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一飛衝天，中國經濟如何才能長久？

中國經濟像一部不願刹閘的高速跑車，在2006年一下子衝破了人們的預言，非但沒有呈放緩趨勢，反而攀上了另一個製高點。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謝伏瞻2007年1月25日宣布，中國2006年GDP (國內生產總值) 增長10.7%，達到20.9407萬億元。從總量上看，這是中國GDP首次突破20萬億元大關，距離2002年首破10萬億元僅僅4年；從速度上而言，10.7%的經濟增長率創下了自1995年以來的新高。在這一數字的激勵下，摩根大通的中國首席經濟學家由此將2007年中國GDP增長的預期比率從9.5%調高至10.0%；瑞士信貸亞洲首席經濟學家則表示，2007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德國，躍居全球第三位幾成定局。

關注中國經濟的美國學者們反應則要平和一些。他們不驚訝10.7%的曆史記錄，反而擔憂的是高速經濟快車如何才能長久地急馳下去。正如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高級研究員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對《華盛頓觀察》周刊所言：“出口仍然是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發動機。當中國經濟規模日益龐大時，國內消費對維持其發展更加重要。這個態勢的持續將迫使人民幣的匯率進一步升值，外匯儲備增長放緩，最終要求經濟發生結構性變化。”

與中國經濟相比，美國經濟2006年GDP增長僅為3.4%，但在發達國家中卻已是翹楚，盡管她無法徹底擺脫經濟硬著陸的危險。美聯儲至今仍在為通貨膨脹壓力過大而傷神。受訪的經濟學家們一致認為：中美密切的經濟依存度會讓北京很容易感染上華盛頓可能遭遇的經濟寒流。

“中美經濟依存正日益緊密。中國對美元債務的購買有助於美國維持匯率和價格穩定，同時中國則依賴對美國的大量出口發展經濟。如果美國經濟硬著陸，勢必會傷害到中國的出口和經濟增長，而其嚴重程度還需仔細分析。”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國際商業教授楊家文博士在接受《華盛頓觀察》周刊采訪時說，“美中經濟關係是美中政治關係發展的感應器。民主黨在美國國會的多數地位會讓他們實行更強硬的對華經濟政策，增大發生小摩擦的幾率。但是美中緊密的經濟依賴性不會改變。”

高速GDP中沒有泡沫？

以GDP為參數，斯賓塞將經濟高速增長的國家定位在GDP年增長率超過7%，而其持久性意味著25年以上。按這個標準世界上已有11個經濟體實現了所謂持續高速增長，其中8個在亞洲。按他的話說“中國是最新進入這個名單的國家，這個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GDP增長最快的國家”。

曾任世界銀行駐中國首席代表的經濟學家鮑泰利(Pieter Bottelier)對2006年中國GDP10.7%的增長率顯得處之泰然。他將這歸功於中國出口盈餘的強勁走勢：“這一部分在中國GDP中所占比例甚至高出了美國貿易赤字在其GDP所占的分量”。同時，中國國內消費占GDP的比重目前正呈現出走軟的趨勢。

除了外貿盈餘，美國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經濟係教授托馬斯·羅斯基（Thomas G Rawski）在分析中國GDP的內部組成時認為：推動中國經濟如此快速發展的主動力很明顯是在中國投資的巨大增長，它占到中國GDP總量的24%。這一強大動力主要來源於中國的國內投資，其中包括住房、零售業消費和基礎建設發展。

“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看到中國經濟有什麽泡沫能在今後幾年羈絆經濟發展的腳步，”曾著有《中國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一書的威廉·歐爾霍特（William Overholt）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

大量湧入市場的投資很多是衝著2008奧運的相關工程和商機而來，這讓中國國內的一些經濟學家擔憂：一旦轟轟烈烈的奧運會結束後，中國經濟的泡沫是否就要崩裂？在鮑泰利看來，這個泡沫是否能化解於無形，決定權在中國政府手中。

“如果中國能成功地將過多的外部盈餘轉化為國內的消費需求，GDP增長本可以走得更好，而2008年這個經濟轉折點自然也能平安度過，”鮑泰利說。

楊家文對此同樣樂觀：“我相信中國經濟在2008年奧運會結束後仍能保持這一動能，即使某些行業的發展可能會有所降溫，如旅遊業、與奧運會相關的建設和房地產業。”

