元/平方米。重慶的房均價是4個直轄市中最低的。上海是重慶的2.61倍，北京是2.6倍。在西部主要的省會城市中，重慶商品房單位麵積住房價格低於成都、西安、昆明，居西部地區第4位。人行重慶營業管理部研究處完成的《重慶房地產業發展與金融風險研究》結論十分明確：重慶地產業存在過熱和泡沫。

專家李浩認為：土地的國家所有或是集體所有讓市場中最有價值的資源成了毫無成本的東西，使用一塊土地所需要的不是資本而是行政批文，這就造成了市場對土地的無限需求和投資欲望，成為投資黑洞，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經濟的過快增長和泡沫，現在中國的國情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行政理念就是把這一要命的資源緊緊掌握在自己手中，這種觀念就成了改革最大的阻力，因為有了土地就有了收入，這種巨大的額外收入不僅進入了政府的腰包也同樣進入了政府官員的私人的小金庫，從而引發了一係列的令老百姓深惡痛絕的腐敗問題。

被媒體稱之的“渝富模式”是指重慶市政府以100％的控股作為重慶市國有資產重組和經營平台的渝富公司來收購國有不良資產在於國有企業簽訂回購協議，在這其中的渝富公司的收購資金源於國家開發銀行，而國開行以政府出具的安慰涵和渝富公司進行的以土地儲備為資產的抵押進行貸款。

有網友評論說：渝富模式是個不值得倡導的過度模式,其功過不能由短期內重組或者換殼,或者上市企業的家數來衡量,而應該從其後遺症的影響,以及這些在渝富模式下,改頭換麵的企業今後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來衡量,如果基本製度問題沒有建立,資本的權利得不到保障。目前渝富模式得到了國資委的肯定並將之推廣,這最本質的原因是地方政府(以及國資委)與銀行合謀,最終從中央得到了補償。網友的觀點筆者並不苟同，但卻引發對“渝富模式”的思考。

　《財經》雜誌報道及分析很有代表性：　2005年底，世界銀行在其發布的《中國經濟季報》中表示：“重慶國資委下屬的渝富公司在國家開發銀行貸款的支持下，以人民幣22億元的折扣價格購得了667家當地企業欠中國工商銀行的107億元的債務。如果該資產管理公司能夠成功地對這些企業實施運行和財務方麵的重組以及所有製轉型，那麽‘渝富模式’可能為中國東北很多破產國有企業的重組、關閉和轉型提供借鑒”，與此同時，渝富公司收購不良資產的貸款申報及信用審查模式，業已成為國家開發銀行在全國推廣的一個範例。迄今為止，遼寧、吉林以及西部諸省共30多個地區都曾紛紛前往重慶考察“渝富模式”。不過，國開行有關人士亦向《財經》表示，迄今“沒有一家成功拷貝”。

《財經》雜誌剖析渝富公司的運作發現，渝富充分調動了地方政府的所有資源，包括土地增值、稅收豁免等；並輔以隱性財政擔保的形式獲得國家開發銀行的巨額貸款，在地方政府並不開闊的財務空間內，對治下國企進行了最大化的重組。

有關專家就此指出，地方政府的努力不容忽視，但渝富模式的得失卻值得人們深入研究。一方麵，如何看待渝富重組對於企業業績的提升作用。也即企業在卸掉財務包袱後，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機製轉變，績效改善是賬麵遊戲還是核心競爭力的提高，是否實現了“把合適的人放到了駕駛座上”？

另一方麵，如何評價渝富模式中對土地儲備的使用。在渝富導演的諸多故事中，通過改變土地用途獲得的增值，既償還了企業的欠債，亦使作為重組方的渝富贏得了利潤。在這裏，土地價值是否得到了最大化的使用？

中山大學管理學院研究員陸磊認為：“渝富模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經濟背景，其範式意義不僅在於地方政府和中央按照一定比例分擔改革成本；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出資組建的資產管理公司成為債權人、債務人和地方政府之間的橋梁，信用關係可望出現某種積極變化。”

