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閑話新年----中國人對陽曆新年不重視
今天,世界上通用公曆和公元紀年法不能不說是現代西方國家在世界上占統治地位的結果。盡管公曆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的太陽曆,但是,它實實在在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人們現在解釋曆史事件,不得不使用公曆和公元紀年法,承認西方文化的主導地位。
公元四世紀,羅馬皇帝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並將基督教定為羅馬帝國國教,他還規定儒略曆為基督教的曆法,就是忘了規定哪一年是它的起點,這對具有線性思維方式的歐洲人來說,始終是塊心病。任何事情,包括曆史,咋能無始無終呢?
於是,創立一個以儒略曆為基準的紀年法就勢在必行了。自從基督教被定為羅馬帝國國教後,基督教的實力與日俱增,教會不但壟斷了宗教和世俗權力,在文化上也發揮著主導作用。因此,這項任務最終還是由基督徒落實完成了。
公元525年,為了預先推算“複活節”的日期,狄奧尼西(Dionysis )教士提出了耶穌誕生在古羅馬的狄奧克列顛紀元之前284年的說法,他還主張以耶穌誕生之年作為紀元的起點,這個主張得到了教會的大力支持。公元532年,教會將此紀年法首先在教會中使用,隨後逐漸在全歐洲推廣開來。從此,狄奧尼西教士所臆造的耶穌誕生的年份便被正式定為儒略曆紀元元年。
後來的格裏曆基本上沿襲了儒略曆的框架,在用基督紀年法這個問題上更是沒有任何爭議。根據基督紀年法,所謂“公元元年”,就是公曆基督誕生那一年。舉例來說,“公元2006年A.D.”中的A.D.是拉丁文Anno domini的縮寫,意即“in the year of our Lord.”(我們主的生年),在公元元年以前,則統稱“公元前”,英文用B.C.表示,意思是“Before Christ”(基督以前)。這種基督紀年法多少有點兒像淨土宗傳教的方式,為基督教的推廣起到了春風化雨般的積極作用。
後來,有曆史學家考證出,耶穌誕生的年代讓狄奧尼西搞錯了,至少他讓耶穌年輕了四歲,或者更多。怎麽辦呢?沒轍!基督紀年已經形成了傳統,改變傳統,難!不管怎麽說,用紀年的方法讓人們經常念叨著基督,教會的宣傳目標其實老早就達到了。 另外,從應用的角度看,基督紀年法比較實用,尤其對初學曆史的學生來說,公元前104年或公元1949年比起漢武帝太初元年和民國38年要容易記。
過年,意味著辭舊迎新,迎合了人們喜新厭舊的心理,所以,人們都喜歡過年。“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您瞧,國人過年時的這股高興勁兒全表現出來了。但是,這是王安石描述過中國陰曆年的場景。
至於過陽曆新年,國人好像壓根兒就提不起精神來。從我記事起,就感到國人在過年的問題上不怎麽跟中央保持一致。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我們的黨和政府在破“四舊”,推行西方化方麵從不含糊,對慶祝陽曆新年總是給於高度重視。除了《人民日報》每年例行發布元旦社論給國人指明一年的前進道路和努力方向外,每到元旦,對金門澎馬,停止炮擊三天,照顧蔣匪官兵好好過新年。夠重視的吧?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老百姓,平時肚子沒什麽油水兒,過年時北京居民每人多發半斤油票,這是黨和政府對人民群眾的關心和體貼,為的是讓大家好好過新年。多出半斤油來,您就撒開了炸油餅,做菜多放油不就得了?可大多數家庭非把油票攢到過春節時才用。
黨和國家領導人與民同樂,每到元旦總忘不了請請西哈努克親王,賓努親王,德欽巴登頂主席,全國各條戰線上的英雄人物和勞動模範們在天安門城樓子上喝喝茶,看看《紅燈記》,《紅色娘子軍》什麽的,可也沒忘了叫各單位工會組織看《白毛女》,《智取威虎山》呀?可不管組織什麽活動,在民間,元旦就是缺股子熱鬧勁兒。
和過春節比,過元旦總覺得冷清。國人過春節,那股熱鬧勁兒壓都壓不住。就說現在每年春運吧,它創造了人類在短時間內大規模遷徙的世界記錄。前些年,春節北京不準放鞭炮,可把人們憋壞了。一些人憋不住,跑到城外去放炮;在家的孩子踩氣球,說什麽也得弄出個響兒來。直到去年,北京市政府不得不順應民意,重開“炮禁”。要是元旦,人們就沒這麽大勁頭兒。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元旦多發的半斤油票就更沒什麽刺激性了。在我的印象中,元旦好像和一般的星期天沒多少區別,就是多放一天假而已。
現在,中國正在努著勁兒地向西方看齊,聖誕節,情人節等洋節傳入中國,年輕人趕時髦,過洋節,人們過元旦的興趣好像是一年不如一年了,盡管《人民日報》的元旦社論每年照發,能有多少人認真學習現在都成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