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非法侵占財產是和諧社會的前提

        鄭現莉
   
        要避免底層民眾的暴力清算，就要求社會強勢群體真切地響應黨中央的號召，拿出建設和諧社會的足夠的誠意來，自覺主動地把自己非法侵占的財產貢獻出來，這是最好最有效的方式。

　　改革開放近30年來，我國社會各階層在社會財富占有上的差距已經達到了非常驚人的程度，社會資源和財富迅速地流向了少數特權階層和利益集團。北師大教授鍾偉的統計資料表明，內地50個富豪的資產即相當於5000萬農民的1年純收入，300萬個百萬富翁的資產，則相當於9億農民兩年的純收入。另外，中國社科院在一份年度調查報告中也指出，2006年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達到了0.496，是公認的收入分配嚴重不公的高水平。相比之下，印度的基尼係數為0.33，美國為0.41，巴西為0.54。除了社科院之外，一些媒體也就此做了抽樣調查，結果同樣讓人擔憂。《中國青年報》於2006年12月底發表的報告顯示，90％的受訪者都認為我國目前的貧富差距太大。

　　來自國外的報告也提出了類似的警報。一份2006年10月17日由美國波士頓谘詢公司發布的《全球財富報告》顯示，以美元計算，中國大陸共有25萬戶百萬富翁家庭，而這些家庭與其他階層相比較，財富的增長速度又是最快的，他們所管理的資產額2005年比2004年增幅高達18％。相對於發達國家，中國百萬富翁家庭對社會財富的占有比例更高。報告指出，在中國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國民財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亞等國，一般是5％的家庭控製國家50％的財富。

　　在一個市場製度完善、法律健全並且得到良好遵守的國家，一個富豪的誕生往往需要幾代人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積累，而在中國，這些富豪財富的攫取大多是十年甚至幾年的時間內完成的。他們除了利用法律的漏洞或者直接違法犯罪之外，是根本不可能如此迅速地積累財富的。他們的財富根本不是辛勤勞作得來的，靠的是對國家、集體財產和弱勢群體赤裸裸的掠奪積累起來的，這就是所謂的“原罪”。

犯“罪”手段

　　20多年來，在他們身上烙上“原罪”痕跡的途徑大致有以下幾種，其中個別隻在特定時期起作用，而大部分則一直延續到現在，愈演愈烈，至今還看不到被遏製的跡象。

　　第一，80年代的價格雙軌製。實行這種製度的本來目的在於引入市場機製，但由於兩種價格的存在，以及當時各類商品的緊俏行情，為權力介入市場活動、以權謀私大開了方便之門。一時間，倒彩電、倒冰箱、倒鋼材、倒煤炭等等，成為社會紛紛議論的話題。一些後來在80年代發達起來的官商就是在這股“官倒”浪潮中起家，完成最初的資本積累的。“官倒”大部分是以“價差、匯差、利差、稅差”的形式進行的。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胡和立先生計算，在1987年，我國全部控製商品的價差在1300億元以上，利差約為200億元，匯差約為500億元，共計2000億元以上。在1988年，上述三項合計為3569億元。進入90年代以後，隨著商品價格的放開，以及外匯進入“市場調劑”，這兩部分的價差有所減少，但“利差”依舊，且由於貸款總額的迅速擴大而不斷增加。同時，隨著房地產的升溫，地價差的問題日益突出，據估計，1992年的大檢查就不下於1000億元。在多年的積累中，上述各項積累起來的數字是非常巨大的。當然，這並不表明這些差價全部到了個人手中，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有相當一部分轉化為了私人財富，但具體有多少，恐怕將成為曆史之謎了。

　　第二，持續20多年並且越來越嚴重的政府官員、國企領導貪汙、受賄，不僅數額越來越大，級別也越來越高。譬如最近查處的上海市委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陳良宇，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青島市委書記、山東省委常委等無不涉嫌嚴重經濟問題。

　　第三，90年代以來的國有企業改製導致大量的國有資產非法流失到私人手中。這些國有資產是全國工人農民幾十年辛勤勞動積累下來的，但在一些人的操作下，轉瞬之間就除了千萬富翁乃至億萬富豪。

　　第四，大資本集團在股票等資本市場上的圈錢。這類操作手法更為隱蔽，但其造成的危害總會通過各種各樣的途徑傳導到底層民眾身上。

　　第五，房地產行業的高利潤。城市及其周邊土地價格的升高是全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全國人民建國以來辛勤勞動的積累，屬於全民所有。可是在房地產公司的運作下，這塊級差地租被房地產公司老板、政府和銀行內部腐敗官員無償拿去了。