“在渝富模式下，是土地使用權——作為清理債務鏈的基本工具，值得擔心的是，在依托土地價格撬動金融資源的杠杆效應下，地方政府將成為推動資產泡沫化的主要力量，作為一個邏輯推理，中國金融體係的脆弱性將進一步提高。”

“中央政府事實上成為經濟改革成本的主要實際承擔者之一。從銀監會公布的數據看，截至2005年四季度，國有銀行不良資產仍然高達10724.8億元，占全部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87.9％，值得注意的是，這是經曆多次不良貸款剝離後的數據。”

“一個基本事實是，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構成中，相當比例來自對地方經濟的直接或間接支持，因此，發展的收益主要由各地享受，而發展的成本主要由中央承擔已經是一個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典型事實。”

“中國的經濟發展呈現一種離奇的格局：本來相對稀缺、處於比較劣勢的資本因投入主體可以豁免債權而成為相對廉價資源。於是，大規模投入和經濟發展中的資本消耗型模式成為主流。或許這是當前國家提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經濟發展戰略轉型的投融資原因。

重慶的渝富模式是金融轉型中的一個亮點，其基本含義是地方政府參與改革成本的分擔，恰恰由於這種分擔，原有的信貸軟約束下濫用資本的負向激勵有望扭轉為節約資金投入、顧及資金成本的正向激勵。但是，改革成本的分擔比例問題，將成為渝富模式是否在短期內見效的根本問題。

截至2004年末，渝富公司分兩批從工商銀行回購了665戶企業的不良貸款本息，用21.7億元買下了107億元不良債權，據稱最終的平均受償率約為21％。根據中國銀監會公布的2005年末四家資產管理公司不良貸款處置情況可以看出，其資產回收率為24.03％，其中現金回收率為21.58％。可見，通常的市場化處置與地方政府通過資產管理公司參與處置的現金回收率大致相同。這意味著，中央和地方在金融體係承擔的改革成本中基本按照二八定律加以分擔。

地方政府具有融資需要是一個事實，在缺乏地方債券發行安排的背景下，渝富模式的另一個作用實際是地方以“擔保”的形式進入融資領域，渝富公司成為政府的融資平台。在融資平台的構建進程中，信用體係、政企關係和後續安排是必須注意的問題。

渝富模式目前的成功，在於其擁有地方政府的經濟資源，並可借用行政資源，在短期內解決債務鏈扭曲的問題。但是在長期，沒有證據可以證明其具有真正的專業化經營其產業和金融資產的優勢。。“持有－變革－轉讓”必須成為地方性金融資產經營公司的操作模式，否則必然導致原有的地方財政持有企業或地方性金融機構股權所帶有的體製弊端複歸。”

“一個不能忽視的傾向是，由於土地成為地方政府融資的主要擔保工具，土地價格就必然成為地方融資規模的現實標杆，地方政府必然具有推動地價持續攀升的內在動力，資產價格的泡沫化將加劇全局性金融風險。由此可以預見的一個問題是，盡管地方政府一樣在形式上呼籲平抑房地產價格，避免出現經濟增長的泡沫化，但實際上根據杠杆效應，土地價格的下跌將直接縮減地方政府可以利用的金融資源。因此，房地產價格調控在渝富模式背景下，影響的絕非地產商的利益，而是地方政府融資的效率。另一方麵，土地作為擔保資源過度進入金融體係的後果堪憂。比如，在渝富－國家開發銀行交易模式中，我們很難判別國家開發銀行對渝富的融資是看重其經營能力還是看重土地變現的價值。如果看重的是後者，那麽銀行體係的安全性就與某一個區域或某一個城市的資產價格高度關聯。盡管在當前，渝富公司可以通過經營土地獲得足夠的現金流，對不良資產所涉及的權益進行抵補，但由此將進入一個危險的循環——金融機構和地方政府將共同推動區域土地價格的上升，地價上升則意味著金融機構可供投入的資金繼續增加，這一過程將延續到資產泡沫破裂。”

