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上海成為特別行政區?

張軍：在陳良宇案前，這個新的綜合開發實驗區已被國務院批準。韓正市長曾強調要加快對方案細則的研究工作。

這會是個更大膽的東西。

比如，上海一直采取保稅區模式，能否推廣到保稅港，將來能不能做香港那樣的自由港。在金融方麵，可能會學習一些包括香港在內的西方比較發達的匯商製度。另外，也包括上海能否在行業法規的設計方麵，借鑒國際的法律製度。

複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的言論一經刊登，讓他成了關注焦點。在社保案餘波未定時，發表此番言論，其真實含義為何？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采訪的部分內容被新華網以《複旦大學教授張軍：讓上海成新特別行政區》為題轉載。隨後迅速在全國各大門戶網站和網絡社區傳播，引起網民熱議。

１月６日晚，站在風口浪尖上的張軍，在複旦大學一間狹小的咖啡館裏，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

《南方周末》記者 呂明合

“兩個上海”的衝突

記者：為什麽提出這樣的構想？

張軍：多年以來，上海的經濟發展，一直走的是所謂東亞“新興市場經濟”的早期模式，靠改進政府的效率來推動。上海的治理模式，在改革初期確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很多領域，上海的經濟保持了一定的自由空間，加大了外資引入力度和基礎設施建設。上海在這種模式下，主張效率導向、管理導向，達到了很高的治理水平，這是優點。

上海政府的治理水平和效率，相對全國是很好的。但這個“好”靠什麽？不是靠體製，而是靠一批精英的管理團隊，靠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實際上，幾十年來上海的體製和天津、和其他城市一樣，沒有根本的不同。上海的成功主要靠治理而非法律監管，這決定了在沒有良好的法律監管體係下，它不能克服、也解決不了腐敗問題。作為一個省級行政單位，它要承擔一個省政府要做的所有事情。它要解決地方的就業、解決ＧＤＰ，它什麽都要有。

記者：你說有“兩個上海”的定位在不停衝突，具體怎麽理解？

張軍：確實存在“兩個上海”的概念。上海既是一座向近代夢想回歸的城市，又是一個財政聯邦主義中的地方經濟體，隻是三十分之一；它想做“遠東第一都市”，又是中國現行行政區劃中的普通直轄市；它的理想是成為大陸能站到國際競爭隊伍裏的唯一大都市，但現實中，它隻不過是行政區劃裏的省級政府；它想發展金融和貿易，成為輕型的上海，但它又要發展製造業，解決ＧＤＰ問題，向重型的上海邁進。

這２０年來，上海一直生活在這種矛盾中，一直在不停地衝突，始終不能實現轉型，反反複複，非常痛苦。

記者：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痛苦？

張軍：這樣的痛苦，源自政府治理模式和考核體係，它決定了地方政府的產業選擇的矛盾。

在現階段，發展服務業和發展製造業是不同的。因為ＧＤＰ和政績觀的需要，發展製造業，更符合地方政府的目標，但如果ＧＤＰ作為考核政績的重要因素，上海就不可能放棄一些東西。能提高ＧＤＰ的投資項目就會被攔在上海，而不是周邊地區。至少在這點上，上麵可以改變政策。這樣上海才可能成為金融、航運甚至ＩＴ等行業的資金、技術和人才的全球交流平台。才可能實現它的輻射功能，才能實現泛長三角地區更均衡的發展。

值得關注的問題

記者：大家很關心陳良宇案件對上海經濟到底有無影響？

張軍：我覺得這個事件對上海的經濟、社會發展、影響還是會持續一段時間的。

記者：你覺得有哪些影響？

張軍：最大的影響在於它會促使投資者冷靜下來。我們有一百個理由看好中國經濟，卻沒有一個理由不謹慎。

現在大家關心的並不是陳案本身，更多的是聯想：上海的經濟會怎麽樣，在這裏的投資安全嗎？大家會想搞清楚，上海到底是怎麽樣一個城市？而上海不是香港，上海就是上海。這是一個中國的城市，是一個中國大陸的城市。

