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楊
園中草木春無數隻有黃楊厄閏年
|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7月21日18:49 《人物》雜誌 | |||||||||
  著名學者、散文大家張中行 三十而立 八十成名 張中行(1909—2006)先生在吹熄九十七支生日蠟燭後，駕鶴而去。“都市柴門”隨之關閉，“布衣學者”就此遠行。 他與季羨林、金克木被譽為“北大三老”，名聞遐邇。
世人稱張中行為“布衣學者”，是再貼切不過的。清光緒三十四年，他生於河北香河縣一農家，祖上三代都是不通文墨的農夫。六七歲時上學，農忙時便幫家人幹點拾棉花之類的農活。師範畢業後，張中行考入北京大學。1936年北大畢業，一直吃筆墨飯，曾在中、小學教過書；建國後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當編輯，編教科書，偷閑寫點文章貼補家用，數十年如一日在煮字療饑中度過。1956年，他所在的出版社評級，六級以上為高級知識分子，張中行是七級，屬低級。直到耄耋之年，才獲贈一頂“特約編審”的桂冠。稱其“布衣”，是當之又當。張中行在北大讀的是中文，但涉獵的範圍包括國學、哲學、禪學和文學，不僅思考老莊、孔孟，而且研究羅素、培根，著述宏富。謂其學者，名副其實。季羨林評論他“學富五車，腹笥豐盈”，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啟功說他“既是哲人又是癡人。”一後輩學人說得更酷：“不讀張先生的書，不知道他的學問有多大，讀了他的書，更不知道他的學問有多大！” 張中行是一匹老黑馬，沒有伯樂發現他。80歲時，適逢天時地利人和，他獨自闖了出來，獲得了“文學家”、“哲學家”、“雜家”、“教育家”等多頂桂冠。曾有好事者問先生最想要的是哪一頂，他說“思想家”！社會承認與否且不論，事實上自大學時代末期始，張中行便對哲學產生了濃厚興趣。他說他的《民貴文輯》最能體現他的思想。“民貴”，取自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其哲學著作《順生論》引人關注，被稱為“當代中國的《論語》”，啟功譽其為“整個一部《春秋繁露》”。 師恩三疊。張中行的名字是啟蒙老師劉先生起的——學名“璿”，字“仲衡”。據《尚書·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是與天文儀器璣有關的美玉，其意甚好。張中行又刪繁就簡，巧用“仲”去人旁，用“衡”去“魚”，遂成“中行”。恰《論語·子路》篇有“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也算名出有典。 母校難忘。張中行畢生感念北大推崇“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紅樓精神。他所寫北大懷舊的文字,在同輩學人中當屬最多,也最為精彩。大到北大的學術氛圍、圖書館,小至傳道、授業、解惑的國學大師們的身影。紅樓的點點滴滴，無不惟妙惟肖地展現在他筆下。他在晚年自述《流年碎影》中深情地寫道：“北大之所以為‘大’，是靠有胡適、熊十力、湯用彤、黃節、羅常培、沈兼士、馬衡、孟森、錢穆、周作人、梁實秋、朱光潛等等著作等身的名教授。”又說“有的人位高，如蔣夢麟，是校長，可是沒聽說他有什麽著作，在學生的眼裏，不過是上方派來的一個官而已。”是北大培養了張中行深厚的學養，也是北大精神為他的平民思想奠定了基礎。 