　　至於政府配置資源還是市場配置資源誰更有效率？

梁中堂有個觀點：我國改革的主題是實現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製度，為什麽必須由市場配置資源而不是政府？根本性的原因還是生產力選擇的結果，市場製度適應現階段的生產力性質。與此相關，政府是一定經濟結構的產物，屬於馬克思所說的上層建築，其職能在於國家政治生活方麵，而不具有調節經濟的能力。政府要配置資源就必須直接占有資源。如果政府不直接占有而憑借暴力或壟斷達到能夠配置資源的目的，則和直接占有社會資源沒有本質的區別。如果讓政府直接占有和配置資源，其國家隻能實行一種被管製的經濟製度。運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方法指導和決定經濟過程，即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形成或編製計劃，就會把生動活潑的經濟生活變成僵硬的經濟過程，必然窒息、限製和阻礙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生產力的創造。不言而喻，如果由政府決定和配置經濟資源，則隻能通過國家機關編製並且具體實施經濟計劃。那麽，以國家機關為中心的行政關係就會切斷、取代或者窒息其它各種經濟社會關係。一個沒有廣泛經濟聯係的社會，必然是一個缺乏活力的、沒有生氣的和不可能持續發展的社會。政府配置資源是按照自上而下編製的計劃進行的，但問題在於經濟社會生活都是由社會結構的底層自然發生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往往是無法計劃的。在現代社會裏，需求和生產的互動，使得再龐大的政府也無法將全社會生動活潑的生活需求和為滿足這種需求而生成的偉大創造編織到事前的計劃當中去。所以，在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較高水平的情況下，莫要說政府管製的實質是企圖把一個國家的經濟當作個體經濟，即使那些規模很小的個體經濟也都已經成為過時的經濟形式而讓位於商品生產了。政府配置資源的計劃經濟是一種犧牲人民群眾生活利益尋求發展的生產體製。計劃經濟也需要發展基金。但是，一方麵是計劃體製下的生產本來就缺少經濟效益，另一方麵這種體製的運行又必然地不斷地造成損失和浪費，這都決定了很難通過正常的生產積累發展資金。像所有原社會主義國家的曆史所證明的那樣，計劃經濟隻有靠犧牲廣大居民的生活消費獲得發展基金。政府控製過多的經濟資源，是社會產生腐敗的根源。在曆史的現階段，隻要政府手中掌握經濟資源，人類就沒有辦法杜絕腐敗。政府掌握的資源愈多，腐敗現象愈為嚴重。從製度上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辦法，就是盡最大可能地不讓掌握政治資源的政府再直接染指國家財政以外的經濟資源。

有網友評論說：市場經濟的基礎是什麽？其一，標準統一，程序公正，機會均等；其二，運作規範，互相製約，並且有效監督；其三，統計真實，數據全麵，透明公開；其四，市場行為無行政管製。政府部門一麵要自己的親生骨肉——國有企業活的好，一麵要民營企業解決社會問題，一麵要外資來維持脆弱的經濟，一麵要顯示自己是市場經濟，一麵要全麵管理經濟業務，政府在沒有市場經濟基礎的情況下，人工搭建了一個市場，並且自己不斷動手修改，維持著脆弱的市場平衡。

有報道說中國經濟學家吳敬璉和許小年呼籲政府減少對經濟生活的幹預,進一步向外資和民營投資開放。吳敬璉委員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體製性障礙的表現，是政府、官員仍然掌握著很重要的資源的配置權力。比如，土地配置權力基本掌握在政府手裏，而不是由市場機製進行配置。另一方麵，價格作為市場配置資源最重要的工具、最重要的手段，又是因為行政定價扭曲了，比如各種要素的價格、資源的價格都定得過低，使得企業在選擇生產決策時也發生了扭曲。

