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均沾
利益均沾
正文
範慶樺
在討論為什麽國家或地區之間會有貧富差異時，許多人都會強調出許多理由，如地理位置偏僻、自然環境惡劣、資源匱乏等等。其實，這些理由都是人類在給自己的落後找借口。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共同生活在中東那片貧瘠的土地上，麵對同樣的荒漠與幹早，巴勒斯坦人民始終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以色列的經濟發展卻讓全世界刮目相看，甚至有些尖端技術已位居世界前列；朝鮮和韓國同屬一個民族同生存在一片土地，可北部經濟蕭條民不聊生，南部經濟卻活力迸發一片繁榮。
類似的案例不勝枚舉，已毋須多言。那麽，造成這種截然不同結果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麽呢？隻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文化。
西方著名學者英格哈特在主持“世界價值觀調查”時，說明了文化與經濟的關係，以及文化對經濟及政治製度的影響：
他指出，文化價值觀上愈重視個人自主和多元開放的地區，經濟力愈強大；而愈強調集體意識、國家集權的地區愈是窮困。即文化決定貧富，因為文化價值觀影響並左右著人們的經濟行為。
還是以我國為例，在中國曆史上，儒家文化曾經統治中國2000多年，但中國這個東方大國為什麽沒有成為世界經濟強國？這是因為：
第一、儒家文化倡導讀書的最高境界是做官。試想，當“學而優則仕”的文化觀導致中國全社會的精英人士都去追求做官時，經濟還能夠發展嗎？
第二、儒家文化妄自尊大，拒絕與外界溝通。“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的文化觀，是中國長期閉關鎖國的根源；
第三、儒家文化過度強調天下文章，導致中國自然科學建設步履維艱。科舉考試以文章定乾坤，可吟詩做賦能促進生產力發展嗎？我並非是在這裏否定琴棋書畫文學藝術，但這些高層次的精神享受畢竟是要在解決了溫飽之後才能追求的。
第四、儒家文化虛偽地排斥商業文化。古代的封建官吏一邊貪婪地大斂財，一邊斥責商人為富不仁。“為富不仁”的文化觀使中國的商人在社會分工排序“仕農工商”中始終處在最低層，他們雖然為社會創造著財富，卻沒有地位得不到尊重，而且還要承擔著“壞人”的罪名。“無商不奸”、“為富不仁”等文化觀使得在今天的影視作品中，商人仍很少能以正麵形象出現。
第五、儒家文化過度強調封建集權專製、思想控製，而忽視製度建設和科學民主。“三綱五常”的文化觀就已說說明這一點。
如果說，儒家文化隻能說明它對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影響，那麽我們同樣有鮮活的案例可以證明，文化對今天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中國自1949年以後到今天，我們大體上經曆了兩個文化階段：第一階段是“一大二公”文化階段。“一大二公”文化雖然僅僅治理了中國二十年，卻使中國的國民經濟走向了崩潰的邊緣。為什麽會這樣呢？因為“一大二公”文化違反了人性的最基本的東西──自我。
也就是說，當全社會的資產都屬於國家的時候；當高度的集權已經讓民眾沒有自己的時候，人們已經沒有追求財富的權力和動力了。
第二階段是“發展是硬道理”文化階段。“發展是硬道理”文化的治理中國到今天也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卻使中國的國民經濟由崩潰的邊緣一舉成為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為什麽會這樣呢？因為“發展是硬道理”文化釋放了人的最基本的創造力。