北大濃厚的學術空氣形成了一股莫名的壓力，迫使張中行往書堆裏鑽，希望日後有所“名堂”。當時北大考古風頗盛，顧頡剛的《古史辨》影響甚巨，還因此成立了禹貢學會。張中行參加了禹貢學會，並撰文刊發在《禹貢》上。他認為“治學是清高的事業，所以要遠離政場。”這一平民意識貫穿了他的一生。期頤之年，有晚學向他討教人生感悟，他坦言：“我這一輩子，一不想做官，二不想發財，就是希望做點學問，看點書，寫點書，安安穩穩地過小民適然的生活。” 北大九十華誕(1988)，請他寫以“我與北大”為主旨的文章。他寫了篇《懷疑與信仰》。他認為北大對他最大的影響，在於一種懷疑精神。“因為懷疑而思考，因為思考而進一步懷疑。”他總說，“老北大比新北大好，因為老北大讓人疑，新北大讓人信。”他欣賞培根的名句“偉大的哲學始於懷疑，終於信仰。”他喜歡向人推薦羅素的《懷疑論集》，並說他是羅素的懷疑主義與康德的理性主義的結合。 “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子路語)張中行大半生為孔方兄所累，在《流年碎影》中，除《拮據之苦》外，以《傷哉貧也》為題的文字竟有三篇。貧窮給他造成了嚴重的精神創傷，日後“就是有飯吃的時候，也常常做沒有飯吃之夢。” 1936年，張中行從北大畢業，時適“而立”之年。然而，張中行，“行也不行”。他非但沒有“立”起來，反而幾乎倒下。“七·七”事變之後，國土淪喪，人心惶惶。盡管他使盡渾身解數，卻找不到一隻飯碗，遑論事業！一日三餐，不時要為升鬥小米，厚顏向人借貸。通常三塊兩塊，少時三角五角。為了活命，不得不“為富人去哄孩子”，搞家教。《傷哉貧也》(一)中有他辛酸的回憶。 1947年，張中行的老家搞土改，富農成分的父母偕家中老少九口擁入他的門下。這對本就有著七口之家的張中行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他唯有四處告乞，高築債台。最後身心交瘁，累倒住院…… 1952年，張中行遭遇了“三五之厄”(三反五反運動)。事因天津民營大眾書店的友人創辦了一本《語文教學》雜誌(國家批準公開發行)，特邀張中行當編委，負責組稿並處理刊務，月酬30元。為貼補生活，張中行接受了。可運動一來，他即被定為“貪汙分子”，被拘押某處，要求交代“貪汙”事實。因無“代”可交，他被以曾與辦刊人談過中小學課本的情況為由，判為“與資本家勾結”，並被停發工資，每月隻有16元生活費。八口之家，人均二元，難以活命。他沒有辦法，熬夜爬格子，用筆名發表，以此賺得三元五元，同時委屈妻子為人做傭工、變賣家中的小物件…… 等到四個女兒都大學畢業後，張中行始不為柴米所愁。 “群動各有適，生生勞昏曉，瞢然順在天，大化淼悠渺。”張中行的這首雜詩可視為他人生觀的真實表達。 他講究“順生”。“文革”中，與那些命喪九泉、九死一生者相比，他是幸運兒。但上世紀70年代在幹校改造的歲月，他也沒能逃過“批鬥再而三”的劫難。一次是他挑水時水桶脫鉤掉到井底，不得已領了支新桶。排長薑某召開批鬥會，確定此事為“階級鬥爭新動向”。其二是1970年清明節前後，一天他已上床睡覺，忽聽屋外有人喊“看彗星！看彗星！”出於好奇，他也出去看了。誰料又有人將此事密報了上去，這也成了“階級鬥爭新動向”。薑某啟發大家批鬥時要“擊中要害”，最後要害被擊中，張中行被定性為“想變天！”這回他再也忍不住了，不卑不亢回敬一句“我不至於這樣無知！”他不服“罪”，自然又招來一陣“抗拒從嚴”之類的還擊。最後一次是業餘時間大家都在讀紅寶書，張中行卻在紙上寫唐詩宋詞。頭頭從他的箱子中查出了《唐詩三百首》和《白香詞譜》合訂本，因此又招來一番審問：“輕視紅寶書，可證無意改造自己，實屬罪大惡極。”