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PK《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麵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象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幹凈的人隻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幹凈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為是髒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隻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凈了，最幹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凈。”（毛澤東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雲淡水暖


春晚作為一道必不可少的年夜飯“佐餐”和守歲時的精神“食品”，已經伴隨國人30來年了，今日之春晚，無論是場麵，還是手段，當然還有投入，非昔日可比也。越來越現代的“元素”，越來越眩目的光彩，但也許是所謂“審美疲勞”的緣故，雖“必不可少”，但激情不再，但有人說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草民以為過了。語言類節目是春晚越來越“重頭”的內容，特別是當年以王景愚先生的《吃雞》為先聲的小品，將一種新的歡樂元素通過春晚推入了大眾娛樂的平台，但草民有一種感覺，小品的質量在下降，小品的內容日益單調貧乏。而作為類似於相聲的小品，本可以有很大發揮空間的。與相聲一樣，在諷刺與幽默，褒揚與鞭笞之間，小品似乎正在失去其應有的位置。

這段時間，中央電視台第三頻道（綜藝頻道）在播放一個回顧性的欄目《流金歲月》，都是曆年被認為是有些“水平”的相聲、小品的展示，而昨夜的一個小品節目，令人草民有些感觸，表演者是大名鼎鼎的“腕兒”黃宏、宋丹丹，小品的故事脈絡大概是一對安徽（？）還是河南（？）災區的農民夫婦，穿上了全國各地捐助的衣物，準備“排演”一個“節目”表達感激、歌頌之情，題材不錯，也很有發揮的空間。但偏偏在內容編排，表演形式上有點“走調”，說白了，就像是在取笑這對“受災”之後的農民夫婦，比如，倆人的衣著亂七八糟，上下左右處處不對稱，特別是宋丹丹，左腳穿著隻高跟鞋、右腳穿著隻平底布鞋，不倫不類。倆人嘴裏用方言（？）嚷著些“可笑”的順口溜，擺出些“可笑”的造型，笑則笑矣，但其中對角色的譏諷也明擺著。

回想這些年來的春晚，在鏡頭前製造“笑料”的角色，農夫民工的比例是比較大的，他（她）們的“笑料”卻往往來自於“可笑”、“落伍”的穿著，比如長外衣上麵再套件短內衣，比如“笨拙”的舉止，比如“不優雅”、“不文明”的言談，比如“不懂”城裏的“規矩”等等，於是，台下的西裝革履們，休閑瀟灑們大笑不已。

這裏頭恐怕有個“潛意識”問題，就是從俯視的姿態“看下去”，站在“城裏”的“高雅”和“文明”的平台上，在“下麵”的“不高雅”中找到可以逗樂的“元素”，這種意識，甚至連一些出身於農家的“腕兒”也玩的很嫻熟，甚至在表現已經“先富”起來的農民的時候，也是在調侃一種“不雅”的情調。

真正的不文明、不道德是必然會遭到取笑甚至鞭笞的，但是，現在這種態勢卻有些偏頗，因為有一些看起來“高位”、“高雅”、“高文明”的群體，其可取笑之處，其可鞭笞之處，其可諷刺之處，實在是底層的農夫民工們所無以比擬的。

比如，身居高位，曾經被冠以“優秀企業家”的貪官，在廟堂之上慷慨激昂地大講“代表”、“反腐”，卻在台下與妻子超生、與保姆超生，這不比那小品“超生遊擊隊”中的農民夫婦更加值得嘲諷？比如，研究“孔孟之道”的“當代大儒”，居然不顧人倫，帶六個“老婆”出國；比如，以打“蓮花坐”，靠講“密宗”斂財起家，又搖身為“資本運作家”，最後被判刑15年的…

春晚的小品相聲，如果把視角轉過來，把諷刺的槍口，鞭笞的目標，對準那些在虛偽的光環下蠕動的醜惡靈魂和行為，不是一種更受歡迎的藝術與現實結合的形式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