　　第六，煤炭等礦產資源屬於全民所有，可是在資本與權力的勾結中隻是催生了大批富豪。

　　當然，以上所總結的並不是全部。盡管手法各異，但最後所造成的結果無一不是對底層民眾的剝奪，造成社會各階層在財富占有上的差距越拉越大。

貧富懸殊危害社會各階層

　　當前這種巨大的貧富差距對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非常不利。我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對各種產品的需要量是十分巨大的，具有無可比擬的市場潛力，應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強大推動力，但實際情況卻並不如此簡單。

　　自從加入WTO之後，我國經濟發展的對外依存度快速升高。據商務部統計，2002年中國外貿依存度為51％，2003年為60.2％，2004年為70％。目前更是達到了80％，淨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37％，這個大大高於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水平，要知道世界貿易大國外貿依存度的平均值為17％。這不僅引起國內資源供應緊張、貿易摩擦頻發等顯性弊端，而且出口商之間的惡性競爭也導致中國出口商品和服務的單位價格一路走低。譬如，化纖印染布每米出口毛利潤以由加入WTO之處的0.11元下降到了0.03元。出口價格戰越慘烈，企業爭份額、爭市場的拚勁就越足，出口價格也就越低，呈現典型的惡性循環狀態。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利潤得不到保證，自然勞動者的工資水平也無從提高。

　　這種狀況對國家經濟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解決之道隻能是擴大內需。其實這項政策已經提出多年了，朱鎔基時代就致力於此，可效果並不明顯，其原因就在於我國社會各階層在財富占有上的差距太大了。道理很簡單，收入越少的人，其收入中就會有越大的份額用於各項生活必需品的開支。而收入很高的人，其收入中隻有很小的部分用於個人消費，盡管他們的消費水平很高，甚至有很多奢侈性消費也同樣如此。他們收入中的大部分都要用於再投資。如果投資於生產領域，盡管也會暫時增加諸如原材料、機器設備等的需求，但一旦投產之後將會創造更大的產品供給，加大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缺口。如果投資於房地產等投機領域，隻會抬高這些產品的價格，抑製低收入者在其他產品上的需求，同樣對解決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矛盾不利。

　　要擴大國內市場容量，唯一的辦法就是公平分配社會財富，減小貧富差距。所謂“效率優先”隻是方便了少數富人的財富積累，到目前已經走到了它的反麵，既不能提高國家的整體經濟“效率”，更談不上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經濟公平。

　　這種狀況對底層民眾，包括農民和農民工的影響是最大的。隻要我們到農村地區走一遭，看看有多少孩子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看看有多少重病患者得不到治療，看看有多少老人得不到良好的贍養就知道了。

　　就是對那些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生活也深受其害。由於國內市場容量相對萎縮，生產規模的擴大受到抑製，以及國內企業在科技研發上的低投入，在國際產業鏈條上處於低端的現實，無不在影響著他們的就業狀況。近年來，他們的工作崗位越來越難找已是不爭的事實。據共青團中央學校部、北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聯合發布的“2006年中國大學生就業狀況調查”報告顯示，截止到2006年5月底，在接受調查的應屆本科畢業生中，已簽約和已有意向但還沒有簽約的占49.81％，而沒有找到工作的比例為27.25％。

　　與此同時，畢業生的預期薪酬也越來越低。該調查報告顯示，有66.1％的學生將月收入定位在1000元到2000元之間，甚至有1.58％的學生為了所謂職業理想願意接受“零工資”。不僅如此，即使找到工作，工作壓力也是沉重的，他們總是被逼或“自願”地延長工作時間。

　　曾幾何時，大學生是社會的寵兒，他們是最有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爬到社會的上層去的一個群體。但如今，他們中除了少數與政權有緊密聯係或者家庭經濟條件特別好的之外，大多數人已經不再可能爬上去了，他們在整個社會中的經濟地位已經特別明顯地下降了，甚至他們各方麵的壓力比農民工還要大。由於越來越高企的房價，農民工中的大多數根本就沒有準備在城市裏買房子，甚至連這種奢望都沒有。而畢業的大學生群體，尤其是從農村來到城市的他們，畢業之後就馬上麵臨著這個問題。房子問題不解決，找女朋友結婚的願望就很難實現，畢竟在消費文化以及大眾媒體的影響，女人的擇偶標準變得越來越高。結婚之後，生孩子也是一筆費用，孩子還要接受教育，父母也需要贍養，家庭成員生病需要上億元，而這些費用都在一天天地上漲，如今醫療、教育和房價已經成為“新三座大山”。