以農村為例，同樣的土地同樣的人，在“一大二公”的文化背景下，億萬農民忍饑挨餓；但在“發展是硬道理”的文化背景下，包產到戶當年農民就解決了吃飯問題。這是因為，當種什麽和怎麽種的權力掌握在農民自己手裏的時候；當種好種壞的收益關係到農民自身利益的時候，農民創造財富的動力不用行政命令便自發地調動起來了。
通過對上述現象的分析，我個人認為，文化才是第一生產力！
小平同誌講“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我對此一直持有不同看法。如果科學技術真是第一生產力的話，那麽“文革”期間為什麽中國的科技發展一度處於停滯狀態？這是因為在“一大二公”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文化背景下，科技人員大都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改造去了。失去了研究的舞台，科技當然也隻能黯然神傷了。但在“發展是硬道理”的文化背景下，科技人員由於得以重返科學研究第一線，科技發展才重新回到春天。
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決定著一個地區或國家的發展的觀點已毋庸置疑。在一個地區或國家，如果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沒有上升到一定的境界，如果國家的意識形態或集體文化心態（即共同的價值觀）尚處在傳統文化階段時，再多的發明創造（科技進步）都屬無用。
比如：山西曾是中國現代銀行家的鄉下祖宅，一度創造了中國的經濟奇跡，甚至創造了東方財富的奇跡。但以晉商為代表的已經萌芽的現代金融文化、商業文化，卻隻輝煌了短暫的幾十年便再次退回到了農耕文化、封建文化。這是因為山西商人雖然創造了具有曆史意義的經濟行為，但在傳統的文化意義上沒有地位，也就是說，在中國當時的主流文化中，政府沒有認同他們：當時的朝庭官員，即便是一個小小的七品縣令，寧願和一個窮秀才推杯換盞，也不願和商人們喝一杯茶；學術界沒有認同他們：那些頂著大學士頭銜的知識分子們情願為一句八股文而“兩句三年得，一吟淚雙流”，而恥於站出來為現代金融製度做理論的研究和學術的探討；社會沒有認同他們：他們為經濟社會的發展做出傑出的貢獻，卻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榮譽。所以，當時的晉商在有了錢之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送他們的子女到學堂讀書。當然，讓子女讀書不是為了子承父業，而是為了去做官。因此，中國早期的現代金融製度的衰亡是必然的。
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歐洲當一代銀行家影影綽綽出現的時候，便獲得了一批文化人以文化的名義所給予的巨大支持。政府、知識界和全社會的認同、支持和尊重，很快使歐洲金融業得到長足發展。所以，今天當花旗銀行、渣打銀行等歐美金融界巨頭進軍中國金融市場時，我們在感歎人家理念之先進、實力之雄厚的同時，更多的則應該反思我們的文化。
通過對上述現象分析與比較，我個人完全讚同英格哈特的觀點：一個地區經濟發展與不發展，關鍵在於文化心態。也就是說，擁有5000年文化並創造了人類史上奇跡的中華文明古國之所以至今卻屈居發展中國家的地位，發明火藥的民族最終被使用火藥的民族欺淩、乃至殖民統治，說得“殘酷”一些，這是自己的選擇。
拋開遠古時代不說，僅以今天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為樣本，運用英格哈特的七個觀點來剖析，便可得到脈絡十分清晰且說服力令人歎為觀止的結論：
一是社會榮譽。一個地區如果把社會榮譽過多投注在地位和身份上，這個地區一定不發達；反之，如果投注在工作和行動上，則一定發達。哪個地區過分講究地位、身份、官場關係，經濟就會差一些；
