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18日~19日,泰國爆發“一日貨幣戰爭”――18日晚,泰國央行下令,從19日起,實施外匯無息存款準備金的係列舉措,以增加熱錢進入成本,緩解泰銖升值壓力,預防熱錢大進之後再大出之時的金融悲劇重演。熱錢當即犀利反擊,19日泰國證交所指數(SET)暴跌14.84%,市值蒸發230億美元,泰國央行當日宣布取消上述管製措施。
在此前後,從2006年10月30日到2007年1月4日,工行A股股價從3.25元被瘋狂拉升到6.79元,上漲108.92%,至2月6日低點的4.57元,又大跌32.7%。同期,上證指數分別上漲65.46%和下跌15.34 %。
前者的短兵相接,使得亞洲乃至世界,重憶起十年前的噩夢,兩輪從泰國開始倒下的多米諾骨牌,使亞洲在金融危機中損失慘重。人們不禁要問,這是否是新一輪亞洲金融危機的信號?
過去數年中,亞洲經濟之所以能擺脫當年危機陰影,重上發展通道,關鍵在於,昔日的中國因金融基本封閉未受直接衝擊,亞洲元氣未傷。其後,中國抓住了“世界工廠”的機遇,帶動了東亞的投資和貿易,增強了區域內的經貿活力和投資信心。可以說,“世界工廠”不僅是當今中國競爭力之本,也是亞洲經濟活力之源。
但現在工行股價的狂漲暴跌難免引起世人更大憂慮:假如更加強大的熱錢卷土重來,中國能否依然安然無恙,成為亞洲的“避風港”? 十年以來,中國的金融圍城大半已不在,尤其是過去兩年中,中國的金融改革全麵推進,與國際金融一體化加速,國際金融市場已直接或間接(通過香港地區)同內地銀行、股市、匯市建立全麵連鎖反應機製。
盡管目前中國仍然有部分的資本項目沒有開放,人民幣匯率實施0.3%的浮動匯率區間製度,但是國際熱錢仍然可以偽裝成貿易順差或外商直接投資,乃至通過地下錢莊偷渡中國,它們與國內同類屬性的短期投機資本相結合,還是足以演繹在46個交易日中,讓工行這樣的超級大盤翻倍上漲,又在24個交易日中,大跌近1/3的瘋狂局麵。盡管此次狂漲大跌背後有投機股指期貨的因素,但不可否認的是,人民幣升值 是其更大的背景
所幸的是,一,目前,熱錢正覬覦人民幣匯率更大幅度的升值,仍處於先鋒潛入蓄勢階段;二,關於人民幣升值多大幅度的論戰正在進行中,更多的熱錢主力仍在境外觀望;三,熱錢更希望得到中國資本項目可兌換以及更大匯率浮動區間的政策預期,以便在人民幣更大幅度升值背景下,加速放大中國資產泡沫,並在泡沫破滅前,能夠迅速地變現撤退。如果他們得逞,到那時,這次工行股價近1/3的下跌幅度將會小巫見大巫。
對於熱錢來說,較為理想的是,在2007年中國人民幣升值10%以上之後,2008年中人民幣匯率日浮動區間擴大至2%甚至更高,並且中國央行承諾不幹預外匯市場。這從1月31日美國財長保爾森在國會聽證時定下的目標可窺一斑,他稱,在兩年任期內,“讓人民幣形成基於市場經濟規則、由市場競爭決定的、自行浮動與定價的機製”。
倘若如此,熱錢對中國發動“貨幣戰爭”的條件將全部具備:一,假如人民幣在2007年實際升值超過5%,甚至10%以上,年底人民幣資產價格泡沫將大大高於2007年初的高峰水平,進入一戳就破的巨大泡沫階段;二,倘若資本項目放開,人民幣匯率浮動日區間擴大到2%,且中國央行承諾不幹預市場,則熱錢撤退通道基本打通;三,中國製造的競爭力將隨著人民幣大幅升值而受到嚴重損害,企業盈利水平大幅降低,GDP 增速將明顯降低,其後果將在2008年開始顯現;四,目前已經有人開始製造後奧運衰退的輿論,並會愈演愈烈。以華爾街為中心的熱錢發動一場針對亞洲、針對中國的“貨幣戰爭”,在美國某些人士眼中,這符合美國的“單極世界”利益。以“摧毀中國崛起”為目標,“貨幣戰爭”將是一種最有效率的方式:它非常隱蔽――沒有漫天硝煙,沒有炮聲轟鳴,在花言巧語的吹捧之中,在目標國經濟繁榮泡沫的掩護之下,靜悄悄地“請君入甕”;投入最少――隻需要投入影響輿論和收買代言人的少量費用;收益極高――直接收益將以千億美元計,間接收益無法估算;速度最快――人民幣從最高峰大幅下跌之後,可能隻要一個月就會讓中國經濟一片狼藉,難以翻身;道義成本最低――連索羅斯都拒絕為亞洲金融危機道歉。
所以,現在,“貨幣戰爭”對於中國崛起的潛在危險性,已經遠遠超過“台海隱患”對於中國崛起的威脅,畢竟後者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成本要巨大得多,尤其是在美國深陷中東困局之際,策動“台海危機”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因此,建議中央決策層,將“貨幣戰爭”的機製和對策作為國家最優先考慮的戰略課題之一。
有人會擔心,中國堅持“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的人民幣匯率的國策,會引發美國的不滿,甚至製裁,導致一場美國大幅提高中國進口關稅的“貿易戰”,到時候,中國同樣不得不被動地大幅升值人民幣。
這一擔憂是沒有必要的。原因在於:一、在中美經貿 關係的現狀下,如前文所述,美國獲得了比中國更大得多的好處,貿易戰隻能對美國經濟造成更大損傷,甚至使美國最近一度緩和的金融隱患迅速爆發;二、如果真的發生了貿易戰,裁決權在WTO手中,中國沒有任何理由敗訴;三、如果美國強製大幅提高中國商品關稅,鑒於美國此類決策程序複雜,時間較長,中國可用更快的決策效率先大幅提高出口關稅,進行反擊,如此一來,美國的“中國人民幣低估導致中國製造價格低估”的“罪名”就更難成立――既然你指責中國,要征稅抬價,我們主動先征了,抬高了出口價格,你還有什麽借口?!
退一步說,如果美國非要把中國逼到絕路上去,中國被迫絕地反擊,隻好使用手中的重型武器――高達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隻要中國將其中巨額美元資產,比如美國國債拋出一小部分,在投資者爭先恐後的避險效應下,足以引發美元大幅貶值的危機,並導致美國金融市場的崩潰。誠然,這是一種兩敗俱傷的絕招,但兩敗俱傷總比中國完敗美國完勝要好――至少我們還可以比一比誰更輸不起,看誰恢複得更快。
當今中國執政者曆來有一個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這種一以貫之的理性與魄力,兼且更加深刻洞察國際經濟和金融的國家博弈本質,筆者深信,她會帶領中國度過與國際經濟,特別是金融一體化接軌的最凶險階段,以平衡開放為契機,全麵推進中國的金融改革和社會進步,並最終領導中華民族實現偉大的複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