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田道夫
“非人性教育”導致日本士兵變成了魔鬼
政府的軍國主義灌輸+民眾的狹隘愚昧
今年9月3日，是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日。往事不堪回首，提起抗日戰爭，我們無不對抗戰期間如同禽獸魔鬼的日本士兵咬牙切齒，痛恨入骨。同樣是人類，甚至同樣是黃皮膚黑頭發的亞洲人，為什麽那些日本兵竟能墮落成禽獸？
這個疑問，並不僅僅是我們中國人的疑問。例如在那些富有良知的日本學者中，左翼刊物《教育與人權》主編，對戰爭有切身體驗的津田道夫的質疑無疑最為尖銳。他站在南京大屠殺論爭的前沿，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麽在日常生活中的‘善良的勞動者’‘平凡家庭的父親’‘禮儀端正的人’之類的日本庶民，到了中國戰場會變得那麽殘暴？”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津田於1995年寫下了《南京大屠殺與日本人的精神構造》這本書。書中對日本的“軍國主義”教育及日本大眾的“虛無主義”、“天皇崇拜”等等精神構造作了深刻的剖析與反思。
“我父母親都是學校的教師，我至今記得戰況在家裏也是話題。還是孩子的我，和朋友們一起唱著‘握緊，懲罰的槍和劍’等並不明白歌詞意義的戰時歌曲，學著軍人的樣子度過每一天。到了12月，對‘南京陷落’的期待在日本大眾中愈發高漲。媒體也積極參與迎合時局、鼓吹戰爭的大合唱。”“12月7日，‘祝南京陷落’‘皇軍大勝’的旗幟和大幅標語早早地飄懸於東京各處，政府在12月11日星期六就提早舉行了占領南京的慶祝活動。晚上，父親帶我去看燈籠遊行，大街上人山人海，刻意造成的燈籠的波濤，我今天還記憶猶新。”津田在書裏從不掩飾自己的“愧疚”。“幼時體驗變為痛切的自覺，已是80年代初相當晚的事。我在這時才首次從精神層麵來思考日本民眾在戰爭中的所作所為。如果想到戰爭的幸存者至今仍受著精神和肉體的痛苦，我唯有羞愧。”
津田在90年代寫給友人的信中這樣認識自己的“戰爭責任”：“我既未去戰場，也沒有虐殺中國人，作為個人，自然沒有法律責任。然而，雖然幼小，但作為日本人的一員，直至戰後參加民主主義運動仍沒有自覺；作為一個知識人，在道義上負有不可推諉的責任。這點，對戰後出生的年輕人也一樣。”
非人性教育生產出魔鬼
對其他學者而言，若單從政府的軍國主義觀念灌輸，民眾的自私、愚昧、偏見等狹隘習性，似乎都不足以說明普通良民能在戰爭中淪落成為魔鬼。
在東京的“南京事件七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日本學者吉田裕和能川元一對南京大屠殺的產生背景、戰後日軍對其保持沉默的社會構造進行了分析，稱日軍特質導致了暴行的產生，戰後日本的特殊政治文化環境又令老兵獨自承受精神煎熬。
東京的“南京事件七十周年國際研討會”
兩位學者首先指出，南京大屠殺中表現出的日軍放火、強奸、嗜殺等侵略行徑的常態化不能用連續激烈的戰鬥導致人的情感麻痹、習慣性殺人和由於戰友犧牲而產生的複仇情緒等一般戰爭心理進行解釋，其更重要的原因是日軍“非人性化教育”、森嚴等級秩序下上級對下級人格的否定、戰鬥至上主義指導下的對士兵補給和衛生、休養等要求的輕視。
他們列舉了大量事實證明，日軍對士兵采取了“非人性教育”，認為隻有在“私下製裁”名義下通過暴力手段(含精神侮辱)才能打造出堅強的部隊。在軍內森嚴的等級秩序中，上級對下級的人格進行否定、人性進行壓抑，而士兵積攢在心中的抑鬱在戰爭中轉化為對弱者的欺淩，也就是對中國沒有戰鬥力的普通民眾的殺戮。
在戰爭之初，指揮者向士兵保證戰爭很快就會結束，但戰爭爆發後日軍卻遭到了中國軍民的激烈抵抗，士兵在絕望中產生報複心理，加上先頭部隊很快就失去了補給保障，戰爭犯罪由此產生。再加上軍官對下級犯罪行徑的默許，以及充斥於報紙上的煽動性報導，都對此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老兵精神疾病患病率100%
吉田裕等同時指出，戰中罪行在戰後不僅對受害者，對作為加害者的老兵也造成了深重的心理傷害。一項調查顯示，374名接受訪問的老兵各種精神疾病的患病率為百分之百，其中超過30%的人有抑鬱症，超過10%的人曾有自殺念頭。但日本戰後的非戰政治文化令整個社會對戰爭、軍隊都有很深的忌諱，使得老兵成為一個遊離於社會主體之外的團體。這一狀況則進一步加重其精神負擔。
兩位學者認為，通過對南京大屠殺中殘暴行徑的科學分析有助於人們對戰爭犯罪的理解，增進日本社會對日軍罪行的認知。
日本著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專家、早稻田大學教授洞富雄先生（左）和一橋大學教授吉田裕，於1987年12月訪問南京期間照片。
謝罪與反思
