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均沾
利益均沾
隻有信息公開，投資者才能在股票市場抵製那些不負責任的公司的股票，消費者才能在超市抵製那些不負責任的公司的產品，勞動者才能在勞動力市場抵製那些不負責任的雇主。
籃壇巨人姚明的另一個身份是“護鯊大使”，他曾經為國際野生救援協會拍攝公益廣告，並向公眾表態：“今後，我本人在任何時間、任何情況下都拒絕食用魚翅。”
新民周刊報道，在上海師範大學經濟倫理研究中心主任周中之教授看來，姚明不吃魚翅的“護鯊行動”包含著消費者“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去年9月，在上海舉行的第二屆世界中國學論壇上，麵對數百位全球中國學精英，周中之以此為開場白，報告的題目是“消費的自由與消費的社會責任”。
誠如姚明所言，“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消費者責任理念要廣為傳播，並變成每一個消費者的自覺行動，眼下還需要更多的手來一起滾雪球，既需要姚明這樣的社會名流，更需要一個個普通公眾的直接參與和推動。
消費者責任覺醒
24歲的香港女孩丘梓蕙走在了姚明的前麵。
2002年的一天，在香港中文大學藝術係讀書的丘梓蕙從一場講座中得知，1993年深圳一家名為“致麗”的港資玩具廠發生火災，致使80多名女工死亡，100多名女工受傷。這家工廠代理生產的是
意大利某著名品牌的兒童玩具，香港老板並不富有，賠了100多萬元就破產了。由於意大利企業不願擔負責任，受傷女孩命運悲慘。
這樁往事讓丘梓蕙十分憤怒。丘梓蕙從此注意到一個事實：為了降低生產成本，許多發達國家的著名企業紛紛把代工廠轉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卻對代工廠的勞工權益視若無睹，不願承擔相應的責任。
丘梓蕙和她的同學在那年暑假組織了一場“幹淨衫”行動，期望用實際行動來改善工人的待遇。每年開學，香港各大學學生會都會組織迎新營活動，參加的學生都穿上印有學校標誌的T恤，每年學生會都會定製不少T恤。丘梓蕙與香港幾所大學的學生會交涉，遊說他們參加“幹淨衫”行動，最後有5家大學參與了這項活動，它們一共要定製1萬多件T恤。
丘梓蕙和學生會幹部到廣東中山的一家製衣廠直接下訂單，把銷售商對工廠盤剝的那部分利潤直接交給工廠，同時提前40天下訂單，不讓工人加班，每件T恤還多付2元錢用於提高工人待遇。
40天後，1萬多件T恤加工完成，丘梓蕙和同學們來工廠提貨，同時給工人“派錢”。“盡管每件衣服我們隻是多付了2元錢，但是每個工人可以多拿 100多元錢。”那一天，丘梓蕙看到了工人們燦爛的笑容，“幹淨衫”行動成功地體現了一種力量——消費者在購買過程中所能擁有的善的力量。
“幹淨衫”行動讓丘梓蕙看到了消費者力量的存在，“但這種行動治標不治本，我們不可能買什麽都直接向工廠下訂單，直接向工人派錢。根本的辦法是改變利潤分配模式，並讓品牌經銷商分出利潤來解決工人的權益問題。”丘梓蕙開始尋求具體的解決方案，從歐美消費者運動的曆史中尋求智慧。
她看到美國也有反血汗工廠的運動。這場運動10多年前由美國一所大學的學生發起，如今已有200多所學校的學生參與。他們從要求校方拒絕采購血汗工廠生產的商品開始，進而向品牌經銷商施壓，要求經銷商提高代工廠工人的權益。
這股運動蔚然成風，著名的耐克公司是學生們最早瞄準的目標。當時耐克公司對學生們的指責並不理會，直到學生們發動“不買運動”，耐克才感受到空前的壓力，同意與大學生談判，答應增加工人的福利，並公布所有供應商的名單(至今全球隻有耐克運動鞋和Levis牛仔褲公布了這一名單)，接受公眾的調查和監督。
毫無疑問，隻有信息公開，投資者才能在股票市場抵製那些不負責任的公司的股票，消費者才能在超市抵製那些不負責任的公司的產品，勞動者才能在勞動力市場抵製那些不負責任的雇主。