　　就是對那些收入比較高的白領來說，再優厚的工資收入，與高昂的醫療費和房價相比，都不過是杯水車薪。京滬穗鵬四個城市調查感覺“壓力大”的排位是：上海67％，深圳64％，廣州46％，北京45％。70％的白領處於亞健康狀態。白領綜合症導致抑鬱和自殺，加班沒有加班費悄然變成職場潛規則。老板總是用一句“你的辛苦我知道，想要加薪辦不到”予以回絕。一位海歸感歎道：“中國白領的工作強度，已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中國的寫字樓是世界上最累的寫字樓”。

　　從目前這種經濟結構中得到好處的無非是一小部分特權利益集團和富豪群體，他們的物質生活無疑是豐富的，但在一個不和諧的社會中，他們的生命財產安全也時時刻刻在受到威脅。固然，富人小區的保安、防盜門乃至防彈汽車能防備犯罪分子的襲擊，但是，如果因為巨大的貧富差距引起社會動蕩，恐怕這些都不會起作用了。在國民黨蔣介石統治下，如果不是激烈的社會矛盾，中國共產黨是不會得到底層民眾如此廣泛的擁護的，革命自然也不會成功。但，一旦社會不公超越了民眾的忍受極限，他們就會在共同的目標下行動起來，蔣介石的800萬軍隊和長江天塹尚且不能有所作為，保安、防盜門又能起什麽作用呢？

明末崇禎皇帝學不得

　　任何社會的穩定都離不開處於社會中間層的知識分子的擁護和支持，但在今天中國，由於巨大的貧富分化，中產階級並不能發展壯大起來，反而越來越被社會所邊緣化。20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的成果大部分被一小部分社會階層占有了，以受過高等教育為標誌的知識分子中的相當一部分開始向底層民眾淪落，這是對中國社會穩定的非常嚴重的威脅。畢竟在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社會財富的情況下，怎麽能夠想象靠剩下的30％的財富培養出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來呢？最多不過維持99.6％的家庭的基本生存而已。

　　要解開這個死結，無疑要求把那些被一小部分人剝奪走的財富重新剝奪回來，用於建立一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係，也就是對原罪進行清算。應該說，我國民眾對社會不公的忍耐力是舉世罕見的，在目前情況下，對剝奪者的剝奪，還是有可能在不引起大的社會動蕩的條件下完成的。但如果這種自我剝奪不能及時主動進行的話，底層民眾巨大的忍耐力就很有可能轉化為同樣巨大的社會異己力量，恐怕那個時候的被動剝奪就不會溫文爾雅地進行了。毛澤東曾經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要避免底層民眾的暴力清算，就要求社會強勢群體真切地響應黨中央的號召，拿出建設和諧社會的足夠的誠意來，自覺主動地把自己非法侵占的財產貢獻出來，這是最好最有效的方式。對此，明朝末年崇禎皇帝以及他所代表的官僚集團從反麵做了最好的注腳。

　　當時，由於土地兼並，到處爆發流民起義。明王朝為了鎮壓起義，就不得不征收更多的稅，導致更多的農民流離失所，起義更加頻繁，規模越來越大，陷入了惡性循環的泥潭。

　　當李自成率領大軍兵臨北京城下的時候，崇禎皇帝要求大臣們捐助銀兩以充軍費，這些官僚們都哭窮。比如，崇禎本要他嶽父周奎捐兩萬兩，他就給女兒寫信要求幫助。周後秘密送去5000兩，此公竟扣下2000，將剩下的3000充數。城破之後，僅從他家就搜出了52萬兩現銀，這還不包括無數的奇珍異寶和散處各地的田莊。號稱簡樸、勤勉的崇禎皇帝，其實是明王朝最大的守財奴，李自成在他的宮殿內搜出了3700萬兩白銀，還有大量的黃金和其他財寶。據史料記載，李自成在攻破北京半個月內，僅白銀就搜出了7000萬兩。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崇禎皇帝在賑災等方麵卻吝嗇的很。例如，崇禎四年正月，一個姓吳的禦史奉命到陝西賑災，崇禎僅撥付了10萬兩，麵對哀鴻遍野的廣大饑民，無異於杯水車薪。很快，已經投降的起義農民不得不再次拿起武器，造反的烈焰遂成燎原之勢。關係到朝廷經濟命脈的江南水利年久失修，有大臣奏本興修，崇禎了解到需要不少銀子，而國庫又沒有，他又不願動用私房錢，於是以不便“擾民”為由束之高閣了。

　　我們可以假定，如果崇禎以及他的官僚們不是這麽摳門的話，如果他們能夠及時地拿出7000萬兩中的一半用於賑濟災民的話，明王朝決不會如此快地倒台，崇禎帝也不會落個吊死煤山的淒慘下場。

　　曆史不會重演，但曆史教訓如果不能被後人吸取的話，類似的悲劇是有可能重新發生的。中國今天的強勢群體，如果不能拿出壯士斷腕的壯舉來，他們也是逃脫不了曆史規律的懲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