然而，目前擔任美國著名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亞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歐爾霍特也警告說，2003～2004年中國的銀行借貸出現某種形式的爆炸（explosion），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今後幾年中中國要承受更多的呆帳問題。即使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銀行也不會進一步放鬆銀根，以避免更多的麻煩。中國的銀行改革已經有很大的進步，但是仍然發放人為決定的低息貸款，信用管理不善，就好像每年把幾百億元錢扔到大海中去了。這是中國經濟目前最大的問題。

談到這一點，羅斯基對《華盛頓觀察》周刊坦言，中國經濟有結構上的問題。例如，農村剩餘勞動力增加，湧入城市，造成了巨大的就業問題。雖然中國政府一直在想辦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然而，金融體係的不完善造成了一個景象：能貸到款創業的人並不能為國家創造多少就業機會，而手中持有能創造大量就業機會的企劃書的人卻很難從銀行貸到資金。

“長期來看，中國GDP一直保持9%，甚至更高的水平，並不是好事。在下一個十年或更長的時間段裏，中國經濟會放緩。”羅斯基說，中國政府已經采取了很多措施，如出台公司法，鼓勵私營企業發展，但以經濟發展的需求觀之，步伐仍是慢了些。解決經濟的結構性問題需要更加積極地允許外國投資者到中國做生意、辦企業，尤其是金融部門要逐漸放開，用外來的力量刺激內在問題的改善。中國經濟需要的是質量更高的投資和更實惠的就業機會。

富裕的中國變得挑剔了

近20多年來，中國GDP的一個主要生長點來源於外國直接投資（FDI）。曾有經濟學家指出，“FDI主宰了中國出口額的50%，以及中國進口額的60%。FDI對中國GDP的直接貢獻度高達20%”。然而，從2005年起，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的比例開始下降。2005年流入中國的FDI為603.25億美元，比往年下降0.5%。同時，羅斯基注意到，在中國強勁的GDP增長中，FDI如今也隻占到總量的4%～5%，份額並不是很大。

“外國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的支持已經沒有過去那麽大了，事實是，FDI在2006年到華的數量也有輕微地降低。這說明中國對於FDI的選擇比過去挑剔了。”鮑泰利一語道破其中的原因，“外國企業若仍想到中國做加工鞋子這樣的生意，可能已經不太受重視，中國想引導外國投資的重點進入高科技領域。在帶來資金的同時，誰能夠給中國帶來技術，誰能有新穎的發明或創新，誰就更有優先權進入這塊市場。”

羅斯基、斯賓塞和歐爾霍特均認為，外國直接投資並不是中國經濟的問題，其發展仍是健康的。FDI給中國帶來了更先進的技術，更高效的世界級企業管理經驗，更快速的中國國際競爭力的提升。中國比周圍幾個鄰國聰明的地方就在於通過FDI，迅速吸收外國經濟所賦予的優勢。

“中國引進FDI的優勢是其經濟增長快於印度等國的主要原因。日本和印度正在試圖學習中國，吸引更多的外資。但是，最近中國給FDI設限的做法看起來是個錯誤，除非他們是在貫徹某種非常具有選擇性的改革，”歐爾霍特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中國最近展開對外資並購進行限製的討論，無疑給國外投資者澆了一盆涼水。

然而，楊家文則有自己的視角：中國的金融市場正處在長期持久發展的一個瓶頸。中國的金融市場還沒有有效地將儲蓄引導到投資。隨著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中國對FDI的依賴會減少，巨額的國內儲備將轉化為生產能力，繼續推動中國經濟前進。

外來的大量投資和持續出現的外貿順差為中國政府積累了大量的財政儲備。到2006年底，中國外匯儲備突破了一萬億美元的大關，擠下日本，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外匯儲備國。西方媒體形容說，這筆錢相當於中國每年國內生產總值的45%，道瓊斯所有股票總市值的四分之一，意味著北京“隨時有能力”收購埃克森、英特爾、波音等美國著名工業企業。