無以遣憂，在極端苦悶中，他學會了抽煙。 最令張中行傷感的是，他的“少小離家老大回”，不是榮歸故裏，而是被遣返老家改造。1971年，幹校解散。別人歡天喜地返京與家人團聚，他卻被強行遣返到老家香河，而且一待就是6年。家中老宅早已被征為生產隊隊部，他隻能在昔日拴牲畜的棚屋中棲身。回鄉歲月，雖蒙鄉鄰多方關照，但仍有人認為他是敵我矛盾，應按敵人對待。他被允許參加生產隊勞動，於是年近七十的張中行或背糞筐持糞叉，到田埂間小河旁拾糞，或在軋場中央牽著小驢轉圈碾物……冬日，室內滴水成冰，食宿艱難，孤身一人在香河的張中行想回京小住，還須到大隊部開路條求放行。但當權者不準，於是他隻好枯對饑寒……直至1976年唐山大地震，舊居震成瓦礫一片，上蒼才佑助他結束了這6年蘇武牧羊式的生活。這裏有詩為證： 青衿遊北序(指北京大學)， 白首轉西廂。 稚幼爭窺戶， 糟糠欲下堂(謂妻未同來)。 榻前多鼠婦(家鄉名潮蟲子,寫實也), 天外一牛郎。 默數晨雞唱， 方知夏夜長。 “默數晨雞唱”，晨雞終於“一唱天下白”了。 “美人遲暮英雄老”。1979年1月，張中行回到出版社重操舊業。 自1951年評級到90年代，悠悠40年，張中行級別未變，工資未動。月薪125.5元，退休打折後為94元，亦算“今古奇觀”。1987年，社裏聘他為“特約編審”。古稀之年的他一邊為大田(社)耕耘，編選《古代散文選》(下)、《文言選讀》和《文學常識》，同時又為生計所迫不得不種點“自留地”。張中行從80年代初開始陸續寫了“負暄三種”、《順生論》等。鐵樹開花，竟然枝繁葉茂。他的“負暄三種”自1986年始每隔4年出一本。然而這3本暢銷於世、獲譽甚隆的書，卻並非由京城的中央級出版社來出，而是由偏遠的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豈不令人回味？ 《順生論》等麵世，一時洛陽紙貴，張中行遂“暴得大名”。時年張已八十，於是有“老旋風”之說。 當今中國大器晚成者，應數張中行也。 其人古樸 其文衝和 張中行是從燕趙大地走出來的學人，世事滄桑卻絲毫未能改變他敦厚、淳樸的本色。在做學問、待人、處事以至生活細節上，他都是古韻猶存。 張中行的儀表既不軒昂也不瀟灑，甚而也缺乏學者的那種雍容與儒雅，他是一位實實在在的凡人。但他行為高逸，雖埋身市井，卻“道通天地”，雖側身陋巷，而能“思入風雲”。他講“順生”，但“不偏不黨，不依不傍，不卑更不亢。”他的言行自有準則：“心裏有所疑就說，是自由；聽者不以為忤，是容忍。”“對不同意見，我一是尊重，二是歡迎，三是未必接受，四是決不爭論。” 君子坦蕩蕩。張中行的尊尚師道都體現在“負暄三種”相關文字的字裏行間。但他持論公允，得紅樓“自由”精神，“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以“寫則以真麵目見人”的原則，不視先賢為神，把師輩們凡人的一麵也留在紙上，給讀者一個完整、鮮活的形象。且大多點到即止。隻舉例，不評說，“留白”給讀者思索。 對胡適。胡適任北大文學院長、中文係主任之始，立意整頓，第一板斧是解聘老教授林公鐸。林氏反對白話和新式標點，一直與胡對著幹。胡適一朝有權在手，開刀祭旗的對象是一直反對自己的人，“這不免使人聯想到公報私仇”。 對梁漱溟。對梁氏的耿直、迂闊，張中行認為“由感情方麵衡量，可敬；由理論方麵衡量，可商。有的，說重一些，至少由效果方麵看，還近於可笑。”在理論方麵的一些分歧，張中行自責沒有同梁先生協商，不過他認為責任的一半在他，另一半則在梁漱溟。“因為我深知，對於不同的所見，尤其出於後學，他是不會采納的。”