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社會及其敵人ZT

   本世紀的人們常常傾向於對過去時代的愚昧落後嗤之以鼻，自以為已勝一籌。我們有很好的理由要求人們在做出這種估量時要慎重。必須承認，多數人福利的增進以及我們這一時代帶來的巨大的技術進步確實為人們這種頑固不化的自負感提供了依據。但是，我們的後代們將對這一切做出怎樣的評價呢？難道他們不會得出這一個世紀是放蕩不羈的野蠻世紀的結論嗎？美國曆史學家魯道夫·Ｊ·魯梅爾在他1994年出版的《因政府而死》一書中估算了一個數字：在本世紀，單是種族殺戮的死難者就達1．7億人。這一數字中幾乎不含政治迫害和戰爭所造成的“正常”死難者人數，同樣也不含該書出版後發生的種族殺戮死難者人數，比如在盧旺達或者巴爾幹地區發生的種族殺戮死難者。在人類曆史中，如此多的人死於暴政在此前是亙古未有的。這裏，若要說這是在回退到那種昏暗年代，那是不貼切的，因為這種規模的大屠殺是一種現代現象。這種現象的存在歸因於一種現代的、冷酷自私的邏輯。尤其是那些思想——危險和錯誤的思想——應該對本世紀這一可怕的統計數字承擔連帶責任。

　　幾乎不曾有過任何一部比《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更為宏大的、反對這些作為本世紀暴行之基礎的思想的作品。這部著作出版於1945年，那時候恰恰是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對世界的威脅已經日落西山、反納粹和抗日戰爭達到尾聲和高峰的時候。卡爾·波普爾，也就是這部著作的作者，後來有一次聲稱寫作這部作品是“他為戰爭所盡的一份力”。最多可能還有一位同鄉弗裏德利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也許以其在1944年出版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起過類似的振臂高呼的作用。

　　卡爾·波普爾1902年 7 月28日出生於維也納一個知識分子家庭。與在這些知識分子圈子裏如此多的人一樣，他的家庭對奧匈帝國的專製政府製度持懷疑態度。由於波普爾的猶太血統，這種態度在他身上尤為強烈。這種猶太血統使得他在部分有影響的、日益熱衷於反猶太主義的保守階層中變得可疑。在他的年輕時代，波普爾最初傾向於社會主義思想（而且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曆還變得強烈），但是，當他在戰後時期的國內戰爭動亂中看清了信誓旦旦的“階級鬥爭”所表現的藐視人的一麵之後，他又拋棄了它。後來他承認，如果事實並未表明社會主義理想與個人自由水火不容的話，他還會一直樂於追求社會主義理想。

　　不過，政治最初並非處於波普爾的知識興趣的中心。他從1922年開始學習數學和物理，然後修完了木工學專業，然後暫時從教，以便在1930年取得博士學位。1930年，他與約瑟芬·阿娜·海寧格結婚。直至她在1985年逝世，她始終不渝地支持他的工作，夫婦倆攜手度過了一個美滿的婚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