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學者總結日本人十四個特點：理性主義缺失(ZT)

這是一篇有啟發性的有關日本民族特性的文章，保留。

FROM: 中國青年報

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看山如此，看一個國家亦如此。

近來，諸多評論指出，中國對日本的研究遠遠不夠，在許多複雜的原因中，或許有一點值得關注：中日同為東方儒學文化圈，文化的相同點和不同點混雜，頗難研判。圈子外麵的人似乎看得更清楚些，否則，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的大作《菊與刀》也不會多年來被文化學界奉為經典。

格裏高利·克拉克就是一位從外麵看日本的人。這位71歲的澳大利亞學者現任日本國際教養大學副校長，早年曾就讀牛津大學，為澳大利亞政府工作數年後客居日本，在多所大學任教達30多年，著述甚豐。這期間，還在香港學習中文。

筆者和他相識，是在世界公眾論壇“文明對話”第五屆年會上，這個俄羅斯、印度、希臘共同主辦的活動給予中國文化特殊的重視，單獨開設了“全球對話背景下的中國文明”圓桌會議。會議也邀請了幾位日本的學者介紹日本的文明，畢竟，它吸納了來自中國的儒學，並加以發展、變革。

有關中日儒學差異的論述可謂汗牛充棟。最為熟知的便是日本的儒學剔除了孔子的“仁”，孔子主張即便對待敵人也要“仁恕”，日本則沒有這個概念，否則，也不會有日本侵華期間的種種暴行。這一點，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一書有著詳盡的論述。

作為一個西方人，克拉克先生在認同上述差異的同時，有著自己的獨特見解。他認為，日本是島國，由村落文化發展而來，他們的價值觀基於本能，或者說，更感性，更實際；而中國是大陸文化，和外界有著長期的衝突和接觸，因此價值觀更理性。基於此，他總結出了日本人的14個特點，征得克拉克先生許可，筆者將這些特點簡單陳述如下：

第一，具有強烈的群體性，習慣於聽從命令。這恐怕是我們所熟知的，日本人行事整齊劃一，好處是聽話易於管理，壞處是一旦邪惡勢力掌權整個民族會跟從，二戰時期的對外侵略戰爭便是典型的例子。

第二，個人關係之間令人不可思議的誠實。這一點筆者深有體會：在大阪附近的一個小村的汽車站附近，放著一袋一袋的新鮮蔬菜，旁邊一塊破木條上注明100日元一袋,無人值守，全憑顧客自覺把錢放到一個類似儲蓄罐的盒子裏。在日本，丟了東西不用著急，因為一般情況下拾到的人會送到最近的警察局。

第三，日本人是完美主義者，他們癡迷於秩序。日本人守秩序為全世界人所熟知，各大旅遊景點，導遊拿著小旗子帶路，一群人默默排隊跟著向前走的肯定是日本人。他們的完美主義，最典型的莫過於對衛生間幹淨程度的追求。日本賓館房間都不大，但衛生間必定十分幹淨，好一點的都配有自動的“高級”衝水馬桶，這一點毋需詳細說明，用過的都知道。

第四，喜歡手工勞作。

第五，集體合作意識強，偏好家族式管理。

第六，對外來事物、思想持開放態度，對外來人卻持排斥態度。克拉克先生認為，第三點到第六點，是日本迅速實現工業化的重要原因。有趣的是，這些方麵中國人和日本人正好相反。中國講究“難得糊塗”、“中庸”，喜好談原則不愛做具體事務，對外來的新思想進行排斥，對外國人卻持接納的態度。

第七，意識形態薄弱。這一點在日本政治方麵表現得相當明顯。看起來針鋒相對的自民黨和民主黨兩大政黨，在執政理念上幾乎一樣，正因為如此，2006年小泉純一郎靠打出郵政改革的旗號就戲劇般贏得大選。

第八，情緒化、黷武。侵華戰爭步步擴大，不知收斂，還製造了南京大屠殺的慘劇，便是明證。

第九，外交、經濟政策缺乏戰略思考。克拉克先生認為，日本的外交無原則，是典型的機會主義；而經濟政策的短視，也是造成經濟“停滯的十年”的主要原因。

第十，理性主義的缺失。比如說，日本有一個良好的基礎教育係統，然而大學教育卻非常一般，日本不存在理性主義，缺乏真正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

第十一，中央政府力量弱小，派別之爭明顯。克拉克先生認為，即使沒有中央政府，日本各地、各部委也可以正常運作。

第十二，道德倫理的基礎是重視羞恥，而非重視罪惡。這就是為什麽日本人彬彬有禮，笑容可掬，遵紀守法，待人以誠，卻不肯對過去的罪行認真檢討的原因。

第十三，不喜歡法律條文。這一點令人費解，因為日本至少在亞洲還算是法製國家。不過，有日本朋友說，和西方人相比，日本人遇事更願意私下協商解決，不到萬不得已不打官司。

第十四，偏好特殊性，不愛普遍性。中國和日本在古代都經曆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國的封建社會有著諸多原則，而日本則隻有實踐，缺乏普遍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