記者：有可以佐證你觀點的事實麽？

張軍：比如很多大項目的投資者一旦把政治因素考慮進來，在選址方麵可能會有新的考慮。已有的投資者，在追加投資時也可能會轉移重心。

也許是巧合，比如“空客”的項目，就沒有選擇有飛機生產史的上海，而是選擇了天津。而天津沒有任何生產飛機的曆史，上海卻是中國生產飛機的中心。

還有，上海２００６年的投資增長放慢。去年的投資大概隻增長了１０％左右，前幾年都是２０％到３０％啊——這值得關注。

* 　　核心提示：在社保案陰霾下沉寂數月後，滬上知名學者發出了清晰的聲音：重新定位上海。06年11月，張軍提出“讓上海成為香港那樣的新特別行政區”。他直言中國需要更多的香港，讓上海借鑒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模式發展，走在中國的前麵將是明智的選擇。

上海可以有限複製香港體製

記者：你提出在上海借鑒香港的體製。為什麽是上海而不是別的地方？

張軍：上海是一個如此有希望的城市，如此特殊。中國很難再找到這樣一個城市來替代它的地位。

從曆史上說，上海的學習能力也特別強，它曾有過輝煌的曆史。它所特有的開放性海洋文化的傳統也一直沒有被割斷。如果不是上海在一段時間內的停滯，香港甚至東京可能都無法形成現在的地位。

記者：你說上海要借鑒香港，是指複製香港的特別行政區體製麽？

張軍：我並未主張照搬香港的特別行政區模式，也不是說一定要搞什麽特區體製。隻是覺得上海發展到了一個曆史關頭，應該適當探索，尋求如何走出現有的行政管理模式。

我提出這個概念的意義在於給大家一個想象空間。現在不是要做，是要談，是要研究、考慮可行性。中國目前的行政體製可能不會有什麽大的改變，但上海也許可以成為一個突破口。

記者：您覺得上海在哪些方麵可以借鑒香港呢？

張軍：我覺得至少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概念下，有許多和我們體製並不矛盾的方麵可以複製，至少值得討論、研究。

比如，香港的金融、貨幣政策，與國際接軌的法治，更好的監管機構，廉潔保障體係。具體地說，如落地免簽、自由港、外匯完全可自由兌換，這些東西，都不涉及政治敏感問題，都可以借鑒。

“中央對上海的政策不會改變”

記者：你覺得實現這樣的體製改革有多大可行性？

張軍：我認為可行性還是有的。在現有的體製框架沒有改變的條件下，還有更大的突破空間，可以作更大的改進。

中央提出“四個率先、四個中心”，要上海走在中國的前麵。這個概念，本身就代表了傾斜的政策，給上海創造增長的空間，包括在二級政府層麵上的製度設計。

事實上，上海市政府向中央要政策的思路已開始轉變。上海已考慮不再向中央政府要一個具體的政策，而是報一個綜合改革的方案。

比如，現在的浦東新區，在現有模式下已發展到一定高度。上海這時就會考慮能不能讓政策更靈活一些，更突破一些，搞一個深度的綜合開發實驗。

在陳良宇案前，這個新的綜合開發實驗區已被國務院批準。但當時開發區的改革方案一直隻有粗的框架，沒有細化到具體的政策。這就給了大家一個想象空間。

在實驗區方案公布後的會議上，韓正市長曾強調要加快對方案細則的研究工作。

記者：能介紹下這個方案麽？

張軍：這會是個更大膽的東西。現在這個方案還沒有一個細則，但當時大致的方向，包括的設想很多。包括了金融政策，也牽涉到政府體製的改革方麵。

比如，上海一直采取保稅區模式，能否推廣到保稅港，將來能不能做香港那樣的自由港。在金融方麵，可能會學習一些包括香港在內的西方比較發達的匯商製度。另外，也包括上海能否在行業法規的設計方麵，借鑒國際的法律製度。

有一點很明確，上海的地方官員已非常清楚，包括“世博會”的影響都隻是一時效應，“後世博”時代的上海靠什麽，ｇａｍｅ ｏｖｅｒ以後怎麽辦？確實是個很讓人焦慮的問題。

記者：有人覺得陳案後，中央的上海政策會發生改變。你怎麽看？

張軍：我覺得中央還是會肯定上海的經濟，不會有政策改變。我相信這樣做也是明智的決定。就目前來講，還很難找到一個城市可以替代上海。在亞太地區、遠東地區，上海做得好的話，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經濟的發展曆來如此，你不能想象，如果英國沒有倫敦，英國的經濟會怎麽樣。而中國經濟的領頭羊肯定不是北京，也不可能是別的地方，包括天津。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