在戰時，日本的輿論報道受到嚴格審查和管製。“南京大屠殺事件一發生，日本政府和軍部領導層即獲得情報並作出了反應。但相關信息被嚴格管製，不讓日本國民知曉。”日本進步學者笠原十九司根據史料發現，這種自上而下的不透明在戰後得以繼續，直接影響了日本人對東京審判的看法，進而影響了南京大屠殺在日本的認知度。日本戰敗後，趁聯合國占領軍未抵達的“空白期”，政府、軍部和軍隊大規模地徹底燒毀、隱藏文件檔案資料。
結果，“史料缺失使從曆史學角度判明南京大屠殺事件全貌工作受到限製。”“很多不明真相的日本國民因此認為，‘沒有可以證明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日本官方史料，所以從未有過屠殺。’、‘外國人的記錄和文獻是反日的政治宣傳，是敵國的戰略宣傳’”，笠原如此說。然而隨著越來越多來自民間(例如一些老兵的懺悔日記)及海外的鐵證浮現，加上日本本身不少進步學者的努力，真相已經越來越清晰。
不少日本學者都曾到訪中國謝罪。例如1998年4月，前述的津田隨東史郎訪華團訪問南京。據知情人回憶，他參觀了南京城內大大小小的屠殺紀念遺址，在遺址前放聲大哭，長跪不起。在南京大學，他的演講稿被淚水浸透，他站在話筒前隻說了一句：“我作為一位普通的日本知識分子向中國人民謝罪。”
話說回來，事實上，類似滅絕人性的大規模屠殺，在中外曆史上都並不少見。例如以下摘錄：
“（清朝廷剃發令下達後，民眾起義。）。。。清軍將領李延齡受李成棟指派，以鐵騎圍城，先殺義民數千。而後，清軍入城，開始屠城，大殺三天，方下令“封刀”————“是兩日天氣晴明，而風色慘淡，空中無一飛鳥，暮皆大雨，震雷轟烈……初八日，王師（清軍）拘掠千艘，載虜獲西去。約計城中男婦踰垣得出者，十無一二。巧掩得全者，百無一二。驟遇炎雨，屍皆變色……其死亡狀，有倚門、臥床、投閣、扳檻、反縛、攢捆、壓木柱、斬首、斫頸、裂肩、斷腰、剜腸、陷胸、肢解、才磔種種之異，以至懸梁掛樹，到處皆是；井坎池潭，所在皆滿，嗚呼慘矣！”（吳偉業《鹿樵紀聞》）
“由於李成棟（曾是李自成起義軍將領，後降南明，順治二年再降清，後再降最後一個南明政權，直至在抗清中戰死。）的弟弟李成林在此之前在一江伏擊戰中被殺死，出於野蠻的報複之心，他下令部下屠城。“（李）成棟持刀，下令屠城，約日入後聞炮即封刀。時日暑正長，各兵遂得悉意窮搜，家至戶到……”（吳偉業）。
“清軍受命，挨家挨戶，小街僻巷，無不窮搜。亂草從棘，必用長槍亂攪，一心要殺個雞犬不留。當時的慘景，有親曆者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略》作證：“市民之中，懸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麵者，斷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猶動者，骨肉狼籍”，一幅活的人間地獄圖。
“清軍遇見年青女人，就當眾白晝輪奸。如遇抵抗的婦女，這些人形獸物就用長釘把抵抗婦女的雙手釘在門板上，然後再肆行奸淫。
“一頓殺戮過後，李成棟屬下四處劫掠財物。他們見人就喊“蠻子獻寶”，隨手兜頭一刀，也不砍死。如果被砍人拿出金銀，清兵（其實是前明軍）就會歡躍而去；那些腰中金銀不多的居民，必被砍三刀，或深或淺，刀刀見骨。當時，“刀聲割然，遍於遠近。乞命之聲，嘈雜如市。。。”
而這，隻不過是發生在比較近代的其中一樁而已。中國從每一個朝代的末期到下一個朝代的建立為止，人口損失輕則十之四五，重則十之七八；有些朝代初建時，人口隻剩上一朝人口高峰期的十分一而已。
發生在整個亞歐大陸上的屠殺亦然。例如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在開疆拓土中，屠殺2億人口的記錄在《世界吉尼斯記錄》85年版。其中漢族被屠殺約6000萬，甚至超過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直接傷亡人口（累積約4500萬人）。然而，至今很多人仍隻崇拜成吉思汗開疆掘土的所謂“豐功偉績”。
我們不僅銘記曆史，更應吸取教訓，杜絕未來悲劇的重演。
美國曾經做過一個著名的心理實驗，其實驗結果產生了一個心理學名詞“路西法效應”（*）。該實驗把參與者隨機分成獄警與囚犯兩組作角色扮演，給予逼真的環境。實驗原本打算持續14天，然而實驗開始不久，就因為發展趨勢過於殘酷，虐囚現象嚴重得令人吃驚，而在實驗5天後就不得不提早結束。
實驗發現，其實僅僅是給予參與者一個角色與情境的安排，並默許“獄警”的權力淩駕於囚犯不受約束且是正當的，那些扮演獄警的普通人就已經演變成為魔鬼了！
要杜絕悲劇，怎樣的政府導向，怎樣的人性教育，怎樣的權力監管，方方麵麵都不可忽略啊！
* 路西法，是西方宗教中原本的一名大天使，卻墮落成為魔鬼。
關於“路西法效應”的實驗
http://baike.baidu.com/view/1770612.htm
延伸閱讀：
良知揭真相
http://whb.news365.com.cn/tx/201412/t20141213_1515663.html