我敢說，凡是認真比較過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差別的人，都會舉雙手讚成這個觀點的。在貧困地區過分講究地位、身份、官場關係無疑仍是主流文化，這一點從交際場的座次排列上和名片印製及設計上便可窺一斑而見全豹。我在貧困地區考察時就曾見過許多耐人尋味的名片。如：張xx，xx市xx局副局長，（正處級）；再如：李xx，xx市xx部副部長，（沒有正部長）。這決非小品中的包袱，而是現實生活中的真實現象。試想，在一個人人講究地位、身份的地區，會有人把發展經濟作為自己的追求嗎？
2004年，我到東北某老工業基地考察。演講結束後，當地一位小有實力的民營企業家一定要請我到當地的景區去看看。為了顯示他在當地的聲望，他當著我的麵給景區管理局負責人打了電話，於是我們一行五六人便驅車直奔景區腹地免票玩兒了一天。
晚上喝酒時我問這位企業家：“今天的門票錢我們節省了多少？”他答曰：“250元。”我又問：“那你欠景區負責人的人情怎麽還？”他說：“我答應他請他們幾個頭吃一頓飯。”我問：“吃這頓飯需要多少錢？”他說：“也就一千多塊錢。”我說：“那你不虧本了嗎？” 他回答說：“那不一樣，有些麵子可不是用錢就能買來的！”
我愕然。我知道這個地區的經濟我已經不用考察了，因為答案已經有了。
這樣的故事在發達地區是絕對不會發生的。我在溫州考察時聽到的則是理念完全與之相反的故事：當地有一個小孩由於不熱愛學習，考試成績不好而經常遭到父母備。有一天這孩子又一次考試不及格回到家被母親發現，憤怒的母親一邊拿起雞毛撣子追打他，一邊罵他“讓你不好好學習，長大了讓你去當公務員去！”
我無意在此貶低公務員。但這個故事則說明了，在溫州地區的集體文化心態中，掙錢是一個人能力的體現，實在沒本事賺錢了才會去選擇進機關。
我一個朋友到西藏考察，有一天突然給我打來電話，興奮地說他在阿裏地區有一個重大發現！我問什麽發現？他說在海拔有幾千米之高、人口有幾千人之“多”的獅泉河小鎮，竟然有一家溫州發廊。我聞之也不禁暗自讚歎！欽佩溫州人追求財富的精神和意識。
上述故事告訴我們：當追求財富成為一個地區的主流文化的時候，不用政府行政命令或開會動員，這個地區的經濟也會蓬勃發展起來的。
二是公眾美德。對公眾美德做理想狀態提倡的地區，一定與不發達相伴隨。提倡每個人都做英雄、做社會中流砥柱，就會使人感覺非常遙遠，難於做到。相反，公眾美德如果做尋常等級的提倡，社會就會比較發達。因為隻要求民眾盡職、守法，相對較容易做到。
一旦社會提倡的公眾美德距離公眾非常遙遠，難於做到，往往會給社會帶來三種不良後果：
第一、有些人通過不懈努力、拚命追求，最終做到了，但成本太高。
我出生在上個世紀60年代。那是一個對公眾美德做理想狀態提倡的時代，幾乎所有的有誌青年都夢想有一天能夠成為英雄。上個世紀70年代我在上小學的時候，就在課文裏學習了很多英雄事跡。印象最深的是一個為搶救國家財產而英勇犧牲的烈士金訓華。金訓華是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號召到東北邊疆插隊的知識青年，有一年夏天，他所插隊的地區因暴雨導致山洪暴發。麵對波濤洶湧洪水衝走了國家財產（一根電線杆子）的關鍵時刻，金訓華奮不顧身地跳進了洪水之中，這一去他就再也沒有回來。
英雄金訓華是值得尊敬的，但他為英雄壯舉所付出的代價卻是慘重的。因為與一根電線杆子相比，他年輕的生命更可貴、更無價。
第二、有些人通過不懈努力、拚命追求，但最終沒做到，可又心有不甘，於是便耍陰謀、使手段，弄虛作假。在我兒時的生活地甘肅蘭州便出現過這樣一位假英雄。
此人名叫劉學保，原蘭州軍區某部派往甘肅省永登縣連城林場“支左”的副班長。據說當時英氣勃發、好學上進，但幾經努力也未成為英雄，於是有一天眉頭一皺，計上心頭。
