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

 
英國《金融時報》傑夫•代爾(Geoff Dyer)上海報道
2007年1月17日 星期三
 

現代中國的特征之一，就是產生令世界各國政府和公司董事會畏懼的數據。

各公司都在不停地談論“中國價格”——中國製造商是如何把從襪子到半導體的各種商品成本壓低的。在其它時候，它們談論的是中國手機用戶數量（4.4億）或中國消費的水泥在全球總量中所占的比例（40%）。

現在，主題正在向科學領域轉移。中國花了20年時間，打入一個接一個的製造業領域，在接下來的20年，它希望從“中國製造”，轉向“中國創造”。在這方麵，也有一些統計數字表明它是認真的。
  

研發支出超過日本

經合組織(OECD)稱，在研發支出方麵，中國去年取代日本，位居全球第二位，僅次於美國。在過去的10年中，中國研發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增長了1倍以上。在專利申請量方麵，中國也剛剛取代德國，位居全球排行榜的第五位。

以往，日本和韓國曾在大學教育上大舉投資，以實現其經濟現代化，如今中國也在做同樣的事情。自1998年以來，中國大學生數量增長了逾3倍，達到1600萬人。美國每年培養13.7萬名學士以上學位的工程師，中國培養出35.2萬名此類人才。

不但在美國的外國博士留學生中，有四分之一是中國人，而且他們之中還有越來越多的人陸續回國：中國政府稱，有17萬在海外留學的中國人已經回國，去年回國的就有3萬人。

跨國公司接二連三地在中國開設研究中心，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當地科學家數量充裕，而他們的薪水僅為西方同行的20%左右。學術界估計，已有250至300家外資企業在華設立研發中心。

目睹了先是日本、然後是台灣和韓國等知識型經濟體的發展，中國領導人匆忙效仿，特別是在本國勞動力成本迅速上升的情況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講話中經常高度讚揚“自主創新”。

學術腐敗問題

上述種種，似乎是中國經濟戰車一往無前的又一表現。但在外表之下，中國的科學動力麵臨著從學術造假到金融市場薄弱等一係列問題。在企業層麵，中國的創新仍然較弱。政府製定自上而下的創新計劃是一回事，而將其轉化為現實，則是一項艱巨得多的工作。

實際上，這些問題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於券商法國裏昂證券(CLSA)近期的一份報告堅稱，中國缺乏鼓勵創新的法律和經濟環境。報告做出了這樣的結論：“中國不是一個創新型經濟體，也沒有創新的企業。”

中國經濟的數字與規模，將確保一些研究型公司獲得成功。但中國的創新究竟是如同涓涓細流，還是像潮水般洶湧，將取決於中國在克服這些障礙方麵做得如何。

問題首先出現在學術研究方麵。中國可能在實驗室方麵支出大筆資金，但在研究結果上，卻存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海交通大學近來曝出的一樁醜聞，使許多潛在的擔憂浮出水麵。這所大學某學院的院長陳進，聲稱自己發明了一種先進的微芯片，每秒鍾可以處理2億個指令。而實際上，一項調查披露，他隻是刮掉摩托羅拉 (Motorola)某款產品上的名稱，將其據為己有。

這樁醜聞的破壞力並不像牽涉到韓國科學家黃禹錫(Hwang Woo-suk)的那宗醜聞那麽大。黃禹錫曾聲稱，他已從人類胚胎中克隆出全球首例幹細胞。這最終被證明為欺詐。然而，這確實暴露出一個同樣的問題：即政府急於炫耀研究成果。與黃禹錫一樣，陳進也得到了大量政府資助。他的芯片設計是在一次有政府高官參加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宣布的，當時這成為了一條轟動新聞。連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都參觀過他的實驗室。

甚至在上海交大爆出醜聞之前，中國學術界就出現了一係列關於剽竊盛行、研究造假的指控。中國某雜誌的一篇文章揭露了一些學者和學生的造假活動，他們偽造了一些著名期刊，然後將文章發表在上麵，這樣看起來就像是他們的文章在專業刊物上得以發表。

“人們過去認為，隻有政府官員才有可能腐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唐安國表示。“但我可以告訴你，在中國學術界，也有很多類似（陳進這樣）的例子。”

數據顯示，學術質量可能正因此受到影響。2004年，在已發表科學論文數量的排名中，中國位列第九，一些中國科學家也成為《自然》(Nature)和《科學》(Science)等國際雜誌的封麵人物。然而，在每篇論文平均被引用數量方麵，中國僅位居第124位，這反映出中國大量科技產出的影響相當有限。

一些中國學者表示，研究質量低，不僅反映出快速擴張的體係在發展過程中的問題，也是政治幹預的直接結果。浙江大學(Zheijiang University)教授劉明表示，大學裏多數重要決定——例如晉升、經費和在刊物上發表文章——都是由管理者和政府官員做出的，而非同行評審 (peer review)的結果。他表示：“在大學圈子裏麵，人們普遍認為，政府的不當幹預是阻礙學術發展的最大障礙。”