這場運動促使耐克公司成立了企業社會責任部門，專事負責工人的權益保障，走上了製度性解決問題的道路。消費者責任運動促使了歐美企業紛紛追隨耐克，成立企業社會責任部，負責監督供應商和解決勞工權益問題。
先行者撞上堅壁
歐美的經曆表明，企業成立社會責任部門並履行社會責任並非自願，而是迫於消費者力量崛起和壓力，不得不做出的反應。
丘梓蕙將她的想法與幾個同學和老師討論，得到了一致認可。她說，如今，進入中國大陸的許多跨國公司紛紛成立了企業社會責任部，高調談論企業公民概念，其實序幕方才拉開，“許多公司隻是成立了一個部門，還不願意真正去做”。更有甚者，“企業社會責任部門還淪為一些企業的公關伎倆”。而中國香港地區和中國內地的不少企業則連這個部門也沒有，遇到問題往往極力推卸責任，企業社會責任根本無從談起。
正因為看到了這一現狀，2005年大學畢業後，丘梓蕙決定把喚醒中國消費者力量當作一項事業來做。她與一班誌同道合者共同創立了“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以下使用簡稱SACOM)。SACOM還有100多名顧問，他們都是世界各地的大學教授，運行一年多來，正是這些顧問的捐款維持了這個組織的運轉，解決了丘梓蕙和兩個同事的生計。當然，丘梓蕙還拿著調查計劃向一些慈善基金會申請財力支持，也拿到了“一點點的錢”。
“企業對供應廠商的查核報告往往是不公開的，這樣，即使有工資過低、工時過長、招聘童工等違法情況，消費者無從知曉，更遑論敦促企業及其供應廠商改善這些問題。”丘梓蕙和她的同事決定改變這種現狀。
丘梓蕙的做法是，組織香港大學師生誌願者到跨國公司在內地的代工廠進行獨立調查，並把調查結果向公眾公布，以喚醒消費者對企業不良行為的關注，從而形成一股壓力，迫使企業改善現狀。
2005年暑假，丘梓蕙首先把槍口對準迪士尼，帶著大學生誌願者到珠三角4家迪士尼代工廠調查。曆時3個月，調查了120名工人，結果觸目驚心，調查報告“找回米奇的良心”於香港迪士尼樂園開業前夕公之於眾。
丘梓蕙作為新聞發言人，親自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調查結果。據她稱，迪士尼以不足最低工資的條件雇傭珠三角的工人。4家工廠中，3家不符合當地最低工資要求，平均時薪隻有2.7元人民幣。迪士尼公司雖然巡查工廠，但工廠大多做假應對……
“‘有良心的消費’是消費文化的新趨勢。全世界的消費者都開始要求他們所購買的品牌產品不是由血汗工廠生產的。尤其是熱愛米奇老鼠及小熊維尼的消費者，更不希望他們購買的玩具、衣服及圖書是以非法剝削勞工換來的。”
SACOM站在道德的製高點，以及他們精心挑定的這個特殊時間，使這份調查報道產生了轟動效應。結果，迪士尼被迫和SACOM談判。丘梓蕙幾次到迪士尼香港辦公室和對方交涉。遺憾的是，他們提出要迪士尼公布所有供應商的名址，以及提供資金讓SACOM派人到代工廠進行工人培訓的要求都被拒絕，雙方不歡而散。
2006年暑假，丘梓蕙再次帶大學生進入珠三角，針對另3家為迪士尼供貨的外資廠商進行調查。調查發現，3家工廠平均時薪隻有2.04元至 3.41元，比當地最低工資標準少了15%至50%，而且3家工廠都沒有支付工人法定加班費。淡季時，老板強迫工人“調休”(無薪假期)；旺季時，每天工作11至14小時，每月共工作332至360小時，比法定最高工時高出71%；工廠宿舍一層住180名工人，隻有一個浴室及廁所……這種做法也違反了中國頒布的《勞動法》。
2006年9月10，香港迪士尼樂園開業一周年前夕，SACOM的第二份報告“繼續尋找米奇的良心”出爐了。這一次，丘梓蕙選定了在香港迪士尼樂園門口發布這份報告，並印刷了1000多份傳單發給前來遊樂的消費者，結果傳單被一搶而空，“消費者很支持我們”。
9月12日，周年慶典酬賓，香港迪士尼樂園給香港很多民間團體贈送了門票。有些團體自己用不完，轉贈了10張給SACOM。丘梓蕙和大學生誌願者在迪士尼樂園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天，下午，大巡遊開始前，遊客們都聚集在主幹道兩旁，等待目睹白雪公主、米奇老鼠、唐老鴨等童話人物的出現。這時，丘梓蕙和誌願者們掏出了藏在口袋裏的布條，戴到身上，拉出橫幅，抗議迪士尼對中國工人的不負責任行為。