1967年12月17日20時左右，劉學保身上藏著一把利斧和一個自製的十來克重的“炸藥包”，以執行一項任務為名，從林場帶出了被管製的對象李世白，經過一個多小時來到離林場場部三四公裏有一座叫池木哈的水泥橋邊，劉學保決定在這裏表演其英雄壯舉。李世白毫無防範地隻顧低頭向前走，劉學保暗中猛地從雨衣裏抽出利斧，從背後朝李世白的頭狠命地亂劈，李世白慘叫著倒在血泊中……
接著，劉學保點燃了自製的炸藥包，但由於他專業水平缺失，製作炸藥包時導火索設計短了，以至於炸藥包剛剛脫手便炸響了，他的左手食、中、無名三個手指被炸飛，小拇指，掌骨頂端被炸斷，為了保其手臂不得不做了切腕手術。
聽到爆炸聲後附近的群眾趕來 ，看到的是橋的一頭倒著血肉模糊的李世白，另一頭躺的是左手掌被炸成重傷的劉學保，看著到來的群眾，劉學保繼續表演著自導自演的醜戲，狂喊著“不要管我，快去抓炸橋的反革命分子”。
李世白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了，一個為誓死保衛黃河鐵橋而與“階級敵人”做生死搏鬥的“英雄”就這樣誕生了。 幾乎在一夜之間，劉學保紅遍了全國，什麽“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一等功臣”等桂冠接踵而來。更讓他興奮的是，一個“副營職教導員”的頭銜也安在了他的頭上。
不久，劉學保的“英雄”事跡編入了小學教材，1969年又成了黨的九大代表。1971年以《英雄戰士劉學保》為題目繪製出版了連環畫。我上小學的時候著實還熱熱鬧鬧地學了一陣子。
直到“文革”結束全社會都在進行撥亂反正後的1985五年7月，甘肅省永登縣法院才以故意殺人罪、誣陷罪判處了欺世盜名、天良泯滅的 “英雄”死刑，緩期執行。
第三、有些人（大多數人）通過不懈努力、拚命追求，但最終沒做到，最後幹脆不做了。這就是導致為什麽有相當數量的中國人有“大事做不了，小事又不願做”不良習性的根本原因。
而公眾美德如果隻做尋常等級的提倡，情形則會大不一樣。即我們不要求全社會的人都去做英雄，而隻要求公眾做到遵紀守法，包括遵守交通規則，不闖紅燈；在公共場所不高聲喧嘩、不隨地吐痰、扔垃圾，這就相對容易做到。雖然從表麵上看，這樣的公眾美德太過於平常，但隻要90%以上的人做到了，我們的社會也就和諧了。而現在的事實是，本來是屬於是人就應該做到的小事，中國大多數人卻根本沒有做到。
企業也是一樣。如果我們的企業不要求所有的員工都去創新、都去搞研發、都去爭當勞模，而隻要求每個人都立足本崗位，把屬於自己份內的小事做好，如清潔工做到清潔區域纖塵不染；操作工做到本工序產品質量達到6б的標準；財務人員做到賬目清晰無任何差錯……那麽我們的企業不就發展了嗎？而現在的問題是，中國企業相當數量的員工根本沒有把屬於本崗位的最簡單的或最小的事做好。
縱觀全世界各民族，凡是國家繁榮、富強、興旺的民族，都是能夠踏踏實實將每一件小事做好的民族。我骨子裏是十分討厭日本這個國家，但日本的一個故事卻影響了我的行為方式並至今仍在感動著我。
這是日本一位成功女性的親身經曆：這位成功女性走向社會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酒店做客房服務員。由於工作本身沒有什麽高技術含量，她很快便可以獨立上崗了。有一天，她剛剛清掃完一間客房，她的師傅便過來檢查了，師傅問她：“客房按規定程序清掃完了嗎？”她回答說：“是的。”師傅又問：“你認為都達到清潔標準了嗎？” 她回答說：“是的。”師傅說：“那好，請你把馬桶裏的水舀一杯喝了！”她很吃驚！師傅怎麽會提出這樣無理的要求？這不是有意在一為她、侮辱她嗎？
師傅見她麵有難色，便將她帶到另一間尚未清掃的房間，親自動手按程序要求清掃房間，工作完畢後，師傅從布草車上取了一個紙杯，在剛剛清潔過的馬桶裏舀了半杯水，仰頭喝了下去。師傅的舉動再次讓她感到吃驚！她不明白師傅這樣做到底是為了什麽？師傅說：“如果是嚴格按照飯店規定的程序和標準去做，清潔後的馬桶裏的水是可以飲用的。我之所以敢喝馬桶裏的水，是因為我自己的工作質量有信心！”
