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徐州會戰失敗無人擔責，那蘭封會戰的責任還是要查一查的。
薛嶽是前敵總指揮，要說戰敗薛嶽當然要擔責任。可是實際情況不是自己的部隊不打，而是真的打不過人家。況且戰場比較簡單，過程也不長，薛嶽在指揮上並無什麽錯誤，如果讓他擔責任，也不合適。況且原本是第1、5戰區聯合作戰、結果第5戰區突然崩潰，隻好第1戰區獨立對付可以預期的全部日軍進攻、這本來就不可能啊。
不過還是要找責任，那隻好找找下級的責任吧。
商丘失守是一個重要因素。其實大家在前文都已經看到了，商丘阻擊戰在這個情況下是無法完成的，黃傑在這裏也是盡了力的，即便是死守商丘那隻有全軍覆沒，而且日軍可以一邊圍攻商丘一邊可以繼續向西，那這樣的全軍覆沒有何意義？
商丘的問題要說責任，那隻有孫桐萱的責任較大。戰前軍令部已有安排，可是第3集團軍在商丘阻擊戰的時候全無動作，雖說自己承受日軍第10師團的壓力，但是全無戰場配合實在是說不過去。可是剛殺了人家的韓複榘，現在又要搞孫桐萱，這個幹法合適嗎？
湯恩伯也沒法動，第20軍團是徐州會戰第一功勳部隊，最早進入戰區，最後撤出戰區，此時再指望人家再打一場硬仗，太過分了吧，是不是？
那商丘的事情就隻有黃傑了，撤職！
黃傑晚年有一個《自述》，“猶憶弱冠請纓，白髮從政，幾番風雨，幾度滄桑，個人經曆的事故，實在是太多了，自非片言可盡，隻能就過去工作中每一時期印象較深的，作簡要的記述。”按照黃傑的這個說法，“每一時期印象較深的，作簡要的記述”，那麽這個商丘的事情算不算“印象較深的”呢？
“第8軍的任務，是竭力堵擊商邱方麵日軍西犯，當時圍攻商邱的日軍兵力，約步兵一個旅團、砲兵一聯隊、機械化兵一個營、工兵、通訊、汽車各一個中隊，我第八軍協同友軍，迎擊堵截，奮勇作戰。”黃傑《自述》全文13628個字，關於商丘阻擊戰總共就是這些88個字，而且自己被撤職的這件事，提也沒提。沒提也對了，兩個月後，1938年9月黃傑調任成都中央軍校教育處處長，1940年5月又調任桂林中央軍校第6分校主任，負責軍事教育工作。關於從軍頭轉到80萬禁軍教頭的事兒，黃傑《自述》，“中原會戰結束，抗戰進入了第二階段，國軍的整補，幹部的訓練，任務至為重要，民國二十七年九月，我奉命調任成都中央軍校教育處處長。”
“抗戰進入了第二階段，國軍的整補，幹部的訓練，任務至為重要”哈哈，把撤職說成另有重用，這也是回憶錄的一種寫法啊。
商丘的事情還有一個責任人，第187師師長彭林生。雖說是黃傑最後讓人家一個新編步兵師守衛三天的命令不地道，不過再不地道的命令也不是鬼話連篇的情書而是一道硬邦邦的命令，彭林生是違反了這個命令的。當然，彭林生是請示了自己的軍長李漢魂之後才撤的，不過此時第64軍軍長的命令不能替代第8軍軍長的命令，因為現在第187師歸於第8軍指揮，那麽就是要聽黃傑的，所以彭林生也被撤職，不過很快調任第4戰區傷兵管理處處長。
隨即武漢會戰爆發，李漢魂當然要給彭林生一個機會，任命彭林生被任命為第64軍前敵指揮官，指揮第155師、156師和一個預備師對日作戰。1940年，彭林生任廣陽守備區指揮官。次年春，日軍進占廣東的開平、台山、新會、恩平等4個縣。第4戰區長官公署任命彭林生為四縣自衛隊的總指揮。
1944年彭林生回鄉與蔣伏生、東安王仡組織祁、東自衛總隊。蔣伏生任總指揮，彭林生與王仡任副總指揮。
抗戰勝利後，彭林生解甲回籍經商。1948年冬，彭林生策劃在祁邵一帶起義。為籌備起義經費，賣杉樹、賣田產、賣鋪店共得銀洋6.5萬元，稻穀1380擔。又派人到香港、廣東等地購買武器300多件。後因各種原因，祁邵起義未曾實現。
1949年6月間，中共衡陽工委委派趙琦組建革命武裝。趙琦與彭林生於同年7月下旬在後南橋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湖南遊擊部隊第一縱隊，彭林生任副司令員。彭當即拿出300條槍裝備部隊，並拿出一萬塊銀元做部隊活動經費。在較長一段時間內縱隊的軍需供給由彭林生解決。白崇禧懸賞通緝彭林生，並把彭家一棟18間的新建樓房放火燒毀。
1949年10月8日祁陽城解放，彭林生被任命為零陵軍分區高級參謀。
1951年8月23日鎮反槍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