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在《關於吾師》中，張中行說了幾句對錢穆先生不夠尊重的話，以至錢先生的親屬看到後不高興，曾著文為錢先生辯護。盡管如此，張中行仍堅持認為紅樓精神是“講理”，重“證據”，不在其他。對顧頡剛先生的“人格分裂”問題，他也有微詞。他曾坦率地表示：“我不願看到我的老師，為迎合時風而說稍有正義感的人聽了會皺眉的話！” 除了直言指出先生們的“小”處之外，張中行還善於“寓教於樂”，在大話逸聞趣事中，捎出某個問題，讓讀者自己去評品。如錢玄同先生考試向來不批考卷，考卷收齊後，直奔注冊科，扔下考卷就回家。學校刻了個“及格”的木戳，“隻要卷麵有名，就加蓋及格，計入學分”，以至一些學生不認真對待考試。 盡管張中行有著“不宜寫者不寫(即所謂不得罪於巨室)”的信條，但他順著曆史的腳步，對周作人也終於敢說點不同的聲音。繼《苦雨齋一二》(1986)後，他又寫了篇《再說苦雨齋》(1990)，顯然思想解放了許多，說了些“仁者見仁”的話。大概是仍覺太委婉，在1997年版《流年碎影》中，他的表達就要“直”得多。但他“不以人廢言”：“我就不隱瞞觀點，說(舊)詩，意境能邁過古人，散文，意深遠而語平實，衝淡至於不見用力，五四以來，也隻能說是隻此一家。” 仁者愛人。張中行是受人滴水之恩必湧泉相報的。凡他受惠於別人的，他都將賬記在心上。從1937年到1952年，他受3位友人惠助，一心想回報，但這3人中有的已過世，他欲報無門，隻能“長存於心，到蓋棺時還不能還或報，就帶到地下，永世不忘。”與此相比，他援手別人的“數目不小，我都希望統統忘卻。”某次他的一位同事遭竊，很難過。張中行知道後，送他被盜金額的一半，並幽默地說：“就當我們兩人被偷了。”一位鄉下中學生給張中行寫信，說很喜歡讀他的書，但沒錢買，張中行就贈書給他。《禪外說禪》出版後，一位忘年交(書攤主)告訴張中行，一中年女性想買這本書，但沒錢，想用一本成語詞典來換。攤主認為是雅事，換了。張中行聽了，拜托攤主把詞典還了，由他贈了一本給那位女士。十幾天後，攤主告訴張中行，那位女讀者不接受他的贈書，而且自此不再到他的攤子上來了。張中行聽後自責說，自己隻知她寒素的一麵，卻忽視了她的狷介的一麵，傷了她的自尊，頗覺對不起她。 對於向他索字、要簽名、要書的人，張中行是來者不拒。自己寫的字常常裱好後送人，還樂於幫人向啟功、金克木索墨寶、要簽名。金克木一般不給人簽名，他就把筆硬塞到金的手裏，命令他“簽！”但他從不代子女向別人求墨寶，甚而連自己的字也不給。他對子女要求嚴格，對小保姆卻和善、客氣。 張中行對人古道熱腸，對小動物也是憐愛有加。一次他抱回一隻流浪貓，回家後又覺這貓有主人，怕人家找不到會急，於是趕緊出去貼了“招領啟事”。一段時間，他養了許多流浪貓，家裏成了收容所。 對常人熱情，尚不足為貴。難能可貴的是對與他有“過節”的人，張中行也能以德報怨。 他與楊沫共同生活了兩年，終因性格不合而分手。楊沫因上世紀50年代出版《青春之歌》而名噪一時。對書中的“餘永澤”，有人認為是在影射張中行，這對張的處境自然產生了影響。張的妻子李芝鑾認為那是對張的“醜化”，但張卻“沒有在意”，以自己位卑不值得影射等理由竭力排解自己，也寬諒了楊沫。令人感歎和欽佩的是，“文革”中北京文聯造反派找張中行外調楊沫的曆史，當然是希望張中行說她的壞話。“四堂會審，威嚇，辱罵，讓我照他們的要求說。”對此，張中行均報之以冷笑，不肯違背良心，而是實話實說。來人逼他寫文字材料，張中行隻寫：“她直爽，熱情，有濟世救民的理想，並且有求其實現的魄力。”若幹年後，楊沫親眼見到這件材料，心甚感激，給張中行寫信致謝，說想不到他在那時還說她的好話，“對於我的公正表欽佩”。 張中行和楊沫育有一女徐然，是在他們分手後出生的。