富裕的中國不僅僅對FDI的投資對象變得挑剔，在如何花錢上同樣深思起來。受訪的美國經濟學家們為中國支出不同的投資招數。

“包括我在內的分析家都曾預測過，中國外匯儲備將突破一萬億美元的大關。事實是，這筆錢將保持穩定。中國用外匯籌備投資美國或其它政府債券的數量會減少，而將更多的錢放到高回報的債券中去，”斯賓塞如是說。

鮑泰利認為：一萬億元美金的外匯儲備如果要花在中國國內的項目上，困難重重，因為中國政府必須要將這筆錢換成人民幣之後再行消費。因此，中國人更可能用這筆財富在國外購買資產，如中國在新加坡的公司，或是以其它方式到海外投資。

“中國的一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相比於其需求是過多了，”歐爾霍特這樣說，如果能用這筆錢調整中國銀行的體係，解決呆帳、壞賬的問題，也能同時提高其效能。但是，為了管理過多的儲備就建立一個國有企業，不是一個完備的用錢之道。

楊家文的建議則是：一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能保持國際投資者對中國的信心，幫助中國建立財政穩定性，但同時也讓中國積累了極高的金融成本。他認為，一個國家應該發展長期穩定的外匯增長機製，而非通過出口和外國投資積累巨額的外匯。因此，中國應該逐漸減少對出口和FDI的鼓勵政策，轉而給國內企業和非出口製造業以更廣泛的發展空間，從而降低外匯儲備。中國也可以將這筆錢投入民眾的長期福利計劃中，如教育、衛生和環保等。

中美經濟依存，中國占上風

“如果美國經濟出現急刹車，將影響全球經濟的需求和增長，尤其是中國，”斯賓塞如此形容中美經濟依存的緊密程度以及美國對於中國經濟的影響。

中國商務部的數據顯示，2006年前十個月中美貿易額已達2,145億美元，其中美國對華出口增長23.8%。目前，美國已經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和第六大進口來源地，而中國則是美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第二大進口來源地和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最直接的推論是，假設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年增率從20%降到5%，那麽，中國GDP的增幅將從10%降到8%，也就是減少兩個百分點。同時，當華盛頓廣發外債為伊拉克戰場籌集軍費時，中國運用手中大量的外匯儲備當上了美國最主要的債權人，以至於美國雖然對人民幣升值和美中貿易逆差頗有微辭，卻不得不顧全大局，三緘其口。

“如果美國經濟發生硬著陸，中國經濟就會受到傷害。中國購買了美國很多外債，對美國經濟的風吹草動會有所警惕。還好，美國經濟最近發展尚好，幾年來一直貶值的美元也稍有回升了，”鮑泰利對美中經濟合作的想法頗為積極。

同樣，斯賓塞從美國一方解釋說，“我不預期美國會（為了扭轉對華貿易逆差）實行更認真的保護主義政策。因為這對美國的自身發展就有風險。另一方麵，一個合理的預測是，中國會進一步讓經濟增長資源多樣化，允許人民幣升值，分散經濟增長中的直接張力。”

值得一提的是，摩根士丹利公司全球策略部前主管、倫敦投資研究公司（Independent Strategy）的總裁大衛·羅奇(David Roche)最近在《華爾街日報》上撰文指出，美國經濟打噴嚏，未必就能讓中國經濟感冒。

羅奇在名為《中國能承受美國經濟下滑衝擊嗎？》的文章中說，總體來說，官方統計數字低估了中國國內的消費水平。如果中國消費領域在GDP中實際占到50%的比例，而不是官方數據公布的40%，那麽，每年消費增長10%就能讓GDP增加5個百分點，這完全足以抵禦美國經濟下滑而減少的對華投資和進口數額。另外，中國的財政狀況很好，可憑借這一實力刺激經濟增長。一萬億美元的儲備基金足夠中國投資盈利性項目，彌補因失去大量美國生意而造成的損失。

羅奇道出了中國經濟對美國的主動性。羅斯基則看透，美中關係的症結不在經濟而在政治。

美中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存關係讓人們希望美中雙方能進一步加強彼此的經濟合作，互惠互利。事實是，美中雙方仍有一些難題要解決，但它並沒有發生在經濟領域。”羅斯基最後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所謂的人民幣升值的需求，美中貿易逆差的問題，其實都是美國內部的政治問題，是一部分利益集團，比如製造業主們的訴求。美中之間最根本的問題在政治上，台海、中東的利益和觀點分歧才是症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