師傅的話深深觸動了這位涉世不深的年輕女工。從此，無論做什麽事，哪怕事情再小，她也會一絲不苟地把事情做到極至。憑著這種良好的習慣和精神，十幾年後，這位普通的年輕女工開始了自己的事業，再後來又成為受人尊敬的成功女性。
三是財富觀念。凡是將財富理解為已經擁有的東西的國家或地區，一定是不發達的；而把財富理解為一個不斷開始的創造過程，一定是發達的。
在發達地區的財富觀念中，年齡優勢、技術優勢、經驗優勢和策劃優勢等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就是說，發達地區看重的是一個人所具有的創造財富的能力、動力和文化心態，而落後地區則過分看重一個人現在已經有多少存款以及家庭有多少遺產。
四是文化興奮點。把文化興奮點安置在過往時代的國家或地區，一定不發達；而將其安置在力所能及的未來，則一定會發達。
什麽是文化興奮點？即能夠讓一個人或一個民族從骨子裏引以為自豪的文化現象，如中國的萬裏長城、四大發明、五千年曆史等，就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興奮點。
那麽為什麽說把文化興奮點安置在過往時代的國家或地區就不會發達呢？這是因為過去的輝煌已經與人的今天沒有直接的關係了，所以過分留戀過去、總是講輝煌的以往時代，與阿Q的“我的祖宗比你闊多了”的思維方式無異，其結果隻能使自己整天躺在美好的回憶中過日子，而追求財富的意誌和欲望隻能愈加消沉。
幾年前，我曾在西部一家老國有企業調研。企業領導在給我介紹企業發展時十分自豪地告訴我說，這家已擁有40多年曆史的企業，曾是共和國的驕傲。曆史上曾給國家上繳了N多N多的財政，培養並輸送了N多N多的幹部……我忍不住問道：“那麽現在是什麽狀況呢？”這位領導一反剛才能自豪的神情，沮喪地說：“設備老化、負擔沉重、產品沒市場，職工大部分下崗了！”
我說：“你現在要考慮的應該是企業現在應該怎麽辦，未來應該怎麽辦！也就是說，文化的興奮點應該放在未來，而不是整天沉湎在過去的輝煌中。”
當然，我深深的知道，把文化興奮點安置在過往時代的，絕不止這位老國有企業的領導，而是我們整個民族的通病。甲骨文、四大發明、五千年文明史……整天掛在嘴上，就連影視作品也都沉湎在“貞觀長歌”、“康雍乾盛世”之中。其實，我們應該做的恰恰是：我們的今天還僅僅是發展中國家，我們的人均GDP世界排名還在100多位之後，因此，我們的明天應該怎麽辦？我們的未來又應該怎麽辦才是！
五是思維習慣。思維習慣總寄托於宏偉、空洞、激昂的社會，就不會太發達；反之，思維習慣傾向於具體、漸進、平靜、講求力所能及，這個地區就容易發達。
宏偉、空洞、激昂的思維習慣是害人的。1958年大躍進時，中國社會提出了“趕英超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宏偉目標，可直到1976年“文革”結束，我們不僅沒見到共產主義的影子，反而離英、美的差距越來越大了。這說明空洞、不切實際的目標，不僅無助於社會的發展，而且還具有很嚴重的破壞性。與之相反的是“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的提出，就很具體並講求實效，通過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努力，現在許多地區已經實現了。
同樣道理，如果一個企業現在隻有一個億資產，老板卻在年初動員大會上高呼，奮鬥三年，躋身世界500強！我想員工一定認為老板有病。而如果換個思路，這個企業今年銷售實現了5000萬，年終總結大會上老板提出，明年銷售目標爭取實現6000萬，目標實現，業績前十名的優秀員工每人獎勵一部轎車！員工聞之肯定會群情激昂、摩拳擦掌。因為這個目標是具體的、切實可行的，通過努力是可以實現的。
2002年，我隨團去越南考察，在河內街頭看見一條標語： “努力奮鬥三年，力爭趕超中國廣西！”當時很多同事都笑越南太沒追求，因為廣西在中國並不是發達地區。而我卻認為，越南人民是講求實際的，因為越南和廣西的差距並不十分懸殊。如果越南的目標是定在三年趕超中國深圳，那我認為就是一派胡言，因為越南和深圳的差距太懸殊了。