直至1974年徐然才知道生父是張中行。因女兒牽線，張中行、楊沫後來又有了交往。楊贈張的若幹照片中，還夾有一張當年兩人未分手時的合影。 上世紀80年代末，有位張中行並不認識的人，寫了一篇談楊沫早年感情生活的文章。楊沫認為此人是受了張中行的指使，於是著文申辯，公然指責張“負心”、“落後”、“可憎”。張中行蒙不白之冤，雖心中不快，但仍保持沉默。張認為楊所說“負心”，是“人各有見”，認定“落後”，是“人各有道”。道不同自然難相為謀。 90年代初，張中行的《禪外說禪》出版，楊沫又叫女兒來要，張中行給了一本，扉頁上還題了“供參考”之類的話。兩年後，楊沫出版新著《青藍園》，回憶她一生中的三個愛人，仍用小說筆法。她沒有送張，倒是有好心人給張找了一本。張中行讀罷不勝感慨，“為了浮名竟至於這樣”。這“使我不能不想到品德問題。”有人勸他也寫幾句以正視聽，張中行覺得乏味、無趣，仍然沉默。後隻在一篇《惟聞鍾磬音》的隨筆中，“溜”出一番心聲：“如有人以我的麵皮為原料，製成香粉，往臉上搽，並招搖過市，我也決不尾隨其後，說那白和香都是加過工的，本色並不如是。” 1995年歲末，楊沫去世。吳祖光曾打電話問張中行是否參加追悼會，張說“不”。“告別”一事在張中行看來，或“情牽”，或“敬重”。對於楊沫，他什麽也沒有。他隻能用漠然、沉默來麵對。 謙虛是美德。張中行在這方麵修養很深。他說人一要有自知之明，二要有知恥之心。在他的聲名如日中天之時，仍說自己作文是“塗塗抹抹”，自己的字是塗鴉，“獻醜”。一友人索字，推脫不過，寫了一幅，講好隻留作紀念，不可示人的。可後來他發現友人將他的字精裱裝框後懸於堂室，便自責“隨了大流，現了醜，每念及此，就不能不感到慚愧，以及應世之不易。” 張中行很為半個多世紀前的一件小事後悔。1947年，他助巨讚和尚編佛學月刊《世間解》，登老君堂求俞平伯賜稿。俞先生慨然予之以長文《今世為何需要佛法》。不久，平伯先生函詢稿酬事，張中行覺得很驚訝：一個慣於吟詩“看翠袖，對紅裙，舊情假又疑真”的名士，怎會慮及稿酬這等卑微小事，似有過於看重阿堵物之嫌。這個疑團他一直存在心裏。平伯先生作古後，他在《新文學史料》中獲知俞先生當時生活極其困難，以至許夫人要靠典賣物什度日。張中行晚年對此“感到不安，或竟慚愧”，特作文記下這件小事，“想略申慚愧之情”，以告慰故人。 還有一個令張中行“既悲傷又欽仰”的弱者劉佛諦(劉旌勇)。劉氏是張中行通縣師範的同學，高他兩級，地主家庭出身。同鄉、同學，又曾同過患難的兩人交誼很是深厚。1967年夏的一天，劉在街頭坐等上班的張中行，顯然有話要說，又吞吞吐吐，不敢多談，隻說對前景很擔憂，說完催張中行趕快走。劉佛諦回去後即喝敵敵畏自殺了，臨死前寫了兩封信，其中一封是給張中行的，但寫後又燒了。對於這位死於非命的友人，張中行總是難忘。他追憶舊雨的文字，通常是一人一篇，惟周作人、劉佛諦是兩篇。在《流年碎影》中，不見他與名士們的合照，卻特意選了一幅與劉的合影。 張中行一介寒士，半生坎坷，晚景見晴。到85歲時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自稱“都市柴門”。筆者2004年因組《負暄絮語》書稿一事，與先生有過一麵之雅，對他的“柴門”有深刻印象——沒做任何裝修，小客廳兼通道裏還放著書架，是平常人家六七十年代的居住水平，其儉樸給人的印象十分強烈。書房也不甚雅致，書櫥裏放著一些古玩，多為石頭，像倉庫。一把破藤椅的扶手用塑料繩綁紮著。老式書案上備有文房四寶，書卷氣襲人。他的臥室更為簡陋，被子是五六十年代農家常用的大花被，連疊法也是老式的，床邊牆上還糊著報紙。