教育體係有待改革

許多觀察人士認為，中國若想提高創新能力，需要改革的不僅僅是學術研究機構，還包括教育體係。大學教師們表示，大學過多地關注理論和機械式的學習，在解決問題和團隊合作方麵關注不夠。班級的人數也過多：一些博導需要指導50多名學生。

麥肯錫(McKinsey)的一份報告估計，在中國大學的工程類畢業生中，隻有10%具備在跨國公司工作所需的實用技能和語言技能。該谘詢公司警告稱，中國即將出現人才短缺的局麵。中國人甚至這樣稱呼此類學生——“填鴨式”，他們擅長記憶事實和通過考試，但非常缺乏主動精神。

在儒家傳統的熏陶下，中國對教育非常重視，但也極度尊重權威。雇主們經常抱怨稱，盡管他們雇用的大學畢業生似乎在理論上很出色，但很難讓他們說出自己的看法。日本、韓國和台灣都曾麵臨這種局麵：必須克服年輕大學畢業生沉默寡言的毛病，中國政府正努力解決某些問題。中國在課程設置上做了一些變動，強調交流和團隊合作，同時建立了一批一流大學作為核心，它們將得到額外的資源。不過，即使頂尖大學的預算也十分緊張。

然而，阻礙創新的最大障礙之一，可能不在實驗室或教室，而是股市的命運。過去二十年來，小型私營企業一直是創新的主要動力之一，而中國的金融體係沒有為私營企業家提供足夠的支持。中國國有企業占據了約75%的銀行貸款，並在1300家上市公司中占據主導地位。

盡管研究型公司有時需要數年時間，數以百萬美元計的花費，才能將產品推向市場，但中國企業家往往不得不依靠家庭成員或非正規的貸款網絡，來籌集初創資金。 “在建立一個後院工廠方麵，非正規網絡確實相當有效，”麥肯錫大中華區總裁高安德(Andrew Grant)表示，“但如果你希望轉變為一個1000人的業務，它們就不起作用了。”

在日本和韓國，研究集中在那些有財力冒險的大公司身上，例如索尼(Sony)和三星(Samsung)。然而，在中國，大公司多為國有企業，經營企業的高管對於冒較高風險頗為敏感。“其中一個關鍵是金融體係，”裏昂證券經濟學家安迪•羅思曼(Andy Rothman)表示，“問題是，這個體係是否能夠真正將資金配置到私營企業，為它們的自主研究提供資金？” 羅思曼編製了一份有關中國科學動力的報告。

除了上述障礙，中國創新還麵臨著知識產權遭竊的進一步威脅。專利侵犯對研究的直接威脅可能已被誇大：公司通常更關注那些偽造成品的人，而不是那些從實驗室盜取機密的人。然而，中外企業經常警告稱，這種法律不確定性將阻礙對知識產業的投資。

跨國公司有望發揮作用

拋開這些根深蒂固的問題不談，有兩個因素可能對中國有利。首先是跨國公司的作用。我們很難衡量跨國研究的範圍，因為一些在華研發中心對於公關的關注程度要高於科學。瑞典駐華使館科技參讚西爾維婭•施瓦格•澤格(Sylvia Schwaag Serger)預計，隻有30%的海外公司正在開展創新研究。她撰寫過多篇有關中國研究方麵的論文。

然而，長期而言，跨國公司為中國的創新努力提供了一個強大的平台。微軟(Microsoft)、英特爾(Intel)和其它領先公司，正在對年輕一代科學家進行培訓，內容包括如何管理跨越不同學科的複雜研究項目、如何與大學研究人員建立聯係，以及如何與其它擁有專業技術的公司合作。

具備了這些技能，其中一些年輕科學家一定能獨立開創一片天地。施瓦格•澤格表示：“這些將不可避免地成為跨國公司對中國經濟產生的溢出效應。”

另一個決定性因素是歸國人員。在去年回國的3萬名海外畢業生中，一些人是被政府資助所吸引，其他人則是受到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吸引。許多人談到了為國出力的愛國主義動機。歸國人員不僅帶來了從國外學到的技能，還帶來了交流創意的更大意願。

“中國科學家有能力創新”

“中國科學家在西方的成功表明，他們有能力創新，”丹麥糖尿病專業機構諾和諾德(Novo Nordisk)中國研發中心總監王保平表示，“他們所需要的是適當的環境。”

除歸國人員以外，中國還有著吸引許多台灣人士的優勢，這些人目睹了台灣如何建立以研究為基礎的行業。實際上，在中國大陸，台灣公司和歸國人員已經是企業創新的驅動力。華盛頓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的道格拉斯•富勒(Douglas Fuller)表示，在中國616項美國信息科技(IT)實用專利(utility patent)中，外籍華人或海歸人員創建的公司就占了503項（實用專利是真正的創新而非改造）。

20年來，大量海外華人通過提供資金和管理技能，幫助中國迅速進軍製造業。如今，他們可能會為中國的創新提供同樣重要的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