六是法律（規則）意識。凡欠發達地區一定是疏遠法律的。而疏遠法律則會導致兩種結果：一是民眾奴性較強，將自己的生存發展寄希望於“青天”；二是破壞規則，導致社會混亂無序。
中華民族受“黃河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影響，從骨子裏就是疏遠法律的。所以在中國政府機構中，有一個世界其他國家都沒有的部門──人民來信來訪辦公室。人民有了委屈受了冤，不是尋求法律的幫助，而是寄希望有一個好官來為其做主。於是，當一級政府沒有好官時，百姓的冤屈便隻能雪上加霜；於是再向上一級政府告狀，最後直至告到中央；如果運氣好碰到好官，那麽官的批示便超越了法律，成為解決問題的依據，但規則便遭到了破壞。
中國的文化還遠遠不止是有了規則而破壞規則，更在於有些行為根本就毫無規則可言。比如親朋好友的日常交往就從來沒有規則可循，因為在儒家文化看來，親朋好友之間如果也要用規則來約束，那人類就沒有親情溫情可言了。那麽，沒有了規則就有親情和溫情了嗎？
我的一位哈爾濱朋友就曾向我傾訴過心中的苦悶：她來北京創業多年，算是小有成就。於是，故鄉的親朋便把她當成了唐僧肉，誰有事都伸手向她借錢，而且有借無還。十幾年的時間她累計借出的已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多次催要未果，她也想付諸法律。但一則當初借錢時對方未寫借據（她曾有過此要求但遭到對方和父母說她毫無人情味的指責）；二則遭遇父母指責和阻撓而最終無法實施。現在，由於她的催債，在親朋眼中她已成了壞人。為此她很苦悶，為什麽自己付出了真情和血汗錢，反而卻成了惡人呢？
一個沒有規則的社會將會是什麽樣子？答案已不言自明。
但在發達的國家或地區則完全不一樣。由於法律、規則已自覺成為人們的行為規範，人們的一切經濟行為、工作行為，哪怕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瑣事，皆遵循於法律、規則。
一位留學德國多年的中國學生說，他在德國所到之處從未看到過一輛闖紅燈的車，即使在深更半夜，空寂無聲的街頭，德國人依舊沿著橫道線，看著紅綠燈過馬路。德國老人喜歡向別人炫耀的是，在他幾十年的駕車曆史中，違章記錄欄內始終是一片空白。
著名經濟學家茅於軾在美國作訪問學者時，曾對美國郵局前的排隊作過觀察。他發現排在隊伍前麵的顧客，一般距離正在接受服務的顧客至少一米遠：一方麵避免彼此靠得太近不舒服，一方麵也是尊重別人的隱私空間，免遭嫌疑。如果服務窗不止一個，也不是每個窗口前麵都排一個隊，而是隻排一個隊，前麵的人依序到空出來的窗口去辦事，以保證先來的人先接受服務。沒有一個人會打破這種默守的規則。小中窺大，茅於軾深有感觸地說：“在美國生活的一年中，我無時無刻不在思考，為什麽美國如此富有，有哪些地方值得我們學習？”
七是文化變革。一個不斷促使新文化心態調整的地區，其經濟一定是發展的；而一個死抱傳統文化不放的地區，其經濟一定是落後的。
因為在社會轉型時期，通常是文化先轉型。譬如早期的歐洲，曾認為財富是一種罪惡，近似中國所說的“為富不仁”。但自宗教改革之後，富裕是上帝對人的恩賜，貧困是上帝對人的懲罰成為主流文化。它促使人們追求財富，最終導致歐洲經濟發生了很大變化。
上述結論表明：要解決經濟落後的問題、管理落後的問題，必先解決文化落後的問題。這是根本問題，也是不容爭辯的問題。
美國的發展模式怎麽不能重複？日本二戰後完全複製過來了啊，人家老百姓可比我們的大多數活得要滋潤。
如果發展是硬道理,太高速的發展其實是走向自身滅亡的根源.好比狼吃羊是硬道理,肚子不餓也殺羊的狼就注定了要絕種.中國穩定幾千年現在遭你嘲笑,美國這發展模式不可重複你想過沒有?才幾百年的模式推廣到幾千年就意味著地球上人的生存環境消失你想過沒有?
古人的智慧,你光盯著眼前飽自然就無法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