他對生活的要求很低，請啟功吃飯也隻在樓下的小館子，四菜一湯，喝點二鍋頭，“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有時在外麵吃飯，一根豆腐絲掉在桌上，他都要撿起來吃，席畢若有剩菜，他也很從容地打包帶回去。布衣的他，深知一粥一飯來之不易。 搞笑的是，有一晚輩送他一瓶“人頭馬”，讓他開洋葷。他聽說這酒要值1800元，咋舌不已。想喝吧，一兩就是180元，不忍心下口；送人吧，又怕背上巴結人的名兒；轉賣了吧，又怕人說拿晚輩的人情換錢。思來想去，隻好把這“貴客”束之高閣…… 狐死首丘。對故鄉，張中行的感情是複雜的。他喜聽鄉音，愛吃故鄉的玉米渣粥、豆腐腦。令他尷尬的是因政區劃分的變動，故鄉原先屬香河縣管轄，現歸天津武清了，地震後老宅也沒了，以至“總有找不著家的感覺”。但香河人始終沒忘記他，一些人要求他填寫籍貫時一定要寫香河縣。“我不勝感激涕零之至”，表示有機會“必大書香河縣，以表至死不渝的忠心”，為此他特作《狐死首丘》以表心跡。 “無癖無可為人”。張中行愛喝點小酒(最喜北京二鍋頭)。在幹校喝酒還被批過一次，大概是被人認為借酒澆愁吧。他雅好寫字，還篆有多方閑章；“六代之民”，是說他百年人生所曆；“爐行者”，意蘊較深，當是說他改造時當過燒爐工，有在爐火中“煉”過之意。還有一方叫“半百硯田老農”，那是指他喜歡硯耕，亦愛收藏硯台。再愛的，就是石頭了。先生是雅人，“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雅之生。” 張中行與夫人李芝鑾相濡以沫近一個甲子。李芝鑾大張中行八個月，張中行一直呼她為“姐”。垂暮之年他曾對人說：“我的夫人人品非常好。我們雖沒有卿卿我我，但一生平靜。夫人能忍，無論環境如何，境遇如何，都能泰然處之。”“姐”好在何處？有張中行的詩句佐證：“添衣問老妻”，張中行解釋說：“吃飯，我不知飽，老妻不給盛飯，必是飽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讓添衣，必是暖了。”難怪張中行自豪地說，他是最有資格大寫糟糠之妻不下堂的。 文如其人 張中行為人古樸，尚古風。文亦如其人。他的主要著述有：《負暄瑣話》、《負暄續話》、《負暄三話》；《順生論》；《佛教與中國文學》、《禪外說禪》；《流年碎影》以及語文方麵的《文言津逮》等等。從行文上說，他的文章開頭喜歡旁征博引，下筆千言如行雲流水。不似今人“開門見山”，“直奔主題”。他的行文過程就是“思”的過程。初看上去不見廬山真麵目，但隻要你循次而入，便會漸入佳境，觀出東西南北來。他長於將自己的喜怒哀樂化為一縷縷哲思，融入他對人生的體察觀照之中。看上去是“瑣話”、“瑣事”，但記的都是可傳之人、可感之事和可念之情。平淡衝和，清雋優雅，在不動聲色之間記人敘事。北大憶舊中所寫的人物，雖是散文，卻像小說一樣把人寫活了。數十年來我們所讀的文章，大都劍拔弩張，令人見之生畏，讀之生厭；再欣賞張中行的文字，那樣樸實、清淡，典雅可人，自然便受到了讀者的追捧。 啟功說張氏的“散文雜文，不衫不履，如獨樹出林，俯視風雲”。也有人說張氏散文“少張揚蹈厲之辭，也似乎缺少至大至剛的偉岸氣象，但從他那清新自然如數家珍般的娓娓敘述中，從那貌似拉雜的談古論今、引經據典中，我們可體察到他對攝生治世之道、國家民族命運的熱切關注。”斯言誠哉。 對他的文，周汝昌先生也有貼切的評論：“你從他的文筆看得出，像他論硯一樣，那是外有柔美，內有剛德。其用筆，看上去沒有什麽‘花哨’，而實際上絕非平鋪板敘，那筆一點兒也不是漫然苟下的。”“讀他老的文字，像一顆橄欖，入口清淡，回味則甘馨邈然有餘。這裏麵也不時含有一點苦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