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人工資與多哈回合農業談判

梅新育

中國工人的工資與多哈回合農業談判？！沒錯，中國工人的工資水平確實將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多哈回合農業談判的結果。

為什麽？這是因為在中國這個農業部門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的國家，市場工資下限取決於農民工願意接受的工資下限，而農民工願意接受的工資下限又取決於他們在家鄉務農能夠獲得的預期收入，前者不能低於後者。如果他們在家鄉務農的預期收入很低，那麽資方就有較多的談判力量迫使他們接受低工資；如果他們在家鄉務農的預期收入明顯提高，那麽資方就必須相應提高工資才能對他們產生吸引力。

中國現政府是10多年來最重視民生的政府，在剛剛結束的“兩會”上，改善民生成為主旋律之一，而提高普通工人工資又是民生主題中最關鍵的內容。在為本次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溫家寶總理提出，要“采取多種措施，努力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合理調整和嚴格執行最低工資製度，落實小時最低工資標準”，還聲明“今年各地要對最低工資製度和小時最低工資標準的執行情況普遍進行一次檢查”。

沒有人懷疑這位曾經為農民工追討欠薪的總理提高普通工人工資的真誠和努力，也沒有人懷疑檢查的必要性，但溫家寶總理本人肯定也不會相信，僅靠檢查就能真正落實最低工資製度和小時最低工資標準。畢竟，在中國當前情況下，直接硬性製定實施最低工資標準的效果未必如意，因為地方政府官員們往往會為了“給投資者創造良好環境”而一味偏袒資方，不分青紅皂白地壓製工人的正當要求，而改造這樣的一支官員隊伍雖屬必要，卻非短時間內所能見效。而且，過多地直接監督非國有企業工資水平需要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將導致政府規模膨脹，效率下降。

在這種情況下，既然農民工不得不接受打破道德底線的低工資是因為在家鄉務農的預期收入過低，那麽，通過農業補貼提高農業收入，逼迫低工資企業改善工人待遇以便與農業競爭勞動力，這種間接策略效果可能會更好。近兩三年政府提高糧食收購價和耕地補貼，導致不少農民工回流務農，某些以“血汗工廠”聞名的地區出現“民工荒”，企業因此紛紛提高工資，這一切都說明了這一點。

以前珠三角地區台資工廠以對待工人苛刻而聞名，近兩三年卻也紛紛改善了工人待遇。筆者本人通常利用去深圳過春節的機會去走訪珠三角一帶的企業，去年在一家台資企業參觀時就注意到，該公司就是在這兩年新蓋了工人宿舍樓。

在入世過程中，中國農產品關稅從54%下降到了15.3%，而目前世界農產品關稅平均水平為62%（薄熙來：《中國支持多哈回合達成全麵平衡協議》），中國農民不得不在幾乎沒有保護和支持的條件下與享受著巨額財政補貼的西方農民競爭，其情其景，堪比八裏橋的清軍將士手持大刀長矛衝向英法聯軍的洋槍洋炮。現在糾正當初的偏頗，給予農業、農村、農民一定的補助，當在情理之中。

在這個開放經濟的時代，作為一個入世已經五年多的國家，而且是一個經濟政策“溢出效應”日益顯著的大國，中國能否有效地長期實施上述策略，還取決於能否在國際經貿談判中有效應對貿易夥伴對此策略可能提出的質疑和抵製。不錯，世貿組織規則許可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為了糧食安全、農村發展等目標而采取特定財政措施；但是，上述策略與美國等國農業利益集團對中國市場的短期目標相互衝突，而在美國的政治遊戲規則下，農業利益集團從來就以神通廣大而聞名，在這樣的問題上更容易成功地“綁架”美國政府，挑起貿易爭端，阻撓中國政府推行上述策略。

針對上述潛在貿易摩擦風險，中國談判團隊無疑需要據理力爭，美國等發達國家自己也需要認識到本國農產品貿易與製成品貿易目標之間存在潛在衝突。在中美製成品貿易中，美方的最重要目標之一無疑是提高中國工資水平，削弱中國製成品的勞動成本“優勢”，且此結果將有助於擴大中國國內消費；但中國上述提高工資的間接策略盡管符合美國的整體利益，卻與美國農業利益集團對中國市場的短期目標相互衝突。從以往的行為記錄來看，由於美國沒有把自己看成是國際社會的一個平等成員，明確奉行國內法高於國際法的原則，盲目追求單方麵強加於人，因此容易在國內利益集團壓力下奉行自相矛盾的政策，在此問題上能否作出合理的抉擇，尚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