“10多個保安馬上跑過來，圍成一圈，把我們圍在裏麵。”盡管如此，丘梓蕙還是覺得在迪士尼樂園裏抗議“很好玩”，而且達到了向迪士尼公司施加壓力的效果。
一個多月後，迪士尼停止向這次SACOM披露的一家深圳代工廠下訂單。這是一個令丘梓蕙始料不及的後果。從10月到現在，SACOM不斷和迪士尼交涉，要求恢複訂單，並努力改善工人的工作條件。這一次，迪士尼不再像上次一樣把丘梓蕙請到辦公室喝茶，而是關上了對話之門，“他們就是不管，不回應”。
不會永遠幫倒忙
這家工廠名叫龍崗煌星輕工製品廠，是一家日資企業，為迪士尼加工鎖匙扣，工廠80%的訂單來自迪士尼。迪士尼停單後，煌星廠立即陷入困境，近1000名工人沒活幹了。
最近，一些代工企業工人給丘梓蕙傳來消息，工廠2月1日將辭退所有保安。“連保安都全部辭退，這家工廠要倒閉了。”聽到這個消息，丘梓蕙揪心不已。她創立的SACOM以幫助企業找回良心，進而遵守內地法律，改善內地工人權益為己任，“沒有料到會發生這種結果”。
如今，春節快到了，不少丟掉工作的工人已經提前返鄉。最令丘梓蕙欣慰的是，由於珠三角鬧“民工荒”，不少工人又重新找到工作。她慶幸自己少了一些難以承受的自責。
然而，這依然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實：三個24歲上下的香港女孩，帶著一群大學生誌願者做了一個調查，發表了一份報告，結果令1000個工人丟掉了飯碗。
這是不是SACOM的責任？丘梓蕙告訴記者，她的內心有深深的不安，但此事責任不在SACOM，而在迪士尼。她說，迪士尼“停單事件”是一種逃避責任的行為，把全部責任推給了代工廠。如果這是一家迪士尼在歐美的代工廠，這家公司未必敢這麽做，因為歐美的消費者運動已經成熟和強大，“歐美消費者不會答應，他們會發動反對活動，包括不消費運動，讓迪士尼得不償失”。
丘梓蕙介紹說，在歐美，如果代工廠被消費者團體調查出有環保問題或勞工問題，品牌企業必須必須與代工廠一同合作?實踐改善計劃，當中包括采購製度、工人培訓及工人投訴及監察的機製。如果代工廠改過自新，品牌企業必須繼續下單；隻有代工廠不願合作，拒不改進，品牌企業才可停掉訂單。總之，品牌企業必須給代工廠一年的緩衝期。
正是基於對歐美消費者運動的了解，丘梓蕙起初認為迪士尼在中國也會遵守這一原則。但是，丘梓蕙錯了。究其原因，是中國消費者力量尚未崛起，消費者向迪士尼施加壓力的力度尚不能跟歐美消費者相提並論。丘梓蕙發現，SACOM的兩次調查不僅沒有“找回米奇的良心”，反而激怒了迪士尼，讓迪士尼做出了報複性的行為。
然而，中國消費者力量的崛起，不會是“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丘梓蕙覺得這個過程可能需要10年。
“我們暫時還不會發動罷買行動，但是我們會繼續調查迪士尼代工廠，告訴公眾迪士尼的利潤是建立在剝削內地工人的基礎之上。”根據計劃，2007年暑假，丘梓蕙還會帶大學生誌願者到珠三角調查迪士尼代工廠。
丘梓蕙的夢想是讓迪士尼成為中國的耐克，願意增加企業社會責任的透明度，公開廠商的名稱與地址，接受消費者的調查和監督，同時提高訂單價格，延長交貨時限，以反映合理的勞動成本。
“如果越來越多的中國消費者寫信給香港迪士尼樂園，或者發電子郵件告訴迪士尼，他們不買產自血汗工廠迪士尼紀念品，迪士尼就會感到越來越大的壓力……”丘梓蕙說她期待這一天的來臨。丘梓蕙說，如果消費者施加的壓力足夠大，SACOM就不會幫倒忙。
丘梓蕙非常樂觀，她相信歐美消費者運動的路徑可以在中國複製，終有一天迪士尼會作出合理的姿態。然而，眼下的困局是明顯的，麵對這些處於利益鏈上遊跨國大公司，SACOM的聲音，中國消費者的聲音，依然那樣微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