吳敬璉稱，經過調查研究發現，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體製性障礙主要有四個方麵：一是各級政府仍然保持著過大的資源配置權力；二是政績壓力，GDP的增長率變成首要的考慮；三是財政收入壓力，要求產值的最大增長；四是要素價格、資源價格扭曲。

吳敬璉稱,政府仍在管很多不應管或管不好的事,使用巨大的資源提升GDP增速,但生產率低,環境破壞嚴重。

他說，政府行政性資源配置和對企業進行行政幹預的權力未見削弱，有時還有所加強;但與此同時經濟發展所必需的法製環境、公共產品等卻存在不足。

許小年也認為應該讓市場在經濟發展過程發揮更大的作用,金融改革應以“凡是市場能做的都要交給市場”為方向。

他指出，金融監管要獨立於行政體係和監管對象，應根據法律而不是行政命令進行監管，並以市場規則和市場秩序為唯一監管目標。

他表示,國有或國有控股的金融企業要進行市場化改革,政府應該取消對金融交易的管製,開放市場、培育多樣化市場主體,實行預算硬約束,降低道德風險。

重慶十大投資集團分別是：重慶市高速公路發展有限公司、重慶市高等級公路建設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稱“高投公司”)、重慶市城市建設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稱“城投公司”)、重慶市建設投資公司(以下稱“建投公司”)、重慶市水利投資有限公司、重慶開發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稱“開投公司”)、重慶市水務集團、重慶市地產集團、渝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重慶江北城開發投資有限公司。它們為政府所有、授權經營。

黃奇帆對它們的定位是，“代表市政府意誌的投融資主體，通過它們籌集經濟建設所需要的資金，在國民經濟的支柱領域、關係國計民生的領域、基礎環節領域發揮主導作用。”

如前所述投融資都是建立在資產（主要是土地）的抵押上，土地資源用完了，那又用什麽資源呢？金融資源？資本市場的資源？利用外資？

近日陸磊撰文指出：中國的政策性金融運行方式將麵臨深刻轉型；並可以預見，國家的整體投融資體係將因此麵臨根本性變革——國家投融資體製的市場化。中央和地方的融資行為可以實現更為規範的操作。政策性銀行的商業性質將解決過度投資問題，其信貸投放必須以財務可持續為基本原則，可以此剔除大量不具備財務價值的投資。

可以預期，如果政策性金融機構實現市場化經營，則整個國家的投融資體製將實行全麵的市場化。一方麵，國家投資性領域將進一步從競爭性行業撤出，財政支出主要集中於公共產品的提供，金融和財政的職能邊界將更為清晰；另一方麵，一旦政策性銀行全麵實施商業化運作，則滿足國家投資需求的融資主渠道將主要通過國債發行實現，政策性銀行的財政支出性質可望徹底淡化，這對於進一步規範政府融資行為具有十分深遠的體製意義。

直轄10年，重慶市吸收外商直接投資58.6億美元，69家世界500強企業在渝投資。重慶的區位優勢和市場資源及潛力吸引外資，但實際效果不及鄰近湖北、四川、陝西。

據《2006年重慶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6年末全市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餘額5587.50億元，比年初增長16.9%。城鄉居民儲蓄存款餘額2949.05億元，增長15.8%。本外幣貸款餘額4443.84億元，增長17.6%，其中個人消費貸款餘額526.56億元，增長27.1%。全市擁有證券經營機構64家，證券營業部63家。境內上市公司29家，總股本87.22億股，比上年增長7.5%；股票總市值51.03億元，比上年增長75.4%。境內上市公司共籌集資金3.4億元。資本市場是重慶的弱項，重慶民營企業迄今為止沒有一家在香港上市，沒有發達的資本市場，重慶建設長江上遊金融中心隻是一句空話。

2007年4月27日，黃奇帆常務副市長在陪同汪洋書記視察國企工作時，對國有企業提出工作要求“是要加快推動企業集團整體上市工作，“十一五”末推動2/3以上的國有集團整體上市，上市市值達到8000-10000億元。”

有目標,有夢想和切合實際的措施、行動，重慶距這一天並不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