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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複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大都思想比較先進,反對中世紀的禁欲觀念和神權主義,堅持以人為本位,相信人的力量,力求滿足人的情感和興趣。莫爾當然也具有上述的特征。但是由於多數人文主義者畢竟主要地是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們不可能在利益上和人民大眾取得更大程度的一致。莫爾所以超出同輩,直到今天還享有盛名,其作品還未喪失現實意義,恰在於其能高度關心人民大眾的生活。他在《烏托邦》這部不朽的著作中,為當日英國廣大勞苦群眾所遭受的水深火熱的痛苦,慷慨陳詞,大聲疾呼。不僅如此,他還指出造成這種痛苦的根源,並提出具體的辦法和措施,要一勞永逸地徹底解決他認為是具有普遍性的重大社會問題。在這一點上,他表現出豐富的才華,巨大的熱情,過人的膽略,並闡述了精辟的見解。
莫爾在大學讀書時代,已經對希臘拉丁古典文學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詣,頭角崢嶸,受到一些前輩學者的器重。以後他又和歐洲大陸上著名的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莫斯(Desiderious Erasmus〔約1466—1536〕)成為莫逆之交,反複商量問題,切磋學問。書本上的東西以及師友的交往,都對他心智的成長有極大的幫助。而更重要的是,他後來成為一個經曆豐富、見聞廣博、又頗為留心新事物的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他是英國人,供職本國政府,對於自己同胞在都鐸王朝專製統治下所受的苦難,觀察直接,了解特別深刻。例如英王對內百般聚斂,巧取豪奪,用刑嚴酷,殺人如麻;對外好戰尚武,不講信義,妄圖稱霸於一時。他的一些寵臣,不但不犯顏力諫,反去阿諛奉承,逢君之惡。莫爾最關心而且急於想糾正的,是大批農民被暴力從自己耕地上攆走及因此而引起的一係列嚴重後果。貴族豪紳把耕地一片接一片地圈起,變做牧場,用來養羊,提供紡織毛呢需要的羊毛。這就是所謂圈地運動。成千上萬的農民被迫離開累世居住的家園,無法就業,到處流浪,以致或是餓死溝壑,或是流為盜匪。在英王政府的血腥統治下,流浪有罪,討飯有罪,盜竊當然更有罪,總之,刑律苛煩,百姓動輒得咎,性命不保。在都鐸王朝卵翼下的英國大貴族、大商人,為了喂肥自己,不惜和反動政府狼狽為奸,剝削鎮壓勞動群眾。莫爾在《烏托邦》中關於他那個時代——資本原始積累的初期所謂“羊吃人”的情況的描繪非常逼真,令讀者為之感動,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部分地加以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