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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恢複高考，至今已經三十年了。三十年前的這一曆史事件，改變了千千萬萬中國年輕人的命運，也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形成一個巨大轉折。
高考更換了我的職業----小木匠變成了大學生；
高考改變了我的政治麵貌----反革命分子升級成為人民群眾；
更重要的是，高考使我找回了做人的尊嚴，拓寬了求知的道路。
當然，所有這一切都是當時的社會巨變在我身上產生的結果，但是，我仍然願意把這些變化同高考聯係起來。
我是屬於該長身體的時候趕上挨餓，該學知識的時候趕上文 革的一代人。
大革文化命前，我上過四年小學，算得上品學兼優。要不是那場大革命，我可能會直接升中學，考大學，盡管上大學對於那個時代的我來說，還是非常遙遠的事兒。
記憶中，誘發出想上大學的念頭是我們胡同裏有個叫劉球子的大學生。
街坊鄰裏，提起劉球子，沒有不誇的。他在北京上大學，星期天常回家來蹭飯。您瞧人家，整個一活生生的大學生樣板形象：板板正正的學生裝，上衣兜裏總是別著支鋼筆，特顯博學。修剪整齊的長發，常有一縷兒搭在深棕色的近視眼鏡框上，透著儒雅。腳上那雙紮眼的回力球鞋，走起路來英姿颯爽。從我記事起，他就成了我們胡同孩子們的偶像。每次看到他，我都羨慕得不得了，恨不得長大了當個劉球子第二。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跟劉球子住街坊，可能是我做起大學夢的原始起因。然而，上大學對於還在上小學的我來說，頂多也就是個虛無縹緲的夢。北京的大學大都坐落在郊區，胡同裏的孩子和大學幾乎沾不上邊兒，接不著地氣。除了春遊去頤和園路上見過北京大學的門樓子外，我對大學沒有任何具體的印象。劉球子的常回家蹭飯才使我這個夢得以時斷時續。
然而，少年時代的夢還沒來得及編織，現實的狂風暴雨已將它吹打得七零八落。不要說上大學，小學還沒念完，學校就都關門了。這對懵懵懂懂的小學生來說，簡直是太好了。不用上學啦！胡同裏的孩子可以整天湊在一起瘋玩兒。那時的我早把想上大學這碼事兒忘得一幹二淨了。
那年月，雖說大多數學校都關了門，但是，有一所學校卻辦得非常紅火，那就是毛澤東思想大學校。在“一打三反”運動中，我以“現行反革命”的身份被保送到一所毛澤東思想大學校，主辦單位是北京市公安局。
直到進了這所特殊的大學，接觸了一些具有大學學曆的政治犯後，我對上大學這件事才有了一點兒概念。上大學是人的一生中比較集中而且係統地學習知識的機會，這個機會對我來說，可能是永遠地失去了。不要說上大學，能全須全尾兒地出了這所毛澤東思想大學校我就得念阿彌陀佛。還想上大學？ 沒門！反革命分子能上大學，那不是複辟變天了嗎？在大力提倡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當時，異想天開想上大學不是精神有點兒不正常了，就是企圖變天，與黨和人民為敵。
雖說死了上大學的念頭，但我對大學仍然是向往的，久而久之，大學在我心目中幻化成一座高不可攀的聖殿。
從毛澤東思想大學校出來後，不好意思地說，就是刑滿釋放後，我進入了高爾基所說的社會大學。這個時期，我是以阿Q為生活的精神支柱，以黃老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當時我的政治身份算敵矛轉人內（即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與賤民無異，但在精神上卻還能堅持自己的陣地。生活上隻能自己找樂兒，而當時能夠找到的最大樂趣也就是讀書。
任何東西，當你失去它的時候就顯得更加珍貴。人在年輕的時候，求知欲較強。當我意識到自己再也沒有機會上學的時候，上學的渴望和求知的欲望因為受到了刺激而惡性膨脹。在這種失學的狀況下，我就拚命讀書，什麽書都看， 恨不能地上撿張報紙都通讀一遍。
年輕的時候愛較勁。大學的門不是進不去嗎？大學的書不能禁止咱讀吧，咱自己悄悄在家念大學，跟梁漱溟學，進不了北大，日後上北大教書去！等咱長了本事，大學選倆，上一個，教一個。
為了能多讀點兒書，幹臨時工期間，我專門找那些和書沾邊兒的單位，在人民出版社當了半年泥瓦匠，又跑到社科院當木匠。這期間，我非常幸運地遇到了許多良師益友，也體會到非常時期的人間真情。我至今無法忘記韓林德老師慷慨贈書，張聯芳老師班主任式的關懷，戈寶權老師為我買內部書籍的一幕幕，。。。。。。
白天為社會主義添磚加瓦，晚上悶家裏為自己點燈熬油，基本上是我那時候的生活寫照。
當初要不是這麽自己跟自己較勁的話，我也不至於後來一口氣兒念了四所大學五個專業。現在回想起來，這種現象多少有點兒不正常。
當然，自己跟自己較勁，也能產生一些積極的結果。當恢複高考的機遇出現的時候，我倒是沒怎麽因為文化知識的問題犯怵，因而能夠比較從容地麵對人生中的這次機會。但是，抓住這個機會的過程卻是非常痛苦